追随智慧-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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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同心拼图”，用通俗一些的话来说，也就是让电脑在三维场景中漫游。以往科学家实现视频的立体图像，总要先做出实物模型。但是自从10年以前罗杰．瑞迪告诉沈向洋，用一台照相机照下周围场景放进电脑，468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沈向洋的想法是，当摄像机对四周拍摄时，任何一个点都是一个同心圆圈。将这一个“圆圈”的无数照片拼接起来，就成为一个“同心拼图”，再将不同圆心的“圈”一个一个地连接起来，做到连续漫游。其理论上的成功之处，是把“全光函数”从“四维”减少到“三维”。内行人全都为此惊叹不已：对于计算机图形学的研究来说，能够减少“一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它把一个复杂物体大大简化。简化需要一种才能，也即举重若轻。外行人只要知道下面一种对比，就可以知道其价值所在：倘若一个四维物体的数据是100兆，那么减少“一维”之后就只有1兆了。
“一个人做事情，要让人家记住你做了什么。”沈向洋说，“像‘同心拼图’这个东西，人家至少记住10年。”
他说他要带着自己的“同心拼图”到敦煌石窟去，然后在电脑中实现敦煌石窟的“连续漫游”，还要制成光盘，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比尔．盖茨一份。他说这话的时候，流露出年轻人容易有的那种沾沾自喜。看来他的敦煌之梦不是没有成真的可能。因为这整个秋天，中国报界都在不断张扬他的成就。新华社的消息说，“沈向洋发表最469新研究成果。”《中国计算机报》开列一行大字标题：《图形学领域国人又突破，沈向洋演绎“同心拼图”》。《电脑报》说：“这是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最高水准的研究工作。”《计算机世界》则试图把沈向洋的成果与中国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它的消息说：“微软中国研究院初获成果。”不过，说老实话，沈向洋的“同心拼图”，99％的工作是在微软雷德蒙研究院做出来的。那时候微软中国研究院还没有成立呢。所以，说是“微软中国研究院初获成果”，让知道内情的人看来，难免有“掠人之美”的感慨。
但沈向洋坚持认为，他在北京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了在美国的成果。现在他手上的9个项目，就全都是来到北京以后做的。此人脑子里总有无数与众不同的念头，过去在美国，他只是一个“六人小组”中的一员，单枪匹马，空有一堆好思想，却怎么加班也来不及实现。自从来到北京，情况可就完全不同。这里有一大堆人，就是缺少好思想。他把自己的想法挑挑拣拣，找出最精彩又最急迫的分给众人。柴金祥做“通过平行投影实现三维重建”；徐迎庆做“纹理合成”和“布的运动”；林宙470辰和他一起做“采样问题”。后者是他最得意的一篇，也可以说是“同心拼图”的一个续集：你要拼图，可是你到底需要多少幅图片呢？5万幅？50万幅？还是500万幅？也即“采样数量”的问题，迄今为止始终没人能说清楚。大家全都是多多益善，结果造成巨大浪费。沈向洋试图找到一种方法，能够在任何情况下确定最合适的采样数量。
说到“多多益善”，姜昆必有同感。这位相声演员最近几年说的相声每况愈下，似乎是因为有点移情别恋。
他喜欢上了因特网，还用极大精力开设了一个“名人网站”。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伊始，他就跑来寻求合作。沈向洋小组正在想方设法提取“人的表情”，而姜昆希望网络不仅记录自己的声音，还能留下自己的笑脸。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开设一个新的项目，叫做“姜昆动画”。研究人员希望通过某种手段，在电脑上驱动人的表情。这中间最困难的是提取表情信息，把表情数字化。比如姜昆在台上有说有笑，这是一个过程，每个人都知道，嘴角向上是笑，但向上多少才是笑呢，人一看即知，机器就很难搞清楚。
471事情就是从“多多益善”开始的。研究人员为姜昆连续拍了55000张照片。包含了“姜昆之笑”的每一个细节，精心对照。惊讶地发现，数万“笑脸”中，其实最具代表性的只有13种。他们请来美工，将这13种经典的“姜昆之笑”画成漫画。姜昆看了自己的“笑”，说是“有点像赵忠祥”。但研究人员不管像谁，他们的目的是用数字语言表现笑，至于是谁的笑，无关紧要。
事情交给工程师李岩来做。这小伙子做事精细，不苟言笑。但“姜昆之笑”现在就需要这样的人。李岩首先要做的是，在电脑上为姜昆定义“笑的起始点”，然后延续下去，在姜昆笑到每一个关键的时候，确定一帧图像。这样，姜昆的一次笑，就让李岩定义了150帧图像，连接起来，就成为150个表情的过渡。
在完成了第一步之后，李岩希望用语言驱动嘴型，也就是让姜昆的表情与声音同步。他在每一个关键帧上，寻找表情的变化，依据线条的运动确定关键点，一个嘴是10个点，一个眉毛有5个点。又将每个点之间用曲线连接。所谓驱动表情，是驱动这些点，由点驱动线条，造成脸的运动。
472但是事情还没有完，李岩的最终目的，是全自动的图像驱动。他要通过声音来驱动表情。比如说到“姜昆”
的时候，要让机器识别出嘴型的变化，呈现在图像上的嘴型，也须慢慢张开。这是声音驱动嘴型，最后驱动表情。
沈向洋承认，“表情的控制非常难。”李岩还有一系列的问题没有解决。但姜昆已被这样的工作迷住了，他说他要将这“数字化的笑容”放在“名人网站”上，还希望，有更多名人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放到他的网站上和公众见面。
11月中旬“龙苑会议”结束的时候，所有研究都已接近尾声，5篇论文开始最后的润色。这以后，是“拚死拚活的两个星期”。沈向洋在下属耳边喋喋不休地说着这些话：“你的新东西在哪里？”“为什么你要用这个方法？”“这张图是怎么回事？”“这个公式怎样得出来的？”“为什么你不把别人已经用过的方法检验一遍？”“你有确凿无疑的结果吗？”“最重要的东西：数据，数据，还是数据！”他不客气地指责下属以英文写就的文章473“一塌糊涂”，还说简直“惨不忍睹”。他拍着桌子说：“论文怎样才叫好。我看你们全都不知道。”又指着柴金祥的文章说：“你自己懂了就行了？我都看不懂。国内老师就是这样训练你们的？”“死亡线”日愈临近，但他觉得有必要让所有人从头学习英文写作。他转身跑到美国去，买了一大堆如何用英语写论文的小册子回来。又在两个星期里面把柴金祥起草的论文修改了无数遍，出了5个版本。12月1日，改到凌晨3点钟，12月2日，最后一个晚上，通宵达旦，改到凌晨4点钟。他说他改文章真是“呕心沥血”，连妻子陈家恩也被他请来帮忙。（他说：“她的英文水平比我好，我所有的文章都是我太太给我改的。”）还希望他的下属在写完几篇论文之后能有进步，因为“做学问还是要看你的文章”。不过，很难说他的下属真的能够体谅他的良苦用心，他们都说他是“疯子”，反问道：“为什么为了一篇文章这样拚命？”他说：“我从来就是这样。很刺激，很过瘾。”
下属说：“我们从来没有为一篇文章这样拚命。”
他说：“最后的拚命，就是为了把事情做到最好。你474咬咬牙，就过去了。你已经做了这么多东西，为什么不咬咬牙？也许就这一点决定你的文章能不能被接受。”现在到了12月3日，沈向洋小组真的完成了他们的9篇论文。“我很自豪，”他说，“这一年有这么多论文，到明年4月就可以知道发表几篇啦。”稍停片刻，又说：“如果我们每年都出几篇文章。我们这里就能成为亚洲最好的图形学和视觉研究中心。”他的十几个下属这时候全都松了一口气，觉得可以获得几个星期的喘息。然而沈向洋却不愿稍有懈怠：还有一个更加重要也更加权威的会议－－世界计算机图形学年会，在前边等着呢。
“全世界有上千名教授和博士在图形学领域里东奔西忙。而每年这个会议只能发表40篇文章。”他说，“想想吧，能在这里出一篇文章，是一件多酷的事。”他宣布：“下一个‘死亡线’是2000年1月13日。我们必须拿出6篇更加精彩的论文。”他倒没有想着李开复反覆提起的向比尔．盖茨报告475的事情！所以难免有人说，他的研究方式正是重长远而不重眼前，重基础而不重产品－－这与副研究员的想法挺对路。
副研究员的懊恼1999年11月25日，也即“龙苑会议”结束之后两个星期，李开复开始了他那个“心平气和、但没有人会笑着出门的谈话”。演讲的题目叫做《对副研的期待》，这是一连串演讲的第一个。此后半年中，又有：凌小宁：《如何在微软获得成功》陈宏刚：《有效的交流与反馈》王坚：《中美科研文化的差别》李开复：《精彩演讲22秘诀》凌晓峰：《如何撰写科研论文》李开复：《软件产业及微软文化》张亚勤：《论文是怎样被审读的》李开复：《什么是微软重视的研究》沈向洋：《基础研究如何选题》476张宏江：《怎样把科研成果转换成产品》演讲一律选择在午餐时间，一律选择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指南厅”中，演说者一律站在前台慷慨激昂，聆听者一律嘴里嚼着肯德基汉堡包手上做笔记。开始的几次，只有研究院的几十个员工参加，但消息渐渐在中关村传开，以致附近高校的学生也纷纷赶来。到了2000年的春季，每逢演讲之时，有50个座位的“指南厅”，就会挤进来将近100人，很多人站在走廊上，还有人席地而坐－－无论是那些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还是那些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全都一样。大学生们回到校园之后还在啧啧称奇，都说这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大文化特色－－午餐文化。其中一个学生写道：“那场面很有些让人感动。”与一年以前明显不同，李开复现在对面前这些中国青年有了更多的了解。所以他的第一次演讲是从现实矛盾开始，而不再仅仅是一种激情和理想。
他一上来就提到研究院刚刚完成的一项调查，说这次调查的一组数据，明白无误地展示了研究院目前所面临的矛盾：47760％的研究员认为，“6P”之中最重要的“P”是“对产品的影响力”（技术转移），而副研究员中只有5％的人同意这样的看法；65％的副研究员认为，“6P”中最不重要的“P”是“对产品的影响力”，而研究员中只有8％的人同意这样的看法。
这样的对比实在鲜明，李开复当场承认，这在他的意料之外。但正是这个“意料之外”，促使他开始尝试，从另外一个方面理解这些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
那个下午，他把自己想到的几行字显示在“指南厅”
的大幅屏幕上：副研究员今天的懊恼：1。不够长远，不够基础。短期的、为支持产品的研究。
2。太多杂事，还要编程。繁杂的数据收集、整理。
3。不够自由，管得太紧。本以为可以有空间时间来做基础研究。
4。除了方向，还应考虑我们的兴趣。
478应当承认，演讲的确别开生面。李开复第一次试图站在科研之外的角度来理解他的下属，也是第一次解释他的一系列被人误解的思想。他说，开放式的研究环境，就是“引导但不控制”，“不是可以任意做任何研究”。又说，所谓基础研究，就是那些在5年后能够成为市场主流的技术。还特别说明：“5年是很短的时间，你们想想吧，仅仅技术转移就要1…2年。”看来他想纠正副研的某些心理倾向，所以苦口婆心地将基础研究和产品转移联系起来：“对产品的贡献是将来最重要的贡献。研究院长期的惟一成功是‘对产品的影响力’。”“不做对公司没用的、或者影响力小的工作。”他还进一步解释说，这并不是他在调整研究院的科研方向，而是公司一贯的方针。
“为什么如此在乎‘产品转移’呢？”他自问自答：这是“不申请经费的代价”，也是证实基础研究的价值的机会。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机会，那么，“失败的惩罚是绝迹”。
关于“基础研究”的问题，在希格玛大厦之外已经成为一个舆论焦点，在希格玛大厦里面也在潜移默化地发挥影响，所以它在1999年的秋天，也即研究院成立一479周年的时候，成为李开复的一个不厌其烦反覆陈述的话题，看看他在电子显示屏幕上开列的排比，是颇有启发的：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