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智慧-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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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同步运行，每一只拇指都不能离开棍子。游戏显然与会议主题毫无关系，“小组”均为临时组合，组员并不相识，但他们一下子就激动起来，群起出谋划策，共同商讨以怎样的方式达到目标。凌小宁小组的8个人，先是决定将拇指分别集中于棍子两端，同时下移，结果失败。然后又设想让两端交替下移，结果仍然失败。但他们在另外一个游戏当中获得了成功。那游戏要求8人排成纵向队伍，人与人身体之间置一篮球，后面的人须以头部力量，借助前一个人的身体将球顶住，然后大家一同行走，篮球却不能落下。众人在一番争执之后，决定以“齐步走”的办法进行第一次实验，失败。第二次实验则由最后的人最先起步，前边的人感觉到身后的压力时再移动359身体，一个接一个，结果又是失败。最后一次，大家决定改变顶球的部位，后边的人用头将球顶在前边一人的脖子后面，使其头部具有前后移动的余地。大家屏气凝神，终于成功地向前移动了。这一成功与公司的科研和产品显然没有直接关联，但却仍然在人们当中引起由衷的惊喜和欢呼。谁也没有说什么“团队精神”之类的大道理，但每一个人都在其中经历了与他人共同解决一个难题的过程，并且体会到成功的愉快，主持者也达到了目的。
“我们有一个说法，只有团队成功了，个人才能成功。团队失败了，个人做得再好，也是失败。”凌小宁这样说，“一个人的智慧总是少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团队的智慧要比团队中任何一个个人的智慧大得多。小组是微软的细胞。小组与小组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小组之间，都是团队。一个人有问题，就会找大家，说我想这样想那样，你们想怎样。总要想方设法，把每个人的智慧挖出来。中国人总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实际上常常发生‘三个诸葛亮顶不了一个臭皮匠’的事情，就因为不是一个团队。”360李开复显然觉得这些话挺中听。他的目标是，“做到世界最好，甚至比美国人在美国做得还要好”。但他知道自己这支队伍的力量有限，不可能像微软在雷德蒙和剑桥的研究院那样，有那么多“图灵奖”的获得者，那么多“大腕”。像他和张亚勤这样的研究人员，在希格玛大厦已经给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了，但在雷德蒙研究院，“可能还有一打”，即使是剑桥研究院，也有好几个。他的策略，一个是不鼓励自己的队伍全面出击，只挑选一些最适合自己做的领域；另外一个就是跨小组的结合。他对大家说，他希望“跨组的协作是1＋1＝3。合作的力量更大”。他也懂得，一个人在没有获得“大奖”没有成为“大腕”的时候，通常更加容易合作。“我们的每一个人不见得会比美国研究院的人优秀，但我们的小组更团结。我们这50个人，当然不可能比雷德蒙的500个人做得更好，但是我敢说，不比雷德蒙的任何50个人做得差。”他有一次对手下人说，“再过两三年，我们就能够证明自己的方向是对的。”期待的事情虽在两三年以后，却要从现在就开始努力。所以，李开复总是怂恿凌小宁把微软文化中的“团361队精神”写成一篇文章，“这样就可以把下一期的‘开复话题’变成‘小宁话题’了”。他这样说。凌小宁说他写中文特别吃力，但他同意在适当的时候专门讲一次微软公司的“团队”。他做了精心的准备，一讲就很精彩。那个中午他有很多名言，容我们稍后再叙，现在仍需回到希格玛大厦的现实中来。
给孩子一个自信，比给他一大堆知识都重要就单个人来说，研究院的每一个都不能说是超人。
除了李开复、张亚勤、张宏江和沈向洋之外，其余50多人都不能说已经能同世界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家相比照。
他们不是缺少足够的聪明，而是缺少在世界科研领域最高水平的角逐中一争高下的眼光、胆识和方法。在1999年的夏天，至少张宏江和沈向洋两个人就是这样认为的。
那一天张宏江刚刚来到希格玛大厦就任。沈向洋对他说，他看了国内这些博士的毕业论文，“难过得都想掉眼泪，这么好的学生，怎么就做出这样的文章呢？”张宏江把这种令人伤感的情形归咎于科研体制。在他眼里，“国内一流学校一些导师的心态和研究方法，很像国外二流学校。”他还怀疑，“围绕在某些教授头上的所有光362环是不是真的？”从许多方面来看，张宏江是一个已经“美国化”了的中国人。他有一副相当生硬直率的性格，说话咄咄逼人，直截了当，出语惊人，自负甚至有些狂妄，似乎从来没有想到会得罪什么人，也没有想过要为自己留些余地。他出生在武汉，未及成年便随父母下放到河南叶县，也即中国古代寓言“叶公好龙”中叶公居住的地方。阅读《青春之歌》、《幻灭》、《白宫岁月》、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之类禁止公开发行只供“内部参考”的书籍，是他在中学时代躲避虚假道德世界和打开真实胸怀的办法。1999年夏天他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时候，已经在国外辗转13年，由丹麦而新加坡，又到美国加州的硅谷。
1994年他第一次回国的时候，最向往的职业是到清华大学当教师，但这次回来，感觉不同了。“绝对不行。”他这样说。还公开奉劝国内的学生：“别在国内读博士。你有本事，就到国外的一流学校去。将来你要回国效力，那是另外一回事。”他甚至不惜把自己的看法推向极端：“在国内的科研环境中呆的时间越长，越不行。”又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说他就是先出国读博士然后再回来报效363祖国的。说到回国，他又特别讨厌记者们往他脸上涂抹“爱国志士”的色彩，还为自己的“不那么崇高”列举事实。“我是第一个直截了当地提出收入问题的。”他有一次对一位记者说。当时李开复告诉他，回到中国之后的工资待遇，第一年是美国水平，第二年砍掉一部分，第三年和中国国内的工资拉平。张宏江没怎么想就拒绝道：“开复，你听过哪一个公司减工资的？”李开复老实地说：“没有，但公司的政策就是这样。”张宏江坚持说：“如果这样，你不能指望从国外找人回来。”对于一些人满嘴冠冕堂皇的豪言壮语，他从不掩饰自己的不屑：“微软的股价要是一年不涨，这些人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此后微软中国研究院中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人，都能拥有一个还算满意的薪金待遇，应当说与张宏江的这些谈话不无关联。
张宏江随着父母来到叶县“五七干校”的时候，才11岁。那是“文革”中间专供知识分子和干部劳动改造的地方，也就是“牛棚”，大约是取“牛鬼蛇神住所”之意。父亲是电子部下属一个工厂的技术工人，母亲也是一个工人，既非知识分子也不是干部，更与牛鬼蛇神不364搭边，但组织上一声令下，就去了。1973年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时候，张宏江也有机会到县城的中学里去开创一连串“第一”。他后来回忆：“那是我第一次上比较正规的学校，也是我第一次经历严格的教育。”在第一次正规考试中，他得了第一名。最重要的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潜力，而且是突然意识到的”。
但几个星期之后风云突变，临近的驻马店市有一个女学生自杀，报纸上引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造成的恶果”。大批判的高潮再度掀起，干校扩大了，工厂也扩大了，工农兵再次响亮地呼喊着口号占领“上层建筑”，惟有正规的学校在沉寂。张宏江离开了给他带来那么多“第一”的县中学，回到父母工厂的学校去读书。这里学生很少，但老师可以给学生更多的自由读书的时间。语文老师似乎格外眷顾这个考试总是“第一”的孩子，他也在这种眷顾当中巩固了自己的信心。那时候这孩子树立了自己毕生的信念：无论做什么，自己必能超过别人。
对于今天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或者“恨铁不成钢”的老师来说，这些往事也许能够证明一件事：给孩子一个自信，比给他一大堆的知识都重要。
365张宏江瘦脸宽肩，有些谢顶，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如果不是1977年的恢复高考，他也许永远没有机会对那些教授和博士指指点点了，他的“自信”也就只能造就一连串梦。那一年，他考进郑州大学电子专业。
他还没有建立起抨击别人的习惯，而只是对自己格外苛刻。那些年大学里的气氛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大学生们都在比谁身上的衣服是什么牌子，谁会玩，谁最能挣钱。那时候张宏江的班里汇聚着连续12年的中学毕业生。张的年龄最小，17岁，而同桌的那位，已是一个8岁孩子的父亲。张宏江对大学生活的最深印象，是特别珍惜时间：“头两年，根本不记得有过哪一次出去玩了。
后两年也没有哪一天过得特别轻松。白天晚上是学习，星期天也不出去。如果哪个晚上看了一会儿电视，就觉得浪费了时间。直到现在，还有这个习惯。“这些记忆是属于那整整一代人的，空前绝后。他的父母认为他真是走运，他的儿子将来或许会说他真是倒霉。但他本人从来没有这么些患得患失的念头，只是觉得郑州大学是一个”小庙“，甚至就连整个中国也难能容下他的”自信“。1986年他终于得到一个到丹麦去留学的366机会，他犹豫再三，觉得丹麦太小不足以容身，后来挺委屈地去了这个北欧小国，但他在那里很快领教了西方的文明。房间窗明几净，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平这么干净的玻璃，就像什么东西也没有似的。清晨走出去，空气湿润而新鲜，街道宁静，绿草如茵，好像任何东西都没有被践踏过，也都没有被人摸过，让他不禁想起安徒生小说中的童话世界。他就读的这个电子工程系是整个欧洲最好的系。初来乍到，”就像乡下人进城“。”学习用品和办公文具随意拿，免费，而且全是很厚很好的纸张，很漂亮的笔，还有复印机。所有的办公室都用一把钥匙开门，没有专人守卫，也没有报警系统。“导师与他的父亲同岁，有些瘸，满头白发，把毕生心血倾注于格陵兰岛的淹没在海水之中的部分，还研究北冰洋上冰雪覆盖的山峰（那里有一个山峰就是他发现并且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自称终日呕心沥血，”就是为了了解自然“。他的研究也许永远没有商业利益，但他在学术界拥有很高声誉。他和学生的关系平等，爱开玩笑。当他进门的时候，学生从来熟视无睹。讨论问题的时候，学生可以仰面躺在沙发上，而他自己却站在那里高谈阔论。这些细节给张宏江留下的印象，甚至远远超过了这个国家的富367裕。不过，导师对东方国家抱有偏见。
他每年都想办法从东欧招一两个学生，并且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目的是让东欧人看看西方的文明。他很傲慢，从不轻易夸奖人。但张毕业的时候，他说，他没有想到张用6个月的时间就能完成论文。还说，他教了这么多学生，只有两个学生懂了他的极化理论，张是其中一个。
导师在张宏江身上第一次发现东方人的智慧，希望张留下，还说张是他想要留下的第一个东方学生。张认为丹麦是个“小庙”。他对欧洲的感情也挺复杂：欧洲人生活和做学问都很从容，看不起美国人，认为美国人是暴发户。他们可以对你很礼貌，但骨子里还是很傲慢，排外，不是特别欢迎外国人。“你要是生活在他们中间，他们表面上不会反对，一些朋友也会帮你的忙，但那是作为个人，至于整个社会，你会感觉到在拒绝你。”他去新加坡的一所大学任教兼做研究，那是90年代初期的事情。那时候，海外的留学生大都在观望和等待。
对这些人来说，最麻烦的事情是，手上的护照眼看就要到期。这给新加坡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那个国家正368费尽心机地在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注入高新技术，却苦于没有人才，现在突然发现有这么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彷徨无措，觉得真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
新加坡人挺聪明，知道若非这种时刻，以他们国家的技术层次和研究水平，不会有多大的吸引力。于是赶紧制定特殊政策：为这些中国学生提供新加坡“绿卡”，还有免费的住房和优厚的薪金。那些日子，欧洲和美洲的中国留学生中传播着一个消息：“到新加坡去，飞机落地就有绿卡。”这是真的。而且的确有很多中国人去了新加坡，张宏江也去了，他还记得刚到新加坡那年，在大街上随处见到中国人。但后来他听说新加坡在3年中招去了1000多个中国博士的时候（国立大学有300多个，南洋理工大学也有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