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智慧-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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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简单也最难实现的两个理想20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年轻人中正在兴起一股力量：相信才能，相信智慧。他们眼睛里面的“伟人”和他们的父辈眼睛里的“伟人”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父辈活跃的那个时代，权威和政治表现被看得高于一切，这与他们的想法几乎背道而驰。即使在最和谐的家庭中，儿女还是会对上一代的意识形态情结不屑一顾。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人才反馈理论”，在越是年轻的人身上，就越是可能得到验证。
1999年1月底，张亚勤到美国出席一个多媒体技术172大会。这样的会议每年一次，会场集中了全世界多媒体领域的精英人物。熟人相见，彼此问候。张亚勤再次成为人们包围的中心。这倒不是因为他是大会主席，而是因为他回到中国的消息传了出来。过去一年里，张亚勤一直都是多媒体世界“小人物”心目中的英雄。有如李劲所说，大家“与其说是相信中国；不如说是相信张亚勤的选择”。那时候李劲是日本夏普公司美国分公司的研究员，同样对“张亚勤的选择”感到惊讶。5年以前，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认识了张亚勤，从此便在心里把这个人当作榜样，现在听说张亚勤去了微软，去了中国，脑子里面第一个反应就是，“哟，张亚勤去了！”然后是第二个念头：“他为什么想要回国呢？”
他说他之所以对回国的念头感到惊讶，是因为国内的研究水平太低，在任何一个国际会议上，没有什么高水平的国内的论文：“咳！也别客气了。不是‘没有什么’，根本就没有。”他说。这是他当初想要出国的“最重要的原因”。他始终认为国内并不具有激励他向上的环境。不过，就从这一天起，李劲的想法变了。他说：“我并不了解微软中国研究院，但我了解张亚勤。我相信他的选择173总有道理。”李劲在清华大学好几届学生当中享有盛誉，还是上海中学生们崇拜的偶像。他出生在上海，但却没有江南人那种纤弱的样子，身高体胖，宽肩膀上顶着一个硕大的脑袋，脑袋里面汇聚着各种新奇的念头。当他把两只手伸到后面抱住头仰面朝向天花板的时候，也就是他的新思想不断涌动的时候。他喜欢在说话的时候伸展四肢仰在靠背椅子上，还喜欢把他的各种成就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当他在1999年6月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时，报纸上出现了一个让整座城市的孩子为之着迷的题目：“电脑娃娃回来了！”他的“电脑娃娃”的称誉，与邓小平有直接关联。
那是在1984年，邓小平到了上海，李劲在电脑上展示了他的编程技巧。邓小平摸着这孩子的头说了那句著名的话：“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
那时候李劲才13岁，已经是上海少年宫里一个挺出名的电脑迷。那时候少年宫的计算机都是人家捐赠的，用金星彩电做显示器，分辨率很低。不过，李劲第一次看见它的时候，特别兴奋。“做一个航模要好几天，还要174花很多钱。但在计算机前你不用花什么钱，只要动脑子，立刻就看到你的想法实现了。”李劲后来回忆道。他在12岁那一年编出了他的第一个程序。那是一个高射炮打飞机的游戏，大约100行。他聚精会神地写了两天，然后叫来很多孩子，得意地在电脑上显示自己的创造。
那时候大多数孩子都把时间用在考试上。智力过人的孩子去参加课外的竞赛，但也都是物理化学数学之类，他们要依靠这个上大学。计算机不仅不是什么主流，而且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计算机是什么东西。李劲的父亲也不知道。不过，当李劲第一次给他描述计算机的时候，他也着了迷，从此便鼓励和支持李劲在计算机领域中的一切热情和希望。
第一次参加全市的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李劲获得第一名。于是他和另外几个孩子一起组成一个更高级的培训班。他在这里遇到了他的第一个计算机老师王松赞。
他是上海一个工厂的技术员，也是少年宫里的职业指导，上海市80年代涌现的无数“计算机娃娃”几乎都和他有缘。
邓小平来少年宫参观的那天，李劲演示了他做的程175序。他只记得那是一个火箭，对于其他的事情就全都不记得了。他后来看到一段录像，证明邓小平当时的确和他在一起。邓小平看完他的表演，站起来和他握手，问他几岁，他说13岁。录像到此为止，至于邓小平摸着他的头说出的那句话，录像上竟是没有。李劲说，那是他的老师王松赞后来转述的，“所以我就认为这是真的”。
记者们也相信这是真的，在报纸上广泛传播。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句话为李劲所在的少年宫和上海中小学带来极大好处。李劲发现，他周围的电脑设备一下子多了起来，孩子们学习电脑的热情暴涨，他不知道的是，全国都在流传邓小平的那句话，上海以外的孩子们，也在纷纷奔向电脑。
李劲出名了，当然这不仅仅是由于邓小平摸了他的头，还因为他的确具有“神童”的天赋。他参加了无数竞赛，拿到很多奖。但是他说他从来不为这些赛事做任何准备。“竞赛的准备是零，”他说，“不做什么题。竞赛就是反应快。不是靠做题，是靠天赋，靠心情平静。心态比你做1000道题还重要。”他讨厌学校里没完没了地讲同一个东西。他的体育176很差，跑不动，跳不高，但对知识的悟性极高。他看出课堂上的新知识其实不多，老师嘴里说的很多东西，不过是同一个知识点在不同场合的应用。你灵活的话，就能举一反三，不灵活的，就只好不断做题。他说：“掌握了这个窍门，一个‘笨孩子’就能变聪明。一个聪明孩子就能成‘神童’。”他在初中的时候学了高中的课程，在高中学了很多大学的课程。16岁那年，他就免试进了清华大学。
然而这个天赋极高的年轻人终于遇到了难于排解的烦恼。
他选择了电子系的图像专业，仍然是他那个圈子里面最优秀的学生，他用三年半时间学完了本科和硕士7年的课程，又用三年半获得了博士学位，像他的同学说的，也像报刊上广为传扬的，他是“清华园里的神奇小子”。可是他却发现，他的一连串“优秀业绩”，不过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
严格说来，让李劲烦恼的，不是有了什么麻烦，而是没有什么麻烦。直到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还没有看到一篇像样的关于图像的论文。“大学毕业了，可是如果有177人要问我：图像编码是什么东西？你在研究的是什么？
我会说，我不清楚。“到了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决定遍寻清华大学里保存的所有关于这个领域的论文，他做到了，看了1000多篇。他认为他的论文不比别人的差，应该满意。但他又说：”我知道我的论文不是世界一流的。
最要紧的问题是，清华不是站在世界前沿，只不过是我们国家的前沿。所以我在这里永远只是国家级的，不是世界级的。“这种烦恼在他看到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时，终于达到了顶点。那是学校图像组的很多精英以多年心血研制出的一个图像处理系统，获得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成为整个图像组90年代一个最大的成就，但却只卖出5台。
但报刊上依然在宣传李劲的辉煌，他把自己的苦恼藏在心里，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多年以后，他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有了更多的阅历，终于和一位记者谈到了这个话题：问：你在大学是一个最优秀的学生，但你在毕业的时候，还不知道你的专业做的是什么？我不懂这是为什么？一个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的学生却是一个优秀的学178生。这是正常的吗？
答：又正常又不正常。要做研究，本应掌握大背景：别人都在做什么？没有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了？将来可能是什么？可是我们的学校很少让学生知道这些更广阔的东西。我们很多教授，也没有了解这些东西。老师喜欢听话的学生，学生喜欢能让自己毕业的老师。老师的东西学生很快做出来，老师就满意。但这个东西人家是不是做了，来龙去脉是什么，全都不知道。老师是糊涂的，学生是模仿的。所以，一个学生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完全符合老师的“优秀”标准，但也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的东西有没有用处。
问：这些问题是你在做博士的时候感受到的？
答：是的，所以我拚命撒下大网读论文。我几乎完全是靠自己摸索。论文阅读得很慢，浪费了很多时间。
有时候，费了很多时间找到的文章，发现是很糟糕的文章。
问：你当时就发现还是不行？
答：对，效果不是很好。
179问：你的意思是不是，在国内做研究，由于环境的问题，你个人的努力无法弥补这种差距？
答：一个是环境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缺少领头人。
我们国内的教授跟踪世界的潮流是不紧的，谈的都是老一代的东西。
问：“老一代”是指什么？
答：“老一代”的意思是10年。国外的热点起来的时候，大家不知道，等到国外高潮过去了，国内才热起来。
问：你是不是由于这些原因才出国？
答：是的。尤其是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我做的东西和国际的先进水平还是有一段距离。
问：你为什么没有尝试把你的论文提高？
答：很想，但做不到，我没有样本，没有见过人家怎么做的，把自己的论文提上来，太难了。有时候，不是你不会做，而是那一层纸没有人给你捅破，告诉你怎么样做上去。
问：仅仅是一层纸？
180答：我觉得是。有时候，导师只要在小的问题上轻轻推动一下，告诉你这个方向是对的，那个方向是不对的，什么样的东西是一流的，什么样的东西不是一流的，学生就会明白了，并不需要手把手地教给学生怎样做。
问：你说的这个情况，对越是有才能的学生，损失就会越大。因为只有最难的问题，才能把一流和二流的学生区别开。
答：对。但我不相信学校的教授不知道这些问题。
中国有很多问题，大家都可以说出来。我可以说出清华的100个问题，但是你让我当清华校长，我也没有办法解决。很困难，超过我的能力。报纸上都能一针见血地告诉你问题在哪里，但不能告诉我们怎样解决。
问：因为很多问题虽然发生在校园里面，但原因在……
答：校园外面。
现在，李劲发现，他崇拜的张亚勤居然要回到中国去，不免好奇地向张亚勤问这问那，还想到自己要不要考虑一下这个机会。一年以后，李劲已经是微软中国研181究院的一位研究员，回想起当日情景还能记忆犹新：“要说亚勤的回国造成‘特大震动’，那是报纸的说法。其实美国这个社会不会有什么特大震动。但当时的确对我们冲击很大。”对微软中国研究院来说，张亚勤的出现是一个重要标志。“提起张亚勤，没有人不知道。”李世鹏这样说。
无论他到什么国家去开学术会，说起“微软中国研究院”，很多人会摇头说“不知道”，但他一说“张亚勤在那里”，人家就会露出惊讶的表情说：“啊！张亚勤！”李世鹏在1998年12月提出来研究院工作的申请，那时候他是张亚勤领导下的美国桑纳福实验室的一个研究员。他性格内敛，说话不多，但却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解决别人不能解决的难题。自从听说张亚勤回国的新动向，他就决定尾随其后。他说：“张亚勤回国对我绝对有影响。他要是不过来，我们这里很多人都不会过来。李劲，朱文武都不会来。可能张宏江也不会回来。”不过，张亚勤本人认定，这么多有才华的人能够来到希格玛大厦，乃是被这里的环境所吸引。“我要是跑到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方，他们也不会来。”他说。
182李世鹏在1998年12月专程回到中国来参加面试。
这样的面试与其说是让研究院挑选他，不如说是他来挑选研究院。他是山东威海人。那是一座漂亮、宁静的小城。不过，在李世鹏刚刚出生的那些年，这座城市像全中国一样，既不漂亮也不宁静。爸爸是小学教师，妈妈原来也是教师，“文革”的时候下放到服装厂当了工人。
李世鹏15岁离开威海到合肥，在中国科大读无线电系，然后离开中国到美国读书。直到今天，嘴里已经没有乡音，心里对于家乡的印象也只有两个：一个是“特别穷”；一个是“特别红”。还记得，小的时候“有很多书不让看”，幸而爸爸开明，“总是有办法弄到一些书让我看，而且什么书都可以看。”妈妈这辈子没有什么大志，只是想继续做教师，常常说，如果她能继续当教师，感觉会好得多。
可惜那一代人的理想十之八九不能实现。人到中年以后，理想已经灰飞烟灭，所有希望都寄托在4个孩子身上。
李世鹏觉得自己“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