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第1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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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辩派，这是杂在香花中的毒草，是处女林中的霸王鞭。正当刽子手在最高法院的正厅楼梯上焚烧那个世纪一些伟大而志在解放的书籍时，许多现已被遗忘的作家却在国王的特许下发表了不知多少破坏性极强的文章，专供穷苦人尽情阅读。这些著作中的好几种，说也奇怪，还受到一个亲王的保护，收藏在“秘密图书馆”里。这些意味深长但不让人知的小事，表面上是未被觉察的。而有时，一件事的危险性正在于它的不公开。它不公开，因为它是在地下进行的。在所有这些作家的著作中，把人民群众引向最不健康的邪路上去的一部，也许要数上勒蒂夫·德·拉布雷东②的。
①杜尔哥（Turgot），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曾废除国内关卡，实行粮食自由买卖，减轻赋税，因触犯了贵族和僧侣的特权，被解职。
②勒蒂夫·德·拉布雷东（Restif de la Bretonne，1734—1806），法国作家。
这部著作，风行于整个欧洲，在德国比在任何地方为害更烈。在德国，经过席勒在他那名剧《强盗》中加以概括以后，偷盗和劫掠便曾在某个时期挺身而起，向财产和工作提出抗议，吸取了某些浅薄、似是而非、虚伪、表面正确而实际荒谬的思想，并用这些思想把自己装扮起来，隐藏在里面，取了个抽象的名词，使自己成为理论，并以这样的方式在勤劳、痛苦和诚实的人民群众中泛滥成灾，连那配制这一混合药剂的化学家也没有察觉，连那些接受了它的群众也没有察觉。每次发生这样的事，那总是严重的。痛苦生怒火，每当荣华阶级瞎了眼或睡大觉（这总是闭着眼的），苦难阶级的仇恨便在一些郁闷或怀着坏心眼待在角落里梦想的人的心中燃起它的火把，并开始对社会作研究。仇恨所作的研究，可怕得很！
因此，假使时代的灾难一定要这样，便会发生人们在过去称作“扎克雷运动”①的那种骇人听闻的震荡，纯政治性的动乱和那种运动比较起来只不过是儿戏，那已不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斗争，而是窘困对宽裕的暴动。到那时候一切都得崩溃。
①扎克雷运动（jacquerie），原指十四世纪中叶席卷法国北部的农民大起义，继泛指一般暴力运动。
扎克雷运动是人民的震动。
在十八世纪末，这种危险也许已迫在眉睫，法国革命——
这一正大光明的行动——却一下子截住了它。
法国革命只不过是一种用利剑武装起来的理想，它挺身猛然一击，在同一动作中关上了恶门也打开了善门。它解决了问题，宣布了真理，清除了瘴气，净化了世纪，替人民加了冠冕。
我们可以说它又一次创造了人类，赋予人类以第二个灵魂，人权。
十九世纪继承并享受了它的成果，到今天，我们刚才指出的那种社会灾难已干脆变成不可能的了。只有瞎子才会对它大惊小怪！只有傻子才会对它谈虎色变！革命是预防扎克雷运动的疫苗。
幸亏那次革命，社会的情况改变了。在我们的血液里已不再存在封建制和君主制的病害。在我们的体质里已经不再存在中世纪。我们这时代不会再发生那种引起剧变的内部纷争聚讼，不会再听到自己脚下那种隐隐可辨的暗流，不会再遇到那种来自鼹鼠的坑道、出现在文明表层的难于形容的骚动，不会再有地裂，岩洞下坼，也不会再看见妖魔鬼怪的头从地底下突然钻出来。
革命观便是道德观。人权的感情，一经发展，便能发展成责任感。全民的法律，这就是自由，按照罗伯斯庇尔的令人钦佩的定义，自由止于他人自由之始。自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全体人民都以崇高化了的个体从事自我发展，没有一个穷人不因获得了人权而兴高采烈，饿到快死的人也感到对法兰西的诚实满怀信心，公民的尊严是精神的武装。谁有自由，谁就自爱，谁有选举权，谁就是统治者。不可腐蚀性由此而生，不健康的贪念由此而灭，从此，人们的眼睛都在诱惑面前英勇地低垂下去了。革命的净化作用竟达到了如此程度，一朝得救，例如在七月十四日，例如在八月十日，所有的贱民全不存在了。光明伟大的群众的第一声呐喊便是：“处死盗窃犯！”进步创造正气，理想和绝对真理决不偷偷摸摸。一八四八年载运杜伊勒里宫财富的那些货车是由谁押送的？是由圣安东尼郊区的那些收破衣烂衫的人押送的。破烂儿护卫着宝库。好品德使那些衣服褴褛的人显得无比庄严。在那些货车上的一些没有关严，有些甚至还半开着的箱子里，在一百只灿烂夺目的宝石匣子里，有那顶整个镶满了钻石的古老王冠，顶上托着那颗价值三千万的代表王权和摄政权所用的红宝石。他们，赤着脚，保卫着这顶王冠。
足见不会再有扎克雷运动了。我对那些机智的人感到遗憾。旧日的畏惧心在这里起了它最后一次作用，从此不能再用在政治方面了。红鬼的大弹簧已断。现在人人都识破了这一点。稻草人已不能再吓唬人了。飞鸟已和草人混熟，鸠雀停在它的头上，资产阶级把它当作笑话。
四 双重责任：关怀和期望
既然如此，社会的危险是否完全消失了呢？当然不是。扎克雷运动绝不会发生。在这方面，社会可以安心，血液不再上冲使头脑发晕了，但是它得注意呼吸。不用再怕脑溢血了，痨病却还存在。社会的痨病便是穷。
慢性侵害和突然轰击一样能使人死亡。
我们应当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出：要最先想到那些没有生计的痛苦民众，为他们减少困难，让他们得到空气和光明，爱护他们，扩大他们的视野，使他们感到灿烂辉煌，用种种形式为他们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为他们提供劳动的榜样，而不是游手好闲的榜样，减轻他们个人负担的压力，增加他们对总目标的认识，限制穷困而不限制财富，大量创造人民共同劳动的天地，象布里亚柔斯①那样，把一百只手从四面八方伸向受压迫和软弱无力的人，为这一伟大职责运用集体的力量，为所有的胳膊开设工厂，为所有的才能开办学校，为所有的智力设立实验室，增加工资，减轻惩罚，平衡收支，也就是说，调整福利与劳动之间和享用与需求之间的比重。总之，要使社会机器为受苦和无知的人的利益发出更多的光明和更多的温暖，使富于同情心的人不忘记这些，这是人间友爱的第一义务，使自私自利的人懂得这些，这是政治的第一需要。
①布里亚柔斯（Briarée），神话中的巨人，是天和地的儿子，有五十个头和一百只手。
我们还得指出，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开始。真正的问题是：劳动如果不成为权利，就不可能成为一种法制。
我们不在这里细谈，这里不是细谈的地方。
如果自然界是人类的依靠，人类社会便该有预见。
才智和精神的增长的必要性决不亚于物质的改善。知识是人生旅途中的资粮，思想第一重要，真理是粮食，有如稻麦。缺乏科学和哲理依据的智力必然枯竭。不吸取营养的精神和不吃不喝的胃是一样可怜的。如果还有什么比死于饥渴的躯体更能使人痛心的话，那一定是由于得不到光明而死去的灵魂了。
进步总倾向于问题的解决。总有一天，人们会大吃一惊。人类既是向高处前进的，处于底层深处的阶层必将自然而然地从灾区冲出。贫困的消灭将由水平的一次简单提高而得以完成。
人们如果怀疑这种善良的解决，那就错了。
过去的影响在目前确实还是很强大的。它会卷土重来。再次获得青春的尸体是骇人的。瞧！它大踏步地走来了。它好象是胜利者，这死尸成了征服者。它领着它的军团——种种迷信，带着它的佩剑——专制制度，举着它的大旗——愚昧无知，来到了，不久前它还打了十次胜仗。它前进，它威吓，它笑，它到了我们的门口。至于我们，我们不用气馁。让我们把汉尼拔驻军的营地卖了吧。
我们有信念，我们还怕什么呢？
思想并不比江河有更多倒退的余地。
可是不要未来的人应当多想想。他们不要进步，其实他们所否认的并不是未来，而只是他们自己。他们甘愿害暗疾，他们把过去的种种当作疫苗来给自己接种。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拒绝明天，那便是死去。
因此，不要死亡，躯体的死亡越迟越好，灵魂永不要死亡，这便是我们的愿望。
是的，谜底终将被揭开，斯芬克司终将说话，问题终将得到解决。是的，人民在十八世纪已经受了启蒙教育，他们必将成熟于十九世纪。对此，只有白痴才怀疑！普遍的美好的生活，在将来，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象鲜花那样遍地开放，这一前景是天经地义，必然会到来的。
各方无限巨大的推力一同操纵着人间的事物，在一定时期使它们一一合乎逻辑，也就是说，平衡，也就是说，到达平等。一种由天地合成的力量来自人道并统治着人类，那种力量是创造奇迹的能手，对它来说，巧妙地排除困难并不比安排剧情的非常转变更棘手些。在来自人间的科学和来自上方的机缘这两者的帮助下，它对被提出的问题里一些可能会使庸人感到无法解决的矛盾是不怎么惊讶的。它从各种思想的综合分析中找到的解决方法的能力，并不低于从各种事态的综合分析中得出的教训，从进步的这种神秘威力中人可以期望一切，有朝一日，进步将使东方和西方在坟墓的底里相对，将使伊玛目①和波拿巴在大金字塔的内部对话。
目前，在这洋洋大观的思想长征中，我们不要止步，不要游移，不要有停顿的时间。社会哲学主要是和平哲学。它的目标，它应有的效果，是从研究敌对的动机中消除愤怒。它调查，它探讨，它分析，随后，它重新组合。它通过切削的办法进行工作，它把一切方面的仇恨全都切除。
人们不止一次看到一个社会会在一阵风暴中消失，历史中有不少民族和帝国惨遭灭顶，有不少习俗、法律、宗教，在一天之内被一阵突然袭来的飓风全部摧毁。印度、迦勒底、波斯、亚述、埃及的文明都先后消失了。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些灾难的根源何在？我们不了解。这些社会，在当时竟是无从拯救的吗？这中间有没有它们自身的过失呢？它们是不是曾在某种必然带来不幸的罪恶方面坚持错误，以致自取灭亡呢？在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这种可怕的绝灭中，自杀的因素应占多大比重呢？这些问题，都无从回答。覆盖在这些消逝了的文明上面的，是一片黑暗。既然它们漏水，它们就被吞没了，再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回溯已往的若干世纪，有如注视汪洋大海中的滔天巨浪，看见一艘艘特大的船：巴比伦、尼尼微、塔尔苏斯②、底比斯、罗马，在黑风恶浪的狂冲猛袭中，一一沉入海底，不禁意夺神骇。但是，那边黑暗，这边光明。我们不懂古代文明的病害，却知道自己文明的疾患。我们处处都有权利把它拿到阳光下来照照，我们瞻仰它的美丽，也要赤裸裸地揭露它的丑恶。它哪里不对劲，我们便在哪里诊治，一旦查明病情便可研究病因，对症下药。我们的文明是二十个世纪的成果，它既奇形怪状，但也绚烂不凡，它是值得救护的。也一定能得救。救助它，那已经不坏，开导它，就更好。现代社会哲学的一切活动都应集中于这一目标。今天的思想家负有一个重大的职责，那便是对文明进行听诊。
①伊玛目（iman），伊斯兰教清真寺的教长。
②塔尔苏斯（Tarse，即Tarsus），土耳其城市，在阿达纳之西。
我们要反复指出，这种听诊是能鼓舞人心的，也正是为了加强这种鼓舞作用，我们才在一个悲惨故事中插进这几页严肃的题外话。社会可以消亡，人类却不会毁灭。地球不会因这儿那儿有了些象伤口那样的火山口，象癣疥那样的硫质喷气孔，也不会因有座象流脓血那样喷射着的火山而死去。人民的疾病杀不了人。
虽然如此，对社会进行临床诊断的人，谁也会有摇头的时候。最刚强、最柔和、最讲逻辑的人有时也会迷惘。
未来果真会来到吗？人们被眼前的黑暗吓住时，几乎会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自私的人和贫苦的人的会见是阴惨的。在自私的人方面，有种种成见，那种发家致富教育的毒害，越吃越馋的胃口，财迷心窍的丧心病狂，对受苦的惧怕，有些竟恶化到了对受苦人的厌恶，毫不容情地要满足自己的欲念，自负到了精神闭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