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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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没有说过一个字可以使那人回忆起他自己是谁，也没有一个字可以使那人看出我的哥是谁。在那种场合，似乎很可以告诫他几句，并且可以把主教压在罪犯的头上，暂时给他留下一个印象。如果是别人碰上了这样一个可怜人，他也许会认为，在给以物质食粮的同时，还应当给以精神食粮，不妨在谴责当中附带教训开导一番，或是说些怜惜的话勉励他以后好好做人。我哥却连他的籍贯和历史都没有问。因为在他的历史里，有他的过失，我哥仿佛要避免一切可以使他回忆起那些事的话。他谈到蓬塔利埃的山民，只说他们接近青天，工作舒适。他还说他们快乐，因为他们没有罪过，正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了下来，唯恐他无心说出的那两个字含有可以触犯那人的意思。我仔细想过以后，自信领会了我哥的心思。他心里想，那个叫作冉阿让的人，脑子里苦恼太多了，最好是装出完全没有事的样子，使他感到轻松自在，使他认为他是和旁人一样的一个人。那样，即使只是片刻，也是好的。那岂不是对慈善的最深切的了解吗？我慈祥的夫人，他那样撇开告诫、教训、暗示，岂不是体贴入微，确实高明无比吗？人有痛处，最好的爱护，难道不是绝不去碰它吗？我想这或者就是我哥心里的想法了。无论怎样，我可以说，即使他有过那些心思，却对我也不曾流露过，自然至终，他完全是平时那个人，他那晚和冉阿让进餐，正和他陪着瑞德翁·勒普莱服先生或是总司铎管辖区的司铎进晚餐一样。
“晚餐快完，大家吃着无花果时，有个人来敲门。那是瑞波妈妈，手里抱着她的小孩。我哥吻了吻那孩子的额头，向我借去身上的十五个苏，给了瑞波妈妈。那人到了这时，已经不大留心，注意力已不怎么集中了。他不再说话，显得非常疲倦。可怜的老瑞波走了以后，我哥念了谢食文，随后又转过身去，向那人说：‘您大概很需要上床休息了。’马格洛大娘赶忙收拾桌子。我知道我们应当走开，让那旅客去休息，两个人便一同上了楼。过了一会，我又派马格洛大娘把我房里的那张黑森林麂子皮送到那人的床上。夜间冰冷，那东西可以御寒。可惜那张皮已经旧了，毛已落光。它是我哥从前住在德国多瑙河发源地附近的多德林根城时买的，我在餐桌上用的那把象牙柄的小刀也是在那地方同时买的。
“马格洛大娘几乎即刻就上楼来了，我们在晾洗衣服的屋子里祷告了上帝，随后，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没有再谈什么。”
五 恬静
卞福汝主教和他的妹子道过晚安以后，从桌上拿起一个银烛台，并把另外那一个交给他的客人，说：
“先生，我来引您到您的房间里去。”
那人跟着他走。
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过那所房子的结构形式，到那间有壁厢的祈祷室里去，或是从里面出来，都得经过主教的卧室。
他们穿过那屋子时，马格洛大娘正把那些银杯盏塞进他床头的壁橱，那是她每晚就寝以前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主教把他的客人安顿在壁厢里。那里安着一张洁白的床。
那人把烛台放在一张小桌上。
“好了，”主教说，“好好唾一晚吧。明天早晨，您在动身以前，再喝一杯我们家里的热牛奶。”
“谢谢教士先生。”那人说。
那句极平静的话刚说出口，他忽然加上一个奇怪的动作，假使那两个圣女看见了，她们一定会吓得发呆的。直到现在，我们还难于肯定他当时是受了什么力量的主使。他是要给个警告还是想进行恐吓呢？还是他受了一种连他自己也无法了解的本能的冲动呢？他蓦地转过身来对着那老人，叉起胳膊，用一种凶横的目光望着他的房主，并且粗声地喊道：
“呀哈！真的吗？您让我睡在离您这样近的地方吗？”
他又接上一阵狰狞的笑声，说道：
“您全想清楚了吗？谁向您说我不曾杀过人呢？”
主教抬起头，望着天花板，回答说：
“那只干上帝的事。”
随后，他严肃地动着嘴唇，好象一个做祷告或自言自语的人，伸出他右手的两个指头，为那人祝福，那人并没有低头，他不掉头也不朝后看，就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
壁厢里有人住时，他总把一方大哗叽帷布拉开，遮住神座。主教走过帷布跟前，跪下去做了一回短短的祈祷。过了一会，他到了他的园里，散步。潜思，默想，心灵和思想全寄托在上帝在晚间为所有尚未合眼的人显示的伟大神秘的事物上面。
至于那人，确是太困了，连那洁白的床单也没有享用，他用鼻孔（这是囚犯们的作法）吹灭了烛，和衣倒在床上，立即睡熟了。
主教从园中回到他住宅时，钟正敲着十二点。
几分钟过后，那所小房子里的一切全都睡去了。
六 冉阿让
半夜，冉阿让醒了。
冉阿让生在布里的一个贫农家里。他幼年不识字。成人以后，在法维洛勒做修树枝的工人，他的母亲叫让·马弟，他的父亲叫冉阿让，或让来，让来大致是浑名，也是“阿让来了”
的简音。
冉阿让生来就好用心思，但并不沉郁，那是富于情感的人的特性。但是他多少有些昏昏沉沉、无足轻重的味儿，至少表面如此。他在很小时就失去父母。他的母亲是因为害乳炎，诊治失当死的。他的父亲和他一样，也是个修树枝的工人，从树上摔下来死的。冉阿让只剩一个姐姐，姐姐孀居，有七个子女。把冉阿让抚养成人的就是这个姐姐。丈夫在世时，她一直负担着她小弟弟的膳宿。丈夫死了。七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有八岁，最小的一岁。冉阿让刚到二十五岁，他代行父职，帮助姐姐，报答她当年抚养之恩。那是很自然的事，象一种天职似的，冉阿让甚至做得有些过火。他的青年时期便是那样在干着报酬微薄的辛苦工作中消磨过去的。他家乡的人从来没有听说他有过“女朋友”。他没有时间去想爱情问题。
他天黑回家，精疲力尽，一言不发，吃他的菜汤。他吃时，他姐姐让妈妈，时常从他的汤瓢里把他食物中最好的一些东西，一块瘦肉，一片肥肉，白菜的心，拿给她的一个孩子吃。他呢，俯在桌上，头几乎浸在汤里，头发垂在瓢边，遮着他的眼睛，只管吃，好象全没看见，让人家拿。
在法维洛勒的那条小街上，阿让茅屋斜对面的地方，住着一个农家妇女，叫玛丽－克洛德，阿让家的孩子们，挨饿是常事，他们有时冒他们母亲的名，到玛丽－克洛德那里去借一勺牛奶，躲在篱笆后面或路角上喝起来，大家拿那奶罐抢来抢去，使那些小女孩子紧张到泼得身上、颈子上都是奶。母亲如果知道了这种欺诈行为，一定会严厉惩罚这些小骗子的。冉阿让气冲冲，嘴里唠叨不绝，瞒着孩子们的母亲把牛奶钱照付给玛丽－克洛德，他们才没有挨揍。
在修树枝的季节里，他每天可以赚十八个苏，过后他就替人家当割麦零工、小工、牧牛人、苦工。他做他能做的事。他的姐也作工，但是拖着七个孩子怎么办呢？那是一群苦恼的人，穷苦把他们逐渐围困起来。有一年冬季，冉阿让找不到工作。
家里没有面包。绝对没有一点面包，却有七个孩子。
住在法维洛勒的天主堂广场上的面包店老板穆伯·易查博，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正预备去睡时，忽听得有人在他铺子的那个装了铁丝网的玻璃橱窗上使劲打了一下。他赶来正好看见一只手从铁丝网和玻璃上被拳头打破的一个洞里伸进来，把一块面包抓走了。易查博赶忙追出来，那小偷也拚命逃，易查博跟在他后面追，捉住了他。他丢了面包，胳膊却还流着血。
那正是冉阿让。
那是一七九五年的事。冉阿让被控为“黑夜破坏有人住着的房屋入内行窃”，送到当时的法院。他原有一枝枪，他比世上任何枪手都射得好，有时并且喜欢私自打猎，那对他是很不利的。大家对私自打猎的人早有一种合法的成见。私自打猎的人正如走私的人，都和土匪相去不远。但是，我们附带说一句，那种人和城市中那些卑鄙无耻的杀人犯比较起来总还有天壤之别。私自打猎的人住在森林里，走私的人住在山中或海上。城市会使人变得凶残，因为它使人腐化堕落。山、海和森林使人变得粗野。它们只发展这种野性，却不毁灭人性。
冉阿让被判罪。法律的条文是死板的。在我们的文明里，有许多令人寒心的时刻，那就是刑法令人陷入绝境的时刻。一个有思想的生物被迫远离社会，遭到了无可挽救的遗弃，那是何等悲惨的日子！冉阿让被宣判服五年苦役。
一七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巴黎正欢呼意大利前线①总指挥（共和四年花月二日执政内阁致五百人院咨文中称作Buona－Parte②的那位总指挥）在芒泰诺泰③所获的胜利。这同一天，在比塞特监狱中却扣上了一长条铁链。冉阿让便是那铁链上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禁子，现在已年近九十了，还记得非常清楚，那天，那个可怜人待在院子的北角上，被锁在第四条链子的末尾。他和其余的犯人一样，坐在地上。他除了知道他的地位可怕以外好象完全莫名其妙。或许在他那种全无知识的穷人的混沌观念里，他多少也还觉得在这件事里有些过火的地方。当别人在他脑后用大锤钉着他枷上的大头钉时，他不禁痛哭起来。眼泪使他气塞，呜咽不能成声。他只能断续地说：“我是法维洛勒修树枝的工人。”过后，他一面痛哭，一面伸起他的右手，缓缓地按下去，这样一共做了七次，好象他依次抚摩了七个高矮不齐的头顶。我们从他这动作上可以猜想到，他所做的任何事全是为了那七个孩子的衣食。
①当时欧洲联盟国的军队从意大利和莱茵河两方面进攻革命的法国，拿破仑从意大利出击，在意大利境内击溃奥地利军队以后，直趋维也纳，以一年时间，迫使奥地利求和。
②拿破仑出生于科西嘉岛，该岛原属意大利，一七六八年卖给法国。他的姓，Bonaparte（波拿巴），按原来意大利文写法是Buonaparte。此处所言咨文，将一字写成两字，盖当时其名未显，以致发生这一错误。
③芒泰诺泰（Montenotte），意大利北部距法国国境不远的一个村镇。
他出发到土伦去。他乘着小车，颈上悬着铁链，经过二十七天的路程到了那地方。在土伦，他穿上红色囚衣。他生命中的一切全消灭了，连他的名字也消灭了。他已不再是冉阿让，而是二四六○一号。姐姐怎样了呢？七个孩子怎样了呢？谁照顾他们呢？一棵年轻的树被大齐根锯了，它的一撮嫩叶怎样了呢？
那是千篇一律的经过，那些可怜的活生生的人，上帝的创造物，从此无所凭借，无人指导，无处栖身，只得随着机缘东飘西荡，谁还能知道呵？或者是人各一方，渐渐陷入苦命人的那种丧身亡命的凄凉的迷雾里，一经进入人类的悲惨行列，他们便和那些不幸的黔首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他们背井离乡。他们乡村里的钟塔忘了他们，他们田地边的界石也忘了他们，冉阿让在监牢里住了几年之后，自己也忘了那些东西。在他的心上，从前有过一条伤口，后来只剩下一条伤痕，如是而已。关于他姐姐的消息，他在土伦从始至终只听见人家稍稍谈到过一次。那仿佛是在他坐监的第四年末。我已经想不起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了那消息。有个和他们相识的同乡人看见过他姐姐，说她到了巴黎。她住在常德尔街，即圣稣尔比斯教堂附近的一条穷街。她只带着一个孩子，她最小的那个男孩。其余的六个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也许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每天早晨，她到木鞋街三号，一个印刷厂里去，她在那里做装订的女工。早晨六点她就得到厂，在冬季，那时离天亮还很早。在那印刷厂里有个小学校，她每天领着那七岁的孩子到学校里去读书。只不过她六点到厂，学校要到七点才开门，那孩子只好在院里等上一个钟头，等学校开门。到了冬天，那一个钟点是在黑暗中露天里等过的。他们不肯让那孩子进印刷厂的门，因为有人说他碍事。那些工人清早路过那里时，总看见那小把戏沉沉欲睡坐在石子路上，并且常是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他蹲在地上，伏在他的篮子上便睡着了。下雨时，那个看门的老婆子看了过意不去，便把他引到她那破屋子里去，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