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第1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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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在这里提到了威尼斯和英格兰，我们所指的不是那些民族，而是那些社会结构，指高踞在那些民族上面的寡头政治，不是那些民族本身。对于那些民族，我们始终是尊敬、同情的。威尼斯的民族必将再生，英格兰的贵族必将倾覆，英格兰的民族却是不朽的。这话说了以后，我们继续谈下去。解决那两个问题，鼓励富人，保护穷人，消灭贫困，制止强者对弱者所施的不合理的剥削，煞住走在路上的人对已达目的的人所怀的不公道的嫉妒，精确地并兄弟般地调整对劳动的报酬，结合儿童的成长施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并使科学成为成年人的生活基础，在利用体力的同时发展人们的智力，让我们成为一个强国的人民，同时也成为一个幸福家庭的成员，实行财产民主化，不是废除财产，而是普及财产，使每个公民，毫无例外，都成为有产者，这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困难，总而言之，要知道生产财富和分配财富，这样，你便能既有物质上的强大，也有精神上的强大，这样，你才有资格自称为法兰西。
这便是不同于某些迷失了方向的宗派并高出于它们之上的社会主义所说的，这便是它在实际事物中所探索的，这便是它在理想中所设计的。
可贵的毅力！神圣的意图！
这些学说，这些理论，这些阻力，国务活动家必须和哲学家们一同正视的那种出人意料的需要，一些零乱而隐约可见的论据，一种有待于创始、既能调和旧社会而又不过分违反革命理想的新政策，一种不得不利用拉斐德来保护波林尼雅克①的形势，对从暴动中明显反映出来的进步力量的预感，议会和街道，发生在他左右的那些有待平衡的竞争，他对革命的信念，也许是模糊地接受了一种从正式而崇高的权利里产生的临时退让心情，他重视自己血统的意志，他的家庭观念，他对人民的真诚尊重，他自己的忠厚，这一切，常使路易－菲力浦心神不定，几乎感到痛苦，并且，有时，尽管他是那么坚强、勇敢，也使他在当国王的困难前感到灰心丧气。
他觉得在他脚下有种可怕的分裂活动，但又不是土崩瓦解，因为法兰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法兰西了。
阴霾遮住天边。一团奇特的黑影越移越近，在人、物、思想的上空慢慢散开，是种种仇恨和种种派系的黑影。被突然堵住了的一切又在移动酝酿了。有时，这忠厚人的良心不能不在那种夹杂诡辩和真理的令人极不舒畅的空气里倒抽一口气。人们的心情如同风暴将临时的树叶，在烦惑的社会中发抖。电压是那么强，以致常有一个来历不明的陌生人在某种时刻突然闪过。接着又是一片黑暗昏黄。间或有几声闷雷在远处隐隐轰鸣，使人们意识到云中蕴蓄着的电量。
七月革命发生后还不到二十个月，一八三二年便在紧急危殆的气氛中开始了。人民的疾苦，没有面包的劳动人民，最后一个孔代亲王的横死②，仿效驱逐波旁家族的巴黎而驱逐纳索家族的布鲁塞尔，自愿归附一个法兰西亲王而终被交给一个英格兰亲王的比利时，尼古拉的俄罗斯仇恨，站在我们背后的两个南方魔鬼西班牙的斐迪南和葡萄牙的米格尔，意大利的地震，把手伸向博洛尼亚的梅特涅，在安科纳以强硬手段对付奥地利的法兰西，从北方传来把波兰钉进棺材的那阵无限悲凉的锤子声音，整个欧洲瞪眼望着法国的那种愤激目光，随时准备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不可靠的盟国英格兰，躲在贝卡里亚背后拒绝向法律交出四颗人头的贵族院，从国王车子上刮掉的百合花，从圣母院拔去的十字架，物化了的拉斐德，破产了的拉菲特，死于贫困的班加曼·贡斯当，死于力竭的卡齐米尔·佩里埃，在这王国的两个都市中——一个思想的城市，一个劳动的城市——同时发生的政治病和社会病，巴黎的民权战争，里昂的奴役战争，两个城市中的同一种烈焰，出现在人民额头上的那种类似火山爆发的紫光，狂烈的南方，动荡的西方，待在旺代的德·贝里公爵夫人，阴谋，颠覆活动，暴乱，霍乱，这些都在种种思潮的纷争之上增添了种种事变的纷起。
①在法国一八三○年革命中，拉斐德是自由保王派，波林尼雅克是被推翻的查理十世王朝的内阁大臣。
②孔代（Condé），波旁家族的一个支系，一八三○年孔代亲王被人吊死在野外，未破案。
五 历史所自出而为历史所不知的事物
将近四月底时，一切情况都严重起来了。酝酿成了沸腾。从一八三○年起，这里那里都有过一些局部的小骚动，立即遭到了扑灭，但是随扑随起，这是地下暗流进行大汇合的信号。大动乱有一触即发之势。一种可能的革命已露出若隐若现的迹象。法国望着巴黎，巴黎望着圣安东尼郊区。
圣安东尼郊区，暗中早已火热，即将进入沸腾。
夏罗纳街上的那些饮料店是严肃而汹涌澎湃的，虽然把这两组形容词连在一起来谈那些店是显得有些特别的。
在那些地方，人们根本或干脆不把政府放在眼里。人们在那里公开讨论“是打还是呆着不动的问题”。在那些店的一些后间里，有人在听取一些工人宣誓：“一听到告警的呼声，便立即跑到街上，并且不问敌人多少，立即投入战斗。”宣誓以后，一个坐在那店角落里的人便“敞着嗓门”说：“你同意啦！你宣誓啦！”有时，那人还走到一层楼上的一间关上了门的屋子里，并在那里举行一种类似秘密组织所惯用的仪式。那人教初入组织的人作出诺言：“为他服务，如同对家长那样。”那是一种公式。
在那些矮厅里，有人在阅读“颠覆性”的小册子。“他们冒犯政府”，当时一个秘密报告这样说。
在那些地方，人们常听到这样一些话：“我不知道首领们的姓名。我们，要到最后的两个钟头才能知道日期。”一个工人在说：“我们一共三百人，每人十个苏吧，就会有一百五十法郎，可以用来制造枪弹和火药。”另一个工人说：“我不指望六个月，也不指望两个月。不到两星期我们便要和政府面对面了。有了两万五千人，便可以交一下手。”另一个说：“我从不睡，因为我整夜做子弹。”有些“资产阶级模样的穿着漂亮衣服”的人不时走来“耍派头”，“指手画脚”和那些“重要角色”握握手，便走了。他们停留的时间从来不超过十分钟。人们低声谈着一些有深意的话：“布置已经完成，事情已经到了头了。”一个当时在场的人的原话：“所有在场的人都嗡嗡地那样说。”群情是那样激奋，以致有一天，一个工人对着满店的人嚷道：“我们没有武器！”他的一个同志回答说：“大兵们有！”这样便无意中引用了波拿巴的《告意大利大军书》。有一个情报还说：“更重要的秘密，他们不在那些地方传达。”旁人不大明了他们在说了他们所说的那些话以后还瞒着些什么。
那些会有时是定期举行的。在某些会里，从来不超过八个或十个人，并且老是原来那几个。另外一些会，任人随意参加，会场便拥挤到有些人非立着不可。到会的人，有的是出于激情和狂热，有的是因为“那是找工作的路子”。和革命时期一样，在那些饮料店里也有一些爱国的妇女，她们拥抱那些新到会的人。
还出现了另外一些有意义的事。
有一个人走进一家饮料店，喝过以后，走出店门说道：“酒老板，欠账，革命会照付的。”
人们常在夏罗纳街对面、一个饮料店老板的家里选派革命工作人员。选票是投在鸭舌帽里的。
有些工人在柯特街一个收学生的剑术教师家里聚会。他家里陈列了各种武器：木剑、棍、棒、花剑。一天，他们把那些花剑头上的套子全去掉了。有个工人说：“我们是二十五个人，但是他们不把我算在内，因为他们把我看作一个饭桶。”这饭桶便是日后的凯尼赛①。
①凯尼赛（Quénisset），巴黎圣安东尼郊区的工人，一八四一年九月十三日谋刺奥马尔公爵及奥尔良公爵，未遂。
预先思考过的种种琐事也渐渐传开了。一个扫着大门台阶的妇人曾对另一个妇人说：“大家早已在拼命赶做枪弹了。”人们也对着街上的人群宣读一些对各省县国民自卫军发出的宣言。有一份宣言的签字人是“酒商，布尔托”。
一天，在勒努瓦市场的一个酒铺门前，有个生着络腮胡子、带意大利口音的人立在一块墙角石上，高声朗读一篇仿佛是由一个秘密权力组织发出的文告。一群群的人向他的四周聚拢来，并对他鼓掌。那些最使听众激动的片段曾被搜集记录下来：“……我们的学说被禁止了，我们的宣言被撕毁了，我们的宣传员受到了暗中侦察并被囚禁起来了……”“……最近棉纱市场的混乱现象替我们说服了许多中间派……”“……人民的将来要由我们这个惨淡的行列来经营……”“……摆着的问题就是这样：动还是反动，革命还是反革命。因为，在我们这时代，人们已不承认有什么无为状态或不动状态。为人民还是反人民，问题就在这里。再没有旁的。”“……等到有一天，你们感到我们不再适合你们的要求了，粉碎我们就是，但是在那以前，请协助我们前进。”这一切都是公开说的。
另外一些更大胆的事，正因为它们大胆，引起了人民的怀疑。一八三二年四月四日，一个走在街上的人跳上一块圣玛格丽特街转角处的墙角石并且喊道：“我是巴贝夫主义者！”但是，人民在他那巴贝夫的下面嗅到了吉斯凯的臭味①。
①吉斯凯（Gisquet），七月王朝时期大金融家，一八三一年曾任警署署长。
那个人还说了许多话，其中有这么一段：
“打倒私有财产！左派的反对是无耻的，口是心非的。当他们要显示自己正确的时候，他们便宣传革命。可是，为了不失败，他们又自称是民主派，为了不战斗，他们又自称是保王派。共和主义者是一些生着羽毛的动物。你们得对共和主义者提高警惕，劳动的公民们。”
“闭嘴，当暗探的公民！”一个工人这样喊。
这一声喊便堵住了那篇演说。
还发生过一些费解的事。
天快黑时，一个工人在运河附近遇见一个“穿得漂漂亮亮的人”对他说：“你去什么地方，公民？”那工人回答说：“我没有认识您的荣幸。”“我却认识你，我。”那人接着还说：“你不用怕。我是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怀疑你不怎么可靠。你知道，要是你走漏消急，人家的眼睛便盯在你身上。”接着，他和那工人握了一下手，临走时还说：“我们不久再见。”
不止是在那些饮料店里，在街上，伸着耳朵的警察们也听到一些奇怪的对话：“赶快申请参加。”一个纺织工人对一个细木工说。
“为什么？”
“不久就要开火了。”
两个衣服破烂的人在街上一面走，一面说出了这么几句耐人寻味、富有明显的扎克雷①味道的话：
“谁统治我们？”
“菲力浦先生。”
“不对，是资产阶级。”
①扎克雷（Jacquerie），指一二五八年法国的农民起义。
谁要是认为我们在这里提到“扎克雷味道”含有恶意，那他便误会了。扎克雷，指的是穷人。而挨饿的人都有权利。另一次，有两个人走过，其中的一个对另一个说：“我们有了一个好的进攻计划。”
四个人蹲在宝座便门圆路边的土坑里谈心，旁人只听到这么一句话：
“我们应当尽可能让他不再在巴黎蹓跶。”
谁呀，“他”？吓坏人的闷葫芦。
那些“主要头儿”——这是郊区的人常用的称号——不露面。人们认为他们常在圣厄斯塔什突角附近的一家饮料店里开讨论会。一个叫奥古什么的人，蒙德都街缝衣业互助社的首领，被认为是那些头儿和圣安东尼郊区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但是头儿们的情况始终没有暴露出来，也没有任何一点具体事实能回击一个被告日后在贵族院作出的那句怪傲慢的答词：
“您的首领是什么人？”
“我一个也不知道，一个也不认得。”
这也只不过是一些隐隐闪闪的片言只语，有时，也只是一些道听途说而已。另外还有一些偶然出现的迹象。
一个木工在勒伊街一处房屋建筑工地周围的栅栏上钉木板时，在工地上拾到一封被撕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