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第1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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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威戴上帽子，朝屋里走了两步，叉着胳膊，腋下夹根棍子，剑在鞘中。　
　　“不许动！”他说。“你们不用打窗口出去，从房门走。这样安全些。你们是七个，我们是十五个。你们不用拼老命，大家客客气气才好。”　
　　比格纳耶从布衫下抽出一支手枪，放在德纳第手里，对着他的耳朵说：　
　　“他是沙威。我不敢对他开枪。你敢吗，你？”　
　　“有什么不敢！”德纳第回答。　
　　“那么，你开。”　
　　德纳第接过手枪，指着沙威。　
　　沙威离他才三步，定定地望着他，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只说：　
　　“还是不开枪的好，我说！你瞄不准的。”　
　　德纳第扳动枪机。没有射中。　
　　“我早已说过了！”沙威说。　
　　比格纳耶把手里的大头棒丢在沙威的脚前。　
　　“您是魔鬼的皇帝！我投降。”　
　　“你们呢？”沙威问其余的匪徒。　
　　他们回答说：　
　　“我们也投降。”　
　　沙威冷静地说：　
　　“对了，这样才好，我早说过，大家应当客客气气。”　
　　“我只要求一件事，”比格纳耶接着说，“在牢里，一定要给我烟抽。”　
　　“一定做到。”沙威回答。　
　　他回过头来向后面喊道：　
　　“现在你们进来。”　
　　一个排的持剑的宪兵和拿着大头捧、短棍的警察，听到沙威喊，一齐涌进来了。他们把那些匪徒全绑了起来。这一大群人，在那微弱的烛光照映下，把那兽穴黑压压地挤得水泄不通。　
　　“把他们全铐起来！”沙威喊着说。　
　　“你们敢动我！”有个人吼着说，那声音不象是男人的，但谁也不能说是女人的声音。　
　　德纳第大娘守在靠窗口的一个屋角里，刚才的吼声正是她发出的。　
　　宪兵和警察都往后退。　
　　她已丢掉了围巾，却还戴着帽子，她的丈夫，蹲在她后面，几乎被那掉下来的围巾盖住了，她用自己的身体遮着他，两手把石磴举过头顶，狠巴巴象个准备抛掷岩石的女山魈。　
　　“小心！”她吼道。　
　　人人都向过道里退去。破屋子的中间顿时空了一大片。　
　　德纳第大娘向束手就缚的匪徒们望了一眼，用她那沙哑的嗓子咒骂道：　
　　“全是胆小鬼。”　
　　沙威笑眯眯地走到那空处，德纳第大娘睁圆双眼盯着他。　
　　“不要过来，滚开些，”她喊道，“要不我就砸扁你。”　
　　“好一个榴弹兵！”沙威说，“老妈妈！你有男人的胡子，我可有女人的爪子。”　
　　他继续朝前走。　
　　蓬头散发、杀气腾腾的德纳第大娘叉开两腿，身体向后仰，使出全身力气把石磴对准沙威的脑袋抛去。沙威一弯腰，石磴打他头顶上过去了，碰在对面墙上，砸下了一大块石灰，继又弹回来，从一个屋角滚到另一屋角，幸而屋里几乎全是空的，最后在沙威的脚跟前不动了。　
　　这时沙威已走到德纳第夫妇面前。他那双宽大的手，一只抓住了妇人的肩膀，一只贴在她丈夫的头皮上。　
　　“手铐拿来。”他喊着说。　
　　那些警探又涌进来　几秒钟过后，沙威的命令便执行好了。　
　　德纳第大娘完全泄了气，望着自己和她丈夫的手全被铐住了，便倒在地上，嚎啕大哭，嘴里喊着：　
　　“我的闺女！”　
　　“都已看管好了。”沙威说。　
　　这时警察去料理睡在门背后的那个醉汉，使劲摇他。他醒来了，迷迷糊糊地问道：　
　　“完事了吧，容德雷特？”　
　　“完了。”沙威回答说。　
　　接着，他以弗雷德里克二世在波茨坦检阅部队的神气，挨个儿对那三个“通烟囱的”说：　
　　“您好，比格纳耶。您好，普吕戎。您好，二十亿。”　
　　继又转向那三个面罩，对拿板斧的人说：　
　　“您好，海嘴。”　
　　对拿粗木棒的人说：　
　　“您好，巴伯。”　
　　又对着用肚子说话的人：　
　　“敬礼，铁牙。”　
　　这时，他发现了被匪徒俘虏的人，自从警察进来以后，还没有说过一句话，他老低着头。　
　　“替这位先生解开绳子！”沙威说，“谁也不许出去。”　
　　说过后，他大模大样地坐在桌子跟前，桌上还摆着烛台和写字用具，他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公文纸，开始写他的报告。　
　　当他写完最初几行套语以后，他抬起眼睛说：　
　　“把刚才被这些先生们捆住的那位先生带上来。”　
　　警察们朝四面望。　
　　“怎么了，”沙威问道，“他在哪儿？”　
　　匪徒们的俘虏，白先生，玉尔邦·法白尔先生，玉秀儿或百灵鸟的父亲，不见了。　
　　门是有人守着的，窗子却没人守着。他看见自己已经松了绑，当沙威正在写报告时，他便利用大家还在哄乱，喧哗，你推我挤，烛光昏暗，人们的注意力都不在他身上的一刹那间，跳出窗口了。　
　　一个警察跑到窗口去望。外面也不见人。　
　　那软梯却还在颤动。　
　　“见鬼！”沙威咬牙切齿地说，“也许这正是最肥的一个！”　
　　　　
　　　　
　　　　
　　
　
　
　
　
　
　
　
　
　二十二　在第三册①中叫喊的孩子

　　　　

　　①本书法文版初版时共分十册。此处所说的第三册，即指本译本第二部第三卷第一章《孟费郿的用水问题》的最后一段，见第二部469页。　
　　在医院路那所房子里发生这些事的次日，有一个男孩，仿佛来自奥斯特里茨桥的那面，顺着大路右边的平行小道走向枫丹白露便门。当时天已全黑。这孩子，脸色苍白，一身瘦骨，穿着撕条挂缕的衣服，二月里还穿一条布裤，却声嘶力竭地唱着歌。　
　　在小银行家街的转角处，一个老婆子正弯着腰在回光灯下掏垃圾堆，孩子走过时，撞了她一下，随即后退，一面喊道：　
　　“哟！我还以为是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狗呢！”　
　　他的第二个“非常大的”是用那种恶意的刻薄声调说出来的，只有用大号字才稍稍可以把那味道表达出来：是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狗呢！　
　　老婆子伸直了腰，怒容满面。　
　　“戴铁枷的小鬼！”她嘟囔着，“要是我没有弯着腰，让你瞧瞧我脚尖会踢在你的什么地方！”　
　　那孩子早已走远了。　
　　“我的乖！我的乖！”他说，“看来也许我并没有搞错。”　
　　老婆子恨得喉咙也梗塞了，完全挺直了腰板，路灯的带红色的光照在她那土灰色的脸上，显出满脸的骨头影子和皱纹，眼角上的鹅掌纹一条条直绕到嘴角。她身体隐在黑影中，只现出一个头，好象是黑夜中被一道微光切削下来的一个耄龄老妇人的脸壳子。那孩子向她仔细望去，说道：　
　　“在下没福气消受这样美丽的娘子。”　
　　他仍旧赶他的路，放开嗓子唱着：　
　　　　大王“踢木鞋”　
　　出门去打猎，　
　　出门打老鸦……　
　　唱了这三句，他便停下来了。他已到了五○一五二号门前，发现那门是关着的，便用脚去踢，踢得又响又猛，那股劲儿来自他脚上穿的那双大人鞋，并非完全由于他的小人脚。　
　　这时，他在小银行家街转角处遇见的那个老妇人跟在他后面赶来了，嘴里不断叫嚷，手也乱挥乱舞。　
　　“什么事？什么事？上帝救世主！门要被踢穿了！房子要被捅垮了！”　
　　孩子照旧踢门。　
　　“难道今天人们是这样照料房子的吗！”　
　　她忽然停下来，认出了那孩子。　
　　“怎么！原来是这个魔鬼！”　
　　“哟，原来是姥姥，”孩子说，“您好，毕尔贡妈。我来看我的祖先。”　
　　老妇人作了个表情复杂的鬼脸，那是厌恶、衰龄和丑态的巧妙结合，只可惜在黑暗中没人看见。她回答说：　
　　“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小牛魔王！”　
　　“去他的！”孩子接着说，“我父亲在哪儿？”　
　　“在拉弗尔斯。”　
　　“哟！我妈呢？”　
　　“在圣辣匝禄。”　
　　“好吧！我的两个姐呢？”　
　　“在玛德栾内特。”①那孩子抓抓自己的耳朵背后，望着毕尔贡妈说：　
　　“啊！”　
　　①以上三处都是监狱的名称。　
　　接着他旋起脚跟，来了个向后转，过一会儿，老妇人站在门外的台阶上，还听见他清脆年轻的嗓子在唱歌，一直唱到在寒风中瑟缩的那些榆树下面去了：　
　　　　大王“踢木鞋”　
　　出门去打猎，　
　　出门打老鸦，　
　　踩在高跷上。　
　　谁打他的下面过，　
　　还得给他两文钱。　
　　　　
　　　　
　　　　
　　
　
　
　
　
　
　
　
　
　一　有始

　　　　

　　一八三一和一八三二，紧接着七月革命的这两年，是历史上的一个最特殊和最惊人的时期。这两年，象两个山头似的出现在这以前的几年和这以后的几年之间。它们具有革命的伟大意义。人们在这期间能看到许多危崖陡壁。在这期间，各种社会的群众，文明的基础，种种因上下关连和互相依附的利益而形成的坚强组合，法兰西古旧社会的苍老面貌，都随时忽现忽隐在多种制度、狂热和理论的风云激荡中。这种显现和隐灭曾被称为抵抗和运动。人们在其中能望见真理——人类灵魂的光——放射光芒。　
　　这个令人瞩目的时期相当短暂，已开始离我们相当远了，趁早回顾一下，却还能抓住它的主要线索。　
　　让我们来试试。　
　　王朝复辟是那种难于下定义的中间局面里的一种；这里有疲乏、窃窃的议论、悄悄的耳语、沉睡、喧扰，这些都只说明一个伟大的民族刚赶完了一段路程。那样的时代是奇特的，常使那些想从中牟利的政治家们发生错觉。起初，国人只要求休息！人们只有一种渴望：和平，也只有一个野心：蜷缩起来。换句话说，便是要过安静日子。大事业，大机会，大风险，大人物，谢天谢地，全都见够了，再也接受不下去了。人们宁肯为了普吕西亚斯①而舍弃恺撒，宁肯为伊弗佗王②而舍弃拿破仑。　
　　①普吕西亚斯（Prusias），指比西尼亚的普吕西亚斯二世，他将汉尼拔出卖给罗马人。　
　　②伊弗佗王（roidGYvetoFt），法国贝朗瑞民歌叠句中的人物。　
　　“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小国王！”人们从天明走起，辛辛苦苦，长途跋涉了一整天，直走到天黑；跟着米拉波赶了第一程，跟着罗伯斯庇尔赶了第二程，跟着波拿巴赶了第三程；大家全精疲力竭了。人人都希望有一张床。　
　　疲敝的忠诚，衰退了的英雄主义，满足了的野心，既得的利益，都在寻找、索取、恳请、央求什么呢？一个安乐窝。安乐窝，它们到手了。它们获得了安宁、平静、闲逸，心满意足了。可是与此同时，某些既成事实又冒出了头，要求人们承认，并敲着它们旁边的门。这些事实是从革命和战争中产生的，是活生生存在着的，它们理应定居于社会，并且已定居在社会中了，而这些事实又通常是为种种主义准备住处的军需官和勤务兵。　
　　因而在政治哲学家们面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在疲乏了的人们要求休息的同时，既成事实也要求保证。　
　　保证对于事实，正如休息对于人，是同一回事。　
　　英国在护国公以后向斯图亚特家族提出的要求是这个；　
　　法国在帝国以后向波旁家族提出的要求也是这个。保证是时代的需要。是非给不可的。亲王们“赐予”保证，而实际给保证的却是事实自身的力量。这是一条值得认识的深刻的真理，斯图亚特家族在一六六二年对此不曾怀疑，波旁家族在一八一四年却瞅也不屑瞅一眼。　
　　随着拿破仑垮台而回到法国的那个事先选定了的家族，头脑简单到不可救药，它认为一切都是由它给的，给过以后，并且可以由它收回；它还认为波旁家族享有神权，而法兰西则毫无所享，在路易十八的宪章中让予的政治权利只不过是这神权上的一根枝桠，由波旁家族采摘下来，堂而皇之地赐给人民，直到有朝一日国王高兴时，便可随时收回。其实，波旁家族作此恩赐，并非出于心甘情愿，它早就应当意识到并没有什么东西是由它恩赐的。　
　　它满腔戾气地觑着十九世纪。人民每次欢欣鼓舞，它便怒形于色。我们采用一个不中听的词儿，就是说一个通俗而真实的词儿：它老在咬牙切齿，人民早已看见了。　
　　它自以为强大，因为帝国在它眼前象戏台上的一幕场景似的被搬走了。它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正是那样搬来的。它没有看出它是被捏在搬走拿破仑的那同一只手里。　
　　它自以为有根，因为它是过去。它想错了；它是过去的一部分，而整个的过去是法兰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