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鸽靶:华尔街高等金融实录-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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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评估都显示客户和同事都认为我是称职的经纪。我试图为“布鲁克林”或是更骇人的字
眼作精神准备。如果听到“市政债券”，我准备拔腿就跑。　

　终于，一个经理问我：“弗兰克，你觉得东京分公司怎么样？”我松了一口气，同时也
吃了一惊。这个问题证明管理层对我有信心。在投资银行，如果你的表现好，他们很快就会
把你调到赚钱的地方去。1995年的时候，对于衍生产品部来说，钱都在东京。显然，我的
上司相信我能说服日本客户购买高利润的衍生产品。　

　我飞快地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不知为什么，我总能得到我完全不胜任的工作。第一波
士顿让我向美国投资者销售新兴市场衍生产品，现在摩根士丹利又让我向日本客户销售更稀
奇古怪的衍生产品。我一句日语也不会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日本客户，甚至没和他们通过
电话，对日本的金融和监管体系也一无所知。好吧，我想，既来之则安之。我抑制住想断言


自己不能胜任的欲望，也没有告诉他们我想过调往东京。我很愿意去待一段时间，比如一个
月。于是我自信地回答：“我认为东京是我们的利润所在。”　

　我有一天的时间来考虑。他们说我只是暂时去东京，协助那里的衍生产品部销售工作。
不知何故，东京需要我这个想法让我安心。管理层让我做的工作是刺激的，而且从很多方面
看也不困难。我们的东京分公司充斥着狂热的客户，其中很多都染上了衍生产品思春症，他
们的资产负债表就像盛开的樱花一样毫无保留。管理层想确保东京有足够的人手把客户一网
打尽。东京的衍生产品销售队伍里有不少老手，但是他们显然还需要一些季节性的短工。　

　我对东京感兴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是摩根士丹利衍生产品拼图的最后一块。时至今
日，我已经对衍生产品有了相当的了解，适应了纽约的公司文化，也认识了不少伦敦的同事。
但是东京仍然是个谜。　

　我从来没有到过靠近日本5　000英里的地方，更不用说东京了。说来具有讽刺色彩，虽
然我销售过来自世界各地的衍生产品——阿根廷、巴西、墨西哥、菲律宾，但是我从来没有
去过这些国家，甚至从来不曾出国公干。小时候，我出国旅行的时间也从来没有超过三四天，
惟一的例外是高中时参加学校乐队到德国去了一个星期，为参加啤酒节的醉汉演奏高音单簧
管。我甚至不能肯定我能从地图上找出东京或是日本的方位。我对日本的了解仅限于急速赛
车手卡通和哥斯拉电影，还有大学时帮助同学完成的忍者研究。　

尽管如此，我整装待发，就要到东京去销售衍生产品了。第二天早晨，我答复说我愿意
去。　

　当摩根士丹利送你到东京去的时候，你的旅途肯定气派不凡。我听说过许多在东京的美
国人享受到的奢侈待遇。有些外派人员每年的住房津贴超过1　000万日元（约10万美元），某
个交易员每个月都有1万美元的房租补助。一时之间，调到日本去似乎也不是个坏主意。　

　我的头等舱机票首先显示了我的旅程代价不菲——7　500美元。我问衍生产品部的秘书，
公司是否有规定限制我的餐费和招待费用，她一笑了之。有个同事说我每星期需要100万日
元——约1万美元。这好像有些夸张。我习惯了简朴的旅行，可以肯定有几十万日元就足够
了。公司已经在帝国酒店为我订了顶层的套房，为期3周。这家酒店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酒店
之一，在那里我将享受世界上最昂贵的风景之一，可以直接俯瞰日本天皇的宫殿。　

　虽然这次旅行令我兴奋，我的家人和亲友却没有分享我的热情。日本是个奇怪的国家，
和我在堪萨斯的故乡相隔万里。我的父母很担心。我坚持说东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我不会遇到任何危险。但是我安抚父母的努力并不成功，他们确信厄运即将到来。　

　每个同事似乎都特别想和我告别，我觉得我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他们了。我的机


票没有确定回程航班，3个星期的酒店房间也可以延期。有个同事告诉我他听说我已经被调
往东京常驻。我的航班订在3月20日，星期三，他建议我好好享受在纽约的最后一个周末。
稻草人建议我参观东京的武士剑博物馆，不过又暗示我不用着急，我有的是时间。我知道有
几个经纪被送到东京之后再也没有回来，收拾行李的时候我尽量保持不先入为主的态度。　

　当我最终坐上了豪华宽大的头等舱座位时，所有忧虑都烟消云散。我吞下了几大口鱼籽
酱和五六杯伏特加，吃了一份牛扒，感到心满意足。我放下座椅靠背，打开一本800页的小
说。航班直达东京，我有14个小时休息、吃喝、看书。我的家人显然错了，能有什么厄运
发生呢？　

　我在飞机上有所不知——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东京的交通高峰时间，几个日本宗教教派
的疯狂信徒（包括一个戴着太阳镜和外科手术面罩的40岁男子）正在东京的地铁里安放一罐
罐致命的沙林毒气，这种毒气是纳粹科学家开发的军用毒素。三条地铁线路的车厢里几乎立
刻充满了毒气，造成十几人死亡，至少5　000人受伤。美国大使馆附近的神谷后站台上躺满
了四肢伸开、西装革履的男人；市中心其他地铁站里，几千名地铁乘客惊慌失措地奔跑逃生。
毒气导致了呕吐、流鼻血、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受害者被送进了东京的八十多家医
院和诊所。地铁关闭后2500多名警官在东京四处搜捕，很快找到并逮捕了肇事的宗教团伙。　

　但是我在头等舱里对这条新闻茫然不知，几个小时后更是酩酊大醉。当我让空中小姐再
打开一瓶红酒时，根本不知道我的目的地刚刚经历了近期最具破坏性的恐怖袭击，也不知道
我在堪萨斯的亲友和东京的地铁乘客一样惶恐。还好，我在35　000英尺的高空听不到他们
的唠叨：“我早就知道他不该搬到东岸去。”很快我就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担心是对的。如果我
搭乘上一个航班，现在我闻到的气息很可能来自沙林毒气，而不是昂贵的红酒。　

　我到达东京后坐上了从成田机场到东京的子弹头特急列车。此时已经看不到任何恐怖袭
击的痕迹了。我确实发现所有人都戴着蓝色的外科手术面罩，觉得有些奇怪。在纽约时没有
人提起东京的人戴面罩。这是时尚宣言，还是害怕细菌？看来我也需要买一个。除了面罩，
还有日本出租车司机礼貌地用来开关后排车门的旋转杠杆之外，东京似乎一点儿也不奇怪。　

　我只会说一个日本词——“天皇宫”，东京帝国酒店的日文名字。出租车司机似乎知道
该到哪里去。东京帝国酒店是东京酒店中的皇后，日本人对她的推崇可以和皇宫相媲美。酒
店有两个部分——一座俯视日比谷公园、由钢铁和玻璃建成的17层建筑；一座31层的附属
建筑物，它是皇宫周围最高的建筑之一。酒店有一千多个房间，15家餐厅，还有各式各样
的店铺和休闲厅。这里每年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国家元首、社交名人和皇室成员，另外还有
到此举行婚宴的日本情侣。我在去房间的路上就经过了一个结婚酒会。　


东京帝国酒店有着显赫的历史。它逃过了多次灾难的浩劫，其中最著名的是1923年9
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这场地震在酒店落成的第二天摧毁了东京。弗兰克·劳埃德·赖特1
认为帝国酒店是他的杰作，我也听到过广为流传的故事，讲述赖特最初的设计巧夺天工，老
帝国酒店结构合理可靠。据说该酒店是东京市中心没有被大地震破坏的少数建筑之一。二战
之后，原来的建筑因为年久失修被推倒，重建成更大、更现代化的新酒店。高雅的大堂和酒
吧是有权有势的客人高谈阔论的场所，酒店对客人的选择十分严格，只接待最尊贵的客人。
为了防止客人受到追星族的骚扰，他们最近还拒绝了流行歌星麦当娜和迈克尔·杰克逊。　

　由于旅途疲劳，我很高兴能有时间安静地休息。我的房间在帝国大厦的顶层，窗外的景
色比我想像的还要壮观。我的房间正对北方，可以看到西北面的皇宫。天皇的宫殿坐落在东
京市中心，房地产业的黄金地段，而且地下没有地铁穿过，空中也没有飞机飞过。即使从酒
店房间里我也看不到被树木遮蔽的宫殿建筑。东北方向是霓虹灯闪烁的银座，东京主要的购
物区。正前方是大手中心，摩根士丹利的办公室就在那里。我最后看了一眼四周的景色，然
后倒头就睡。　

　第二天我很早起身，准备去皇宫周围跑步锻炼。礼宾部提供免费的跑步服和跑步鞋，但
是没有我穿的13号。出了酒店，我立刻看到了更多的蓝色面罩，简直无所不在。实在太奇
怪了。　

　回到酒店房间后，我在门底下找到了一份传真的国际版《纽约时报》。终于，我读到了
这致命的恐怖袭击。我不禁有些后怕，我怎么早不知道这回事呢？当然，旅行中很难留意新
闻，可这也太离谱了。我的家人是对的，我开始相信我再也回不了美国了。我需要打电话给
我的亲友，告诉他们我还活着。这条消息至少使一个决定变得容易多了：我准备不坐地铁，
走路上班。从酒店出来的时候，我问礼宾部在哪里可以买到外科手术面罩。　

大手中心在皇宫的北边，一共有大概四百座闪光的小型摩天楼，摩根士丹利东京分公司
就坐落在其中一座中型建筑里。摩根士丹利是最早进军东京的华尔街投资银行之一，公司在
日本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戴维菲利浦。菲利浦是日本人，他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美
国生活了十三年。对于海外的银行来说，菲利浦是连接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桥梁。他也不
是一直都叫菲利浦，这个美国名字是他从原来的名字鹭山哲改来的。事后证明，改名也改变
了他的事业。六十年代末，他成功的促成了摩根保证银行和日本财务省的谈判，为摩根银行
在东京开设了分行。七十年代，三十七岁的菲利浦用他的日本关系网和美国名字打动了摩根
士丹利，聘请他开设东京分公司。　

东京分公司开业之初即大获成功。1977年，摩根士丹利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晋升菲


利浦为董事总经理。菲利浦是摩根士丹利第一个成为董事总经理的有色人种，接下来的若干
年中也是唯一担任这项职务的少数民族。1982年，东京分公司已经发展到了二十个雇　员（其
中九个是专业业务人员），获得了若干蓝筹客户，而菲利浦仍然是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中
唯一的有色人。　

菲利浦享受了高薪待遇，但是他的薪水并没有改变投资银行业对少数民族普遍的不友善
态度。他经常被当作样子货。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业务总监罗伯特格林希尔似乎喜欢看到以
为菲利浦是白人的客户发现真相的样子，他说：〃好几次我和戴维去见客户，你可以看到他
们有多吃惊。〃而菲利浦本人显然知道如何遵守投资银行业很不日本的游戏规则，他不但是
个叫美国名字的日本人，而且还穿昂贵的西装，抽登喜路香烟，喝德瓦斯威士忌。　

接下来的十年中，摩根士丹利在东京聘请了几百人，八十年代末更成为了在东京的第二
大美国投资银行，与此同时也获得了一些不太光彩的声誉。1990年，有人看到《名利焰火》
一书的作者汤姆沃尔夫在摩根士丹利东京分公司采访几个面容严肃的日本银行家，显然是在
为下一本书收集素材。　

我来到东京的时候，这里已经和纽约相差无几。菲利浦在1987年中过一次风，四年后
退休，但是他的影响仍然无所不在。这里的交易厅是纽约交易厅更小、更拥挤的翻版，人声
鼎沸，电脑屏幕闪个不停，到处都是废纸。不过我确实发现了一些文化差异。这里的秘书彬
彬有礼，大多数也不是妙龄金发美女；很多经纪和交易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些甚至是研
究生毕业。我还发现在东京的交易厅，不那么新鲜的鳗鱼刺身取代了发霉的芝士牛扒。　

我到达公司的一刻就已经发现东京的所有同事都患上了衍生产品思春症。晨会上充斥有
钱可赚的交易设想，客户的回应比我们的提议还要耸人听闻。日本公司迫切需要利润，他们
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风险再高也在所不惜。这里的经纪热情高涨，全力以赴，没有人有
心思讨论地铁里的毒气袭击。　

我知道过去几个春天都给东京分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东京在公司的地位日趋重要。衍
生产品部纽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