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十曰谈 作者:[苏联] 里娅·沃兹涅先斯卡娅-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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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我就讲过，我儿时最早的记忆是，妈妈穿着洁白的裙子，在半开的窗前弹奏钢琴，看上去年轻、温柔。好长时间我都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梦，因为这种情景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我从没把这梦告诉过妈妈，因为我长大后生活很惨：妈妈长期患病，我们买食品和衣服的钱都不够，别说音乐了。多少年了，我甚至都不知道妈妈弹过钢琴。

　　后来有一天我们要去一个很富有的远房亲戚家做客。他们过去不怎么理我们，但这次不知为什么要请我们去参加一个生日聚会，是为他们的女儿爱拉举办的。爱拉与我同岁。我们花了一星期时间做准备，但我没有鞋穿。已经是深秋了，我上学时还穿着橡胶凉鞋和毛线袜子。我上学时穿的衣服已经补过上百次。从学校一回到家，就立即脱下这件衣服，换上更破旧的，这样，这件好点儿的衣服就能穿的时间更长些。我没有礼服，也没有象样点儿的衣服，穿什么去做客呢？没想到最后妈妈创造了奇迹。她翻腾出一些破旧的毛线织物——一只手套、一条破围巾、两只毛线衣的袖子（她把毛线衣改成了毛背心）。我们花了两天时间拆这些破旧衣物，把能用的毛线缠成线团。然后妈妈把毛线染成黑色，为我织了一条漂亮的裙

　　子。她还用旧睡衣改做了一件短外套。而最重要的是，她设法给我做了一双做客穿的鞋。她找出我下雨天套凉鞋穿的长筒靴，并用布条和纽扣为这双鞋织了小鞋罩。不过，母亲告诉我去做客以前绝对不要穿，因为这鞋罩穿一次就坏。

　　妈妈也没忘了自己。她当医生的妹妹送给她一件白大褂，妈妈用来改做了一条优雅的连衣裙，还镶了绿色的花边儿，这样就看不出裙子是次布料做的。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在这上面花这么大的心思，不过我猜这是因为穷人也要有自尊，她不想在富有的亲戚面前显得寒酸。或许这也恰好说明，她对生活还没有失去信心，还有许多好时光。毕竟妈妈还年轻。

　　我们来到了亲戚家，打扮得整整齐齐，而且心情还挺激动。他们家的房子大极了，而且满屋都是漂亮的家具，大大的圆桌摆满了食物，这些食品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更别说吃了。我知道的水果只有苹果、西瓜和野草莓，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了。而他们有葡萄、桃、香瓜。爱拉穿着漂亮、精制、带大花边领的天鹅绒礼服。我看起来也很好，说真的。

　　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想。使我大失所望的是，爱拉大声问我：“你鞋上那是什么东西？是自家做的吧？”

　　我感到一阵剧烈的羞辱。但我立即想到，如果我感到羞辱，妈妈肯定会伤心的，所以我克制着自己，说：“是的，这鞋是妈妈特意为配我的裙子而做的。你喜欢吗？”

　　“噢，我知道。这叫整体效果。”爱拉说，她是想表现她有多聪明。

　　跟主人和来宾们坐在桌子前，我感到象真的过节一样。有这么多美味佳肴，我吃得很饱，后来好长时间都不饿。我与其他的孩子们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喝柠檬汁。餐后主人给我们每人一小杯冰淇淋。这简直如童话一般。我真觉得我是舞会上的灰姑娘—一只是没有王子。

　　后来，奇迹发生了。桌子收走后，大人们开始跳舞。女主人突然对母亲说：“贝丝娅，你是个杰出的钢琴演奏家，给我们弹个曲子吧。”

　　“哎呀，别开玩笑了，鲁芙契卡，我好多年没摸钢琴了。

　　不过，我倒可以试试。要是不行的话，那就真不行了。”妈妈向墙角走去，那儿摆着一架黑色大钢琴。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这么多家具中还有一架钢琴。

　　妈妈在圆凳上坐下来，打开琴盖，手摸琴键，闭上眼睛，努力回忆着什么。然后，她微笑了，手在琴键上轻轻滑动着，连看都不看。她开始弹欢快、简单的调，是一首名歌，客人们跟着唱起来。一曲终了，客人们还在拍手叫好，她已开始弹起严肃的作品。大家都在静静地听着，我使劲克制着自己的激动，我为母亲感到骄傲。穿着白色的裙子坐在闪闪发亮的黑色钢琴前，妈妈显得美极了，而且音乐是如此地庄严，如此地优美。家里的收音机放的那种乱七八糟、毫无生气的音乐怎么能跟这个相比呢？

　　突然，妈妈开始弹奏很忧伤，而又极其优美的曲子，这熟悉的曲调立即把我带入梦境：妈妈在窗前弹着钢琴，我在小摇车里手舞足蹈。今晚属于妈妈的，我真怕我打搅了她。突然，我感到我们的整个生活只不过是残缺不全的碎片，只是美好生活的结束，而以前美好的生活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梦。我尽力克制着不让自己哭出来，但最后眼泪终于夺眶而出。妈妈吓坏了：她急忙跑过来安慰我。主人和客人们也都围过来，有人把一杯柠檬汁送到我嘴边，但我喝不下去。妈妈向大家道了歉，很快领我回了家。她什么也没问，只是把我抱到床上，给我垫好枕头，我便睡去了。

　　第二天，我给妈妈讲了我的梦以及我如何认出了妈妈弹的曲子。“那是戈达尔的华尔兹，”她说。“我过去很喜欢它。

　　但你怎么会记得？那时你还是个婴儿呀？”

　　“那是我在梦中常常听到的音乐。我给您哼哼？”于是，我给妈妈哼了戈达尔的华尔兹。妈妈哭了，很久以后妈妈才告诉我，那时是妈妈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　故事之九

　　女导演爱玛讲的是伤心的离别和快乐的发现。

　　这一发现挽救了爱玛的朋友们，他们因罗蒙诺夫在列宁格勒的试验而备受其苦。

　　有个时期我不断同人告别。朋友们一个个都走了，去了四面八方。我的好朋友现在有一半在国外。人们出去的目的是为了自由地著书、作画、演奏音乐、拍电影、演戏。有时我感到整个俄国都在出走。每次告别眼泪都要流成河，而之后留下的记忆却是一片荒漠。

　　对我来说，最难受的告别是送考斯特亚走。我已给你们讲过他。他家是列宁格勒最吸引人的地方。每天都有许多各界名流去那儿聚会。不过，去那儿的人大都是搞艺术的，要不就是不同凡响的、令人感兴趣的人。考斯特亚在我们学院读戏剧史专业时，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噢，他是这样的人，你可以随便招呼他，什么都可以跟他聊，而过后总能发现，你有了许多新的艺术观和新的打算。就艺术观点而论，他总给人以极大的鼓舞。

　　可后来考斯特亚也走了。我们把他送走后，我去他家帮他妈妈收拾东西。考斯特亚走后，政府要收回一间房子，只给他妈妈留下一间，所以要把他那间屋子收拾出来。我伤心地整理着他留下的一些书籍，把他没能带走的画从墙上摘下来。报纸曾把这些画说成是“可怜的、西方模仿者的低劣之作。”而现在要想把这些“低劣之作”带出国，政府却要征收重金。我一边忙着收拾东西，一边听着对面窗户里传出的音乐。一帮孩子在一遍遍地重复播放着阿巴录音。我随音乐摆动着，试图冲淡自己的伤感。

　　一天，考斯特亚的母亲耶芙多尼娅·波罗芙娜要我收拾一下阁楼，那几多年来攒了一大堆东西。我弯腰爬进了阁楼，因为空间很狭窄。我翻腾着这些东西，一件件地叫着它们的名字，并拿着让在下面的耶芙多尼娅看看。她坐在下面的椅子上，就象坐在王座上的女皇，对我发号施令：“这个扔掉，这个你可以留作纪念，这个可以留着。”

　　在阁楼的角落里我发现一个袋子。解开一看，里面是个旧枕头套，但象耶芙多尼娅的其它东西一样地干净。伸进手去一摸——好象是粮食，或许是小麦。“这儿有个袋子，里面的枕头套大概装的是小麦。”

　　耶芙多尼娅猛地从椅上站起来说：“什么？装小麦的枕头套？不可能。它还在那儿？天哪。知道这麦子是怎么回事吗？

　　爱玛。”我马上爬到阁楼门口探出头来，耶芙多尼娅总有迷人的故事告诉我：“战争后期，长期的封锁结束了，但粮食还是奇缺。我设法弄到了一袋小麦，用咖啡磨磨碎，做成了麦片和松饼。这口袋小麦可救了我和考斯特亚的命，后来情况好转，这袋麦子我们没吃完。有人建议我拿到市场上换点别的东西。但我没那样做。‘上天保佑，但愿我们再也用不着它，’我说，‘但我要留着它，以防万一。’所以它放到了现在，从１９４４年至今。”

　　我坐在那儿听她讲故事，手不停地抓着小麦。“那么我们怎么处理它？这回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照旧，上帝保佑，最好我们永远用不着它，但还是要留着它。”

　　“好吧。”

　　我把袋子放回原处。正要捆上袋口时又发现枕头套下还有一个小麻布袋。打开一看——乐得我差点从阁楼上掉下来。

　　我没说什么。耶芙多尼娅不故心地问：“爱玛，你翻到什么了？”

　　“亲爱的耶芙多尼娅。您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上帝保佑我再也不需要它，但我要保留它以防万一，’这回又该用到这句话了，干葱。”说完我把这袋干葱恰好扔到她脚下。

　　这回耶芙多尼娅也乐了，激动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好象眼前是鲜葱，而不是干葱。

　　那是在１９７４年，我们的市长罗蒙诺夫刚刚宣布他近期的“列宁格勒试验”。他宣称，列宁格勒的蔬菜完全可以自给，并颁布了严厉的规定，禁止从外地或别的共和国进菜，带到自由市场也不行。试验一年，结果他晋升到政治局，而本市却闹菜荒，没有土豆，没有卷心菜，没有胡萝卜，最糟的是没有葱。自由市场上一出现便立即被抢购一空，而且价格高得吓人——八至十卢布一公斤。自然，我和耶芙多尼娅长时间没闻过葱味儿了。没想到突然间发现这么多葱。

　　我把这些干葱分成好几份，然后坐下来开始给好友们打电话，“嘿。”我说，“你多长时间没葱了？一个月？两个月？

　　你对１９４４年产的葱感兴趣吗？来拿吧。”

　　这些人陆续来了，听说了事情的原委他们也大笑了一番。

　　我们的厨房飘起了久违的葱香，引得邻人们羡慕不已。

　　可以想象到，爱玛的故事引得大家发泄了一通怨气。然后大家转向爱丽什卡：“哎，该你了，爱丽什卡。你要结束我们的《女人十日谈》，可别让我们失望。”

　　◆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的是一位外号叫幸运的玛丽娅的妇女，另外还谈到了普通俄国妇女的幸福。

　　因为我要结束我们的《女人十日谈》，我愿给你们讲个有着特殊幸福的女人，她住在我们院子，大家喜欢叫她幸运的拜丽娅。她已经退休了，整日酗酒。一喝完酒她就踉踉跄跄来到院子里，坐在凳子上给人们讲她如何幸运。我听过几次，所以才能讲给你们听。

　　玛丽娅的幸运开始于父母被捕的那一天。那时她还是五岁的玛莎，正跟父亲玩捉迷藏。她藏起来了，父亲在找她。玛莎自以为藏的是绝妙的地方——她趴在浴缸下面。她趴在那儿等爸爸发现她，或叫她，然后宣布他输了。她在那儿趴了好长时间，最后睡着了。在这时，家里遭到搜查，父母被讯问并被带走了。爸爸妈妈知道玛莎的奶奶要来，所以没提房间里还有他们的孩子。他们担心玛莎会被带到孤儿院去，因为父母被捕后孩子一般都被带到那儿去。果然玛莎很幸运，当天晚上奶奶就来了。她来时恰好玛莎醒了过来。她从浴缸下爬出来，开始哭着找爸爸妈妈。奶奶经过的事多，一看房间里这么乱，马上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抱起玛莎，拿了些必需的东西，把玛莎父母的照片从墙上取下来，然后逃出列宁格勒，去了乡下。这是玛丽娅第一次走运，那年月许多孩子不仅失去了父母，还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他们被给予新的名字以加快“再教育的进程”。

　　战前不久，玛莎已经十几岁了，她奶奶领着她离开列宁格勒地区，投奔了西伯利亚的远房亲戚。这是玛丽娅第二次走运，因为那时人们正从外地涌向列宁格勒，而后来都饿死了。但她同奶奶去了西伯利亚这才幸免于难。

　　玛莎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加入少先队、共青团，与其他孩子们一起学习朗诵歌颂祖国的豪言壮语：“为了我们幸福的童年，谢谢您，亲爱的国家。”至于父母，她当他们已经死了。直到奶奶临死前，才把爸爸妈妈的事情告诉她。那已是斯大林以后的时代。玛丽娅急忙跑去打听，而他们告诉她：她的父母已经迁居，现在某某地方。她立即动身去找他们，发现他们还活着，只是活得很惨。从劳改营出来后他们也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