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十曰谈 作者:[苏联] 里娅·沃兹涅先斯卡娅-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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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斯特亚挂了电话，我回屋继续写稿子。两个小时后，他突然亲自来了。诗人库兹米斯基很少自己跑路。他常常是在家躺在沙发椅里，穿着睡衣写诗。他很吸引人，很多诗人、艺术家都去找他，他的沙发椅便成了非官方文化的中心。考斯特亚来了，递给我一张１０卢布的票子：“我没借到另外的２０卢布。那个戒指我不要了，你最好还掉你的欠款，不然你的邻居会杀了你，这对俄国戏剧界将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因为你有新思想。”
我高兴极了，伸手把钱抓了过来。此时我们正站在走廊里。我顺手从电话桌上操起一支铅笔，我开始在钞票的一角上写下我该付多少电话费，多少电灯费，以及计算是否还会剩下付房租的钱。考斯特亚抱怨我，说我对他的钱不尊重，然后就拖着笨重的脚步回家躺他的沙发椅去了。
算出来了，但还是不够还清欠款。我正要去给邻居送钱，门铃响了。原来是莫斯科青年诗人巴克希特·坎茨耶夫。“爱玛救救我。我急着回莫斯科，可把钱丢了。你有１０卢布吗？”
“算你走运——我有。给你。”我把１０卢布交给他，他高兴地走了。
一小时后艺术家尤拉·凯勒特斯基打来了电话。“爱玛。
你不是给了巴克希特１０卢布吗？他又还给你了，因为我们一起去给他买了票，已经送他走了。我今天没时间去你那儿，所以我把钱给了史拉里，让他顺路给你带去。”
我等了史拉里老半天，但他没来。第二天他来电话说：“爱玛。昨天我去你那儿，半路在塞岗碰到了沙什卡·伊萨霍夫。他三天没吃饭了，我把钱给了他，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你既然已给了他，那就这样吧。”
塞岗是个咖啡馆，在涅夫斯基大街和弗拉迪米斯大街的街角上。沙什卡·伊萨霍夫是白俄罗斯艺术家，住在列宁格勒。他是一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像所有其他人一样聪明，但也像其他人一样身无分文。所以我的１０卢布就这么搭了进去。
大约过了六个月，我们的考斯特亚准备去西方。他搜集了一些非官方诗人写的诗集和散文集，可就是忘了准备钱，寄希望于车到山前必有路。临行前一个星期，他还没有机票钱。
消息传开，我们这伙人开始给他凑钱，钱送来时都扔到不知谁放到桌子中间的一只缸子里。行期到了，该去买票了，考斯特亚对我说：“爱玛。我还有一页就完，你帮我摇摇缸子，看看钱是否够买机票的？”
我把钱都倒出来开始数。突然我看见有一张１０卢布的钞票上写有熟悉的笔迹。
“天哪，考斯特亚。还记得去年冬天你给我１０卢布吗？”
“我不记得给你什么钱，怎么了？”
“你怎么能不记得呢？我站在走廊里，把我欠的账写在这张钞票上。你还抱怨我没找别的纸记呢。”
“没错，记得是有这么回事……到底怎么了？”
“瞧，它在这儿，这就是那１０卢布。”
然后我给他解释了这神奇的１０卢布是怎样转了一大圈又回来的。
在座的朋友们都很惊讶。皮特亚·什希金说：“用这么神奇的１０卢布给考斯亚买飞机票太亏了，咱们用它买点酒，庆祝一下，大家热闹热闹。”
我们把钱给了皮特亚，打发他去买些香槟。过了一会儿，这位诗人神情沮丧地回来了，没有香槟，也没有那１０卢布：“我在商店碰到了艺术家娜达莎·拉扎罗娃，她正要去锅炉房值班，她连买一包奶酪的钱都没有，所以我就把那１０卢布给她了。”
我很希望能问问娜达莎·拉扎罗娃，看她是否花掉了那１０卢布。但我了解她的性格，还是不问为好——可能她又把钱给了别人。我知道，这很可笑，但到我手的钱我总是注意上面有没有写字：“电话—２．４０，房租——２．５０。”你们要注意，没准你们会碰到它。
◆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说的是一只叫卢布里克的小猫和一个丢了一卢布的男孩。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时我还在上中学。我爸、妈和姐姐都工作。家里分给我的任务是做作业，采购物品，另外还得去洗衣店、修鞋铺或干其他一些零碎活儿。我简直是一个家庭小主妇。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的，但需要精打细算。我妈妈每天给我留一点钱作为家务开销，晚上我得报账并把剩下的钱交给她。
一天，我出去买面包。面包店就在我们家附近，快到店门口时，见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在哭。
“你为什么哭呀？”我问他。
“我丢了钱……”
“那哭什么，回家去，告诉你妈妈是怎么回事，下次注意别再丢就是了。”
我可怜这男孩，但也颇为得意，我买这么多年东西从未丢过钱。可男孩子却那么马虎。
我把面包带回家，然后又出去修鞋。路过面包店时见那孩子还在那儿。已经是十月了，外边挺冷的。他用手抹着眼泪和鼻涕，看来冻得够呛。
“你怎么还站在这儿？快回家吧。不然会冻坏你的。”
“我回家了，我妈妈让我再回来，找不到钱不许回去。”
“你丢了多少钱？”
“一卢布……”
“一卢布？。真是个小傻瓜。”
说完我就去修鞋店了。我在那儿排队排了一个小时，回来的路上见那小家伙还站在那儿。他已经不哭了，只是冻得发抖，一双冻僵了的小手缩在袖子里。
“天哪，回家吧，看你还在这儿我都受不了了。你妈妈不会杀了你。”
“我知道她不会。因为我丢了一卢布，她也在哭，我怎么能回家呢？”
我回了家，但怎么也放心不下那个孩子。如果我有自己的一卢布我会送给他的。但我只有为家里买东西的钱，剩下的三卢布去洗衣店还要用，我没办法帮助这个小男孩。
我把脏衣服捆成一捆就拿着出去了。他还在那儿。
在洗衣店，我坐着排队，一边想着学校的事情，把那孩子差不多给忘了。突然听到附近有人吵架。一位排队的妇女火了：“我在这儿等一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这么慢？”
服务员一边把一捆要洗的衣服使劲扔到墙角，一边高声回敬道：“那你来干这拿３０卢布的工作吧。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快。本来一个班应该有两个服务员，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手不够，我有什么办法？”
她继续拿着棍子在脏衣堆里挑来挑去。我想：要是那孩子的母亲也挣这么点工资怎么办？那样的人一定很多。要是那孩子丢的一卢布是他们最后的一卢布呢？我开始真的同情这孩子了。
轮到我了，我交了衣服并付了钱，还剩下一卢布半。我做出了决定：如果他还站在那儿没回家，我就给他这一卢布，然后再想办法补上这个空缺。妈妈没准儿会同意把剩下的钱给我以奖赏，我从未丢过钱。
是的，他还在那儿，可怜的小家伙。天黑了，我几乎看不清他了。我走过去，严肃地把钱递给他：“这一卢布给你，别哭了，快回家去吧。你妈妈会不放心的。”
没想到他又哭了，他不要我给的钱。
“怎么了？”
“妈妈不让我向生人要钱，因为是我丢的，我必须自己找到它。”
“噢，这不是你要的，是我给你的。”
“我不能要，那不是我的钱。”
“那你就告诉你妈，是你在地上找到的。”
“我也不能说谎。”
他哭的声音更大了。怎么办？我挨着他站着，自己也哭了。
“你是一个大姑娘，为什么也哭呀？”
“因为我为你伤心。”
我俩站在那儿，抽抽搭搭地哭着。后来我突然想起一个主意。“我知道你能做什么。我带着一大捆衣服站在这儿挨冻，这都是因为你。我的手已冻僵了，看，我没戴手套。现在我要你帮我把衣服带回家，不用你干别的。”
“好吧，我帮助你。”
我俩一人拽一头把那捆衣服带到了家。我掏出那一卢布钱，用大人的口气对他说：“你帮我把衣服带回家，这一卢布是你的工作报酬。这是你挣的钱，你妈不会生气的。是，她不会的，我知道。”
他高兴极了。一溜烟似地跑下楼梯，连声谢谢都没顾上说。
那天晚上我妈下班回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她。我担心她会因为我自作主张而惩罚我。但她平静地听我把话说完，然后说：“你做的对。让他用诚实的劳动挣钱，你这想法很聪明。他显然是个好孩子。”
大约九点钟，我们都平静地呆在家里。突然门铃响了，姐姐去开门，回来后说：“爱丽娜。有位年轻的绅士带着一只猫要见你。”
我出来一看，门外站着个男孩，用帽子托着一只橙色的小猫。
“妈妈让我来谢谢你给我的劳动报酬。她不生气，也不哭了。她还说我做的工作不值一卢布，因此这一卢布实际上是你给我的礼物。所以，谢谢你。”
“你拿的是什么？”
“是我给你的礼物。一只猫在我们的地下室里生了小猫，我拿了一只，还剩下两只。你不介意它是橙色的吧？”
“太棒了。橙色的可爱。太感谢你了。”
他把小猫交给我，然后回家去了。
小猫给我添了点麻烦，但后来全家人都喜欢上了它。我们给它起名叫卢布里克，以纪念那个小男孩及其不幸的遭遇。
“那你从没问问他妈妈在哪儿工作吗？”瓦伦蒂娜不解地问。
“呀，对，我忘了告诉你们。我几乎猜对了。他没有父亲，母亲在一个学校做清洁工。他们就住在学校的一间小屋里。也就是说，那时她只能像洗衣店的服务员一样，一个月收入３０卢布。”
“现在好了，工资比那时长了至少一倍，”娜塔莎肯定地说，“现在已达到了７０卢布。”
“没错，工资是长了，”爱玛回答说，“但物价跟工资长得差不多快，现在的７０卢布也就值那时的３０卢布。”
“是这样，”吉娜叹息道，“如果没有固定的职业，很难靠工资生活。”
大家都理解，她是在为她的前途忧虑，想着怎样才能找到一份工作。于是大家开始给她出主意，到哪儿去找工作，什么样的工作能使生活有保障。尼尔娅说她可以去托儿所找份工作，那样她还可以带儿子。
第七天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第八天 报复
《女人十日谈》已经到了第八天。
早上，喂过孩子，吃完早餐，瓦伦蒂娜对阿尔宾娜说：“阿尔宾娜。你好像隐隐约约地吐露过，你设法报复了那个强奸你的家伙，还有那个将军，说什么正派姑娘不会被人强奸。今天给我们讲讲这些事好吗？”
“好，瓦伦蒂娜。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讲男女报复仇人的故事，怎么样？”
大家同意了阿尔宾娜的提议，晚上开始讲报复的故事。
◆ 故事之一
由生物学家拉丽莎讲述，讲的是真实的故事，不是奇闻轶事，但故事本身却有奇闻轶事的味道。
我要说的是，一个文静的知识分子怎样报复住同一层楼房的人。
列宁格勒一所公寓里死了一位老太太，留下一间１０平方米的空房子。跟通常情况一样，围绕着这所空房子爆发了一场战争：一个人申请改善住房，想把这间房子据为己有；另一个人想跟老婆搬到一起，用他老婆在别处的一间更小的房子换老太太这一间。但当地房管部门怕麻烦，没有确定到底谁最有权住这间空房，而是把它分给了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可以想象，同住一层的其他住户根本不欢迎这个新邻居。彼此不和的人都把气撒到了这个可怜的男人身上。他们在厨房及公寓的其它公共场所故意刁难他。要是有朋友来找他，他们会立即报告公安局，说他聚众酗酒、吸毒。要是有女友或女同事造访他，有人就控告他在开妓院。起初，为了保护自己，他试图与邻居搞好关系，但这只有使情况变得更糟，他只好作罢。他尽量不去厨房，回屋时像个小耗子一样溜进去，人们制造有关他的丑闻，他也不争辩。
后来，这所公寓的住户都交了好运。当局决定在那条街上建一座超级现代大厦，这意味着要立即拆除几处旧房。这座公寓也在拆迁之列。所有的住户都在新区分到了房子，有的甚至分到一个单元。他们都欢天喜地。乔迁之喜指日可待，加之分的又是更高级的房子，因此，人们突然变得仁慈、善良了，长期压抑的人性开始有所复苏，也可以说是良心发现了。
他们相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