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万养大一个孩子(第二部分)-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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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总成本将达25万元左右（即0…16岁子女2003年的人均支出相加之和），远高于以往同类研究的估算结果。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倘若将未婚不在读的子女都计入的话（0…30岁子女2003年的人均支出相加之和），则将上升到49万元，可以说子女经济成本的增长速度惊人（未含亲朋好友/社会赠送/资助/学校免费等5…6万费用）。如再加上孕产期的支出以及从孩子孕育到成长过程中父母因孩子误工、减少流动、升迁等自身发展损失的间接经济成本就更可观了。　
　　

　　孩子养育总成本过高反映了一些家庭的支出结构不合理，除了前述的高额择校、赞助、家教、补课、交通、通讯费外，不少家长不惜重金给孩子购买名牌服装（年最高服装费为15　
000元），办盛大满月酒、过豪华生日（最高为28　000元），子女零花钱最高也达12　000元。　　　

　　家庭支出结构的不合理还反映在子女花费的绝对和相对数均远高于父母。由于大多数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父母在子女身上的花费总是第一位的。根据被访的估算，除了不在读的外，不同阶段孩子的费用在家庭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在39…52％左右（见表6）。

　　不少父母自己收入不高，但为了孩子的营养、受教育、过生日乃至出国、结婚，宁愿自己省吃俭用、倾其所囊甚至借钱举债来满足孩子的需求。其中四分之一家庭的子女经济成本占夫妻总收入的50％以上，最高的甚至是夫妻总收入的近7倍（依赖父母累年的积蓄或他人赠送/资助）。　
　　

　　（二）孩子经济成本的影响因素

　　对孩子经济成本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子女的性别与总经济成本无显著相关，也就是说，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家庭所支出的费用都差不多。这或许与绝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子女，且上海父母的养儿防老、传宗接代意识淡化不无关系。子女年龄越大，父母经济负担越重也表明，孩子接受高学历教育费用的昂贵。　
　　

　　父母教育程度与子女的经济成本无显著相关，这可能与不同阶段子女所需费用相异、而父母即使自己教育程度不高，也依然会尽力满足子女所需，设法给予子女最好的成长环境。　
　　

　　父母职业层次和薪金收入越高，抚养子女所花费的经济成本也越大，尤其是年收入对经济成本的影响程度为最大。这或许表明，孩子经济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支付能力。而亲属的经济支持也推助了孩子的消费水平（见表7）。　

　　四、结论与提议　　　

　　在全面描述和分析孩子成本和效用的基础上，我们将对今后人口少生、优育的前景以及孩子经济成本的结构优化进行探讨。　　　

　　（一）抚养成本高昂，超生和性别选择更远离上海

　　在众多省市滥用B超择男生育、导致性别比严重失调（刘鸿雁等，1998；苏荣挂，2003；于弘文，2003；朱楚珠等，2003；陈兆钧等，2004）的大环境下，上海育龄男女的生育观已发生显著变化，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自1993年以来已连续11年呈下降趋势，计划生育率达99。2％（上海市统计局，2004）。本研究的有关统计数据也显示，受访家庭的超计划生育的仅占1。1％，计划生育率为98。9％。从对象回答“假如您的孩子不是目前性别的话（目前如是男孩的话询问如是女孩），会对您和您的家庭产生什么影响”的询问结果看，父母认为如是女孩的话，会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心理满足和事业发展/收入增加有更多的积极影响，或认同如是男孩的话更麻烦、更操心的较多些。　
　　

　　从受访者对儿、女评价的差异也表明，父母对女孩的思想品德、心理素质、学业成绩以及与父母的沟通和关系打分都显著高于男孩，对女儿在外学坏或因表现欠佳产生的失败感也显著少于男孩。据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20　
649名18…30岁年轻人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受访生育子女的平均数为1。1个，其中生育1个孩子的占81。5％，生育2个占13。7％，生育3个及以上的占0。4％，不打算生育孩子的占4。5％②。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最新研究也表明，20…30岁未婚青年对“我结婚后不想要孩子”持基本肯定态度的占20。2％（非常肯定的仅占5。6％），其中担心“孩子牵涉精力太多影响工作”的比重为最高，达71％，其次是“孩子影响夫妻自由”，占64％，再次是“孩子的抚育成本太高”，有49％，然后为“无须靠孩子养老”，占36％，有28％认为“生孩子会影响自己/妻子身材”（李煜等，2004）。　
　　

　　生养孩子的经济成本尤其是教育成本急剧上升，加上抚育男孩的心理成本更大等现实，也将成为上海人少有男孩偏好的理性选择基础。故从总体趋势预测，新婚夫妇超计划生育和人为选择出生人口性别的现象在上海不会突现。然而，由于1980年代人口出生率较高期①诞生的年轻人正进入婚恋期（他们大多数为独生子女），且计划生育政策经过微调后不再鼓励“丁克”家庭，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第二胎，并不再有间隔4年后再生育第二胎的限制，因此，上海可能面临新一轮的人口高出生率。

　　（三）优化经济成本结构，提升单位成本效益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的经济付出与孩子的学业成绩、心理素质、身体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之间并未呈显著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并非在子女身上投入的经济成本越高，对子女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越有利，父母善于与孩子沟通、交流，并注重培养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等显然更为重要（见表10）。

　　不少家长出于对子女学业成绩和升入重点学校的期望过高，或过于溺爱，在择校、家教/补习、购买名牌服装以及过生日等项目上，超出自己能力而不惜重金的高投入，但未必取得与之相对应的高回报。一些基础较差的学生进入重点学校后，不仅无法适应并跟上快节奏/高难度的课程教学，反而增加了压力、沮丧和失败感。而另一些子女在名牌大学毕业且工作单位满意的家长则强调：从未给孩子请过家教、上过补习班，而是从小带他/她多活动、多参观、多与人交往，和孩子多沟通、交流，培养孩子的观察、表达能力和自理能力，激发他/她的自信心、求知欲和学习兴趣，使孩子有较强学习自觉性、自控能力和社会适应性。之后，自己在孩子身上也可以少花些功夫，减少些一般父母常有的心理压力和担忧。这些成功父母的教育经验给予我们以启示：经济上的高成本对不同孩子的成效具有差异性，高经济成本不是万能的而且是可以替代的；从小在孩子身上多花些时间、投入更多的感情和素质教育成本，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积极而长远的效果。因此，设法改善孩子抚育成本的结构，以较少的成本获得更多的回报或许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鉴于独生子女家长普遍存在的对孩子成才的期望过高、经济成本投入结构不甚合理、重考试成绩轻综合素质的养成教育，以及父母个体的心理压力和焦虑的现实状况，需要强化家长本身的再教育。因此，大众传媒、家长学校或心理治疗等服务领域，应适当增加相关的父母心理健康、教育理念和方法等宣传、培训、讲座和咨询等多层面、个性化的服务，使更多的家长改变将高经济成本与子女成材划等号的偏颇观念，在抚育子女的实践中优化经济成本结构（比如减少择校、赞助、降分录取费和过高的家教、补课、生日庆贺等费，增加参观各种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和参与各种课外兴趣、养成动手能力等活动费用），提升单位成本的效益（比如引导孩子将有限的上网费使用在获取有益、可用的信息上，或以较少的零花钱购买工具、材料，在干中学以得到更多的经验和乐趣），或鼓励子女以劳代逸、通过勤工助学等方式获取部分学杂费及零花钱。　
　　

　　（三）完善相应制度，体现教育公平

　　在对生养孩子的各类成本进行估算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教育成本的速增，使不少家长尤其是因下岗、提前退休、病残、家庭变故等原因导致经济拮据者负载沉重、焦虑顿生。为此，政府应增加教育投入，学校不宜将所有经济成本都转嫁给学生，以有效遏止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成本的不断增长，使经济拮据家庭无奈放弃孩子的升学期盼。　
同时，还须进一步完善奖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制度，以保障贫困学生与其他家庭的子女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调查中发现一些经济拮据的家庭不愿接受学费减免、困难补助，主要源于强烈的自尊心。处于弱势地位者往往比一般人更敏感、脆弱，更渴望人格的平等，因此，学校除了应推行人性化服务，以保护家境困难学生的隐私和维护孩子自尊、呵护孩子心灵外，还须对学生进行平等、互助的教育，以消除对家境困难学生的歧视，并尽其所能伸出援助之手，给予弱势同学更多的爱。　
关于勤工助学的导向和方式也有可改进之处，如报载某大学勤工助学招聘会上，图书管理员、产业集团助理、学生公寓协管员等“白领”岗位异常走俏，而自行车棚值班员、楼道清洁工则无人问津，且大多数贫困学生未提出申请③，但这不能仅归咎于学生缺乏吃苦耐劳精神，还在于学校在发布招聘信息时，既未对学生进行相关的教育，又未根据市场需求，降低相对轻松又趋之若骛的职位的酬劳，而提升辛苦吃力又少人问津的岗位报酬和地位。更何况，一些家境困难的学生更顾忌自己在从事低层次劳务时，遭遇那些穿着入时的同龄人的冷眼和讽讥，甚至你在前面扫、他在后面故意扔废弃物的恶作剧。因此，学校和社会不仅要强化劳动不分贵贱的教育，还须在消除对弱势学生的歧视、给予他们更多人文关怀上做出努力，以改善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更好地体现教育公平。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