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名人演讲在北大-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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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同学：王总，你好，现在有人认为在中国的软件行业里边并不缺乏技术人才，最重要的是缺乏领军人物和高级管理人才，就是说缺乏领军人物阻碍了中国软件的发展，您对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用友是怎样培养自己的高级管理人才？
王：对这个提法我只赞成一半，就是确实在中国的软件企业，包括国外的软件企业，高级的管理人才是很重要的，经营人才，管理人才相当重要，但是技术人才也同样是相当重要的。实际上我们说我们中国的软件企业不缺技术人才只能是说从规模上我们是有优势，但从结构上我们还是有一些欠缺的，比如说有两类技术人才我们从总体上还是欠缺的。一类就是做这种大的系统产品的总体架构设计人员，原来我们所谓的总设计，这个应该说国内还是比较欠缺的。第二类就是这种软件工程的项目管理人员，这两类人才目前为止还是相当欠缺的，他同样是相当重要的。谢谢。
9。同学：王先生，你好，我有个问题就是说，用友现在想从财务上往管理上做，实际上我觉得营销方面应该加强，用友并没有做这方面的加强，人们的普遍定位中用友还是财务软件公司，而并不是一个综合软件公司，那问题就是说如果将来往这个综合上发展的话，跟国外一些很成熟的厂商区别化和差异化的优势在那里？
王：好，这个前面也提到，这个对我们公司来讲，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就说我们在品牌的树立上，尽快树立一个管理软件的品牌形象，从财务软件的品牌向管理软件品牌去升级。跟国际场上的竞争，我们的优势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产品解决方案本身的本地化。其实今天在参加这个会之前我们跟摩根斯丹利的两个负责IT的经理有一个会谈，他们找我们来谈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WTO通过后，摩根斯丹利这样的一些国际的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业要进入到中国，进入到中国后他们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他的产品怎么在这中国本土化，他原来那套系统拿到中国不一定完全能够用。我们优势是因为我们更加懂中国的财务规则，商业上的习惯做法。第二个优势就是我们的服务的优势。因为我们在服务网络的建设上比国际的厂商更早，网点的布置也更加的深。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跟其他产业也是一样的，就是价格上有一定的优势，主要靠这三个优势。谢谢。
10。同学：刚才王总说了，就是用友的将来是要做一个世界级的大公司，用友这么多年取得的成功其中之一就是来自技术，但是我想将来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不是来自技术，但是将来你的风险肯定也是来自技术。用友怎样能成为世界级的大公司，你经营的单一的产业有没有风险？有没有做过多元化发展的考虑？但是多元化并不是指盲目的扩张，本身我也是个投资者，我也对用友感兴趣，用友上市之前我也预计到可能能达到一百元，但是用友将来能发展到什么样，这种风险你如何控制？谢谢。
王：谢谢。首先感谢你对用友这样一个关注和支持。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的战略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我们现在确立的战略来讲，我们仍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集中在软件上的发展。更长的时间我们是不是会超出软件这个产业？我们预见十年的时间，我们会集中在软件产业里边。但在软件产业里边，实现多元化的经营，在软件产业内部，比如说从财务软件扩展到管理软件。如果说财务软件的增长速度放缓的话，但是比如说供应链的市场起来了，供应链这个市场放缓，但是CRM这个市场起来了，通过这样一个结构上的组合来均衡产业市场发展的这样一个风险。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新的经营结构里边除了软件的直接经营以外，我们还会经营跟软件相关的服务业务。服务业务对于软件公司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软件公司是很有价值的业务。一般国际上这种做ERP做管理软件的公司，服务收入占到他整个收入的60％左右，超过50％。服务这个业务有什么好处呢？你只要有相应的客户群，这个收入是稳定的，你的软件的收入可能有降低，或是很快的提升，但是服务的收入一直会很稳定的，这个也会均衡风险。还有你讲到了就是技术风险，对于软件企业来讲，技术的风险这是一个永恒的风险。很多时候你把准了技术的浪潮，你上去了；如果重要的这样一个浪潮没有把握住，你可能就掉下去了。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永恒的挑战，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挑战的，我们就是时刻关注这个技术的动向。我们会投入比较大的力量去研究，做前期的预测，一些技术的跟踪，尽量是我们在产业的方向上不要有把握的偏差。好，谢谢。
11。同学：你好，王总。我们知道，就是刚才你也讲到了，软件市场和IT业的整个市场是波浪式的一种状态，在这里便有一种随波逐浪的感觉，这不仅让我想起了有一点人在江湖的感觉，那前一段时间在西湖论剑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西湖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很多面孔都改变了，我想马上就面临着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首都的几家媒体曾经选过2000年中国企业家的一个最佳阵容，那我知道王总是因为对用友软件出色的经营和管理，名列榜上。今年马上年度就要过去了，明年这个阵容里面，不知道王总怎么看，因为今年用友软件成功上市，股价一直很坚挺，我们的管理也蒸蒸日上，这个阵容里边我们会是什么样一个位置？请您也满足我一个小小的好奇心，您对这个人员的阵容的组成是怎么看的？谢谢你。
王：当然从我们个人的愿望来讲，希望明年还继续留在这个阵营里边，因为商场在企业界竞争淘汰也是很明显的，我想不进则退吧，其实从我个人的一直的风格来讲，我们还并不是……很长时间我们还并不知道，以后很多人告诉我。其实我们可以更加地关注企业的自身经营，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说很多其他的问题一定是水到渠成的，我觉得把握住企业的经营，集中我们的力量在企业的经营上是最最重要的。好，谢谢你。（掌声）
张：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到此为止。不过我最近倒有点不同的观点，第一个我想强调一下，现在大家都在强调一个人才的重要性，特别对这个高技术企业，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人才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利用人才，怎么能让三流的人干二流的事赚一流的钱，这可能最重要。如果你让一流的人干二流的事赚三流的钱，这个是没有戏的。第二点还有钱的问题，钱多是好事，好像毛主席讲过，但是确实也有问题，西方有一种理论说，如果一个企业自由资金太多的话，可能会对企业的发展带来好多问题，有钱以后再找地方花和要花钱再找钱的时候，这感觉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刚才那位学员提出的问题反映出好多人的担心，有时候在中国的体制下，政府的干预、管制资本市场可能带来一些企业非常不方便的地方，你要钱的时候可能没有钱给你，所以一旦你找着机会就狠要，就是好多中国企业的特点。好比说农民，久旱无雨，全村人都在祈祷下雨，但如果下成冰雹的话，还不如不下，是吧？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我相信，用友在王总的领导下，一定能够不断的发展，特别我想今天要送他一个礼品，我想只要你仍然是这么成功，每三年来北大光华讲一次，每讲一次就送你这么一个，如果你积攒够十个的话，你的第三个目标就成功了。好，谢谢大家。（掌声，交接礼品）
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李远哲
人类的将来确实是筑构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态的体系中，每个国家与地区相互依赖将变得很重要。
李远哲，1936年11月19日生于台湾新竹，1959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台湾清华大学读研究生，于1961年获硕士学位。1962年赴美，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学习，并于1965年获得博士学位。留校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67年进入哈佛大学做博士后，1968…1974年间在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和富兰克林研究所任教和从事科研工作，历任助教、副教授。在1974年转入伯克利母校化学系任教，并在劳伦斯实验室兼职。自1994年起，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李远哲先生因在化学基本过程的动力学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特别是进一步发展交叉分子束方法使之适用于研究一般化学反应及较大分子的重要反应，而荣获1986年度诺贝尔化学奖。此外，还获得美国能源部劳伦斯奖（1981）、美国化学会德拜奖（Debye）（1986）美国国家科学奖（1986和1990）、英国法拉第奖等奖励。李先生于1979年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并成为台湾中央研究院（1980）、中国科学院、德国哥廷根科学院、德国马普学会的外籍院士。他获得滑铁卢大学等学府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并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1980）、复旦大学（1980）、中国科技大学（1986）、北京大学（1988）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名誉教授。
在过去的十年内，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以同样的话题，发表个人对人类将来的一些看法。虽然这十年来，世局的改变非常急速，但是我基本的观点并没改变，改变的是随着世纪转折点的来临，我们必须更坚决地下定决心，加深“迎接挑战”的迫切感。
如果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一万年前农业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开展的确是一件重大的事。我们虽然看到人口在地球上开始慢慢地增加，但总的说来人类社会的改变并不那么显著，一直到250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带动了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的改变才变得非常快速，以至于过去一百年来所发生的变化，似乎更胜于工业革命发生以前的一千年来的改变。
工业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类学会了转变并控制各种不同的能源，由化学能、热能、机械能或电能，并经由各种机械的发明，使它能从事比人类或动物的体力劳动更强大、更精确、也更可靠的工作。这不但造成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提升，也大幅度地改进了人类的物质生活。随着近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地球上的人口也有了惊人的暴增，就在这20世纪短短的一百年之内，世界的人口便增加了四倍。
不过，在我们进一步歌颂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带来的进步与繁荣之前，让我们注意两件重要的事实。首先，随着人类社会对能源消耗的增加，我们逐渐地过度依赖地球上千万年慢慢累积的石油、煤、天然气等矿物燃料，除了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带来的温室效应、酸雨等问题外，在短短的二三百年内把地球上宝贵的矿物燃料挥霍殆尽，对我们的子子孙孙确实是很不负责任的事。第二件我们该注意的事情是，工业革命对不同地区的人民带来的影响确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幸运地跟上这股浪潮，便加入先进国家的行列，不幸没能赶上，以后追赶的日子就十分辛苦。
许多欧洲的国家，跟上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它们变得富强而向外拓展它们的影响力；但是许多亚洲、南美洲与非洲的国家却没有那么幸运，最后都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从19世纪末开始，亚洲国家的人们觉察到，如果要追上西方的国家，似乎要大力地推进“科学”与“民主”，这确也是中国五四运动时的口号。但是在殖民统治或被侵略的亚洲国家，最使他们痛苦的是外来的压迫，所以最能鼓动大众，而在20世纪的上半叶真正带给亚洲国家实质上的改变的，便是以驱逐外来的压迫为目的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化的运动。在中国大陆，即使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能够有效地鼓动人心的还不失为“民族主义”。即使在改革开放、经济改革大潮高涨的今日，也不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部分的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的国家都成了独立的国家，开始向各方面急速发展。在最近的这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