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眼看金庸-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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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了“文化工业”的规则，因而他获得了成功，硬要用艺术的标准去要求他，本身便是不明智的。正如一个风尘女子严格地遵守了烟花场上的规则并取得了成功，而如果有人硬要用良家女子的标准去要求她并为她的沦落而痛惜，往往会显得可笑一样。当然，袁良骏先生的这番话，与其说是对着金庸说的，毋宁说是对着金庸的吹捧者说的。正因为有人无视、回避金庸小说那明显不过的毛病，才有袁良骏先生严正地指出金庸小说的毛病；正因为有人把金庸小说吹捧成“纯文学”中的精品，才有袁良骏先生沉痛地指出它不是“纯文学”并为此而痛惜。倘若没有人把金庸小说吹捧得那样高，我想，袁良骏先生或许根本就不会去谈金庸小说。

　　（六）同旧武侠小说一样，金庸武侠小说也有着不良的社会影响。对于金庸小说的社会影响，可以从多方面看。作为一种“文化工业”，正如前面指出过的那样，它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以引导人们逃避现实的方式来肯定和维护现实，起着“社会水泥”的作用。从对青少年心智的影响来看，它不利于青少年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也不利于青少年现代公民意识的建构。金庸所虚构的武林世界，是一个非逻辑的世界，现代生活的逻辑在那里往往不管用。沉溺于这个武林世界的青少年，很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显得思维混乱。而这个武林世界也是一个与现代民主与法制社会格格不入的世界，沉溺于这个世界的青少年，往往脑子里装了一大堆与现代公民意识冰炭不可同器的东西。而这样的青少年在中国一多起来，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绝非幸事。
　　正像金庸武侠小说不过是民国时期旧武侠小说的延续一样，对金庸小说的吹捧以及吹捧方式，也并不新鲜。把金庸小说与中外一些名著相比附，是今日“金学”研究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手段之一。同样的手法，民国时期的论者也曾用于对那时期的武侠小说的吹捧。姑举一例。金庸的《鹿鼎记》被今日“金学家”们视为瑰宝，尤其其主角韦小宝，似乎可与古今中外最成功的文学形象相比。将《鹿鼎记》比作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更是一些“金学家”乐此不疲的，并自以为一大发现，而《鹿鼎记》对所谓“反侠”形象的塑造，则成了金庸突破和超越旧武侠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见陈墨《“反侠”韦小宝》，发表在《通俗文学》1993年第4期）但同样的比附，同样的腔调，也早有过了。当年，对宫白羽，就有人做过这样的评价：“他的名作《十二金钱镖》虽是投时谐俗之作，自认为开倒车，但这部书到底与其他武侠故事不同——他借镜于席文蒂思（王按：塞万提斯），作武侠传奇而奚落侠客行径；——所以他的故事外形尽旧，而作者的态度，思想，文学技术，都是清新的，健全的。”（见叶冷《白羽及其书》，收入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不但金庸武侠小说翻不出什么新花样，连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吹捧，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样。
　　“金学家”拼命要用一个“新”字在金庸与平江不肖生、赵焕亭、宫白羽之间掘一条鸿沟，恐怕是难以被公认的。如果说，何满子、袁良骏们还只是强调金庸并未能突破武侠小说的类型，提高武侠小说的品位，那施蛰存则干脆认为，从小说艺术看，金庸的“新武侠”尚不如平江不肖生的“旧武侠”，也不如中国古代的《三侠五义》等经典武侠作品。（见云起《作家到大学讲什么》，载《文学报》1999年6月24日）如果从金庸小说较之旧武侠小说更脱离现实、更缺乏艺术真实性的角度看，施蛰存的观点是不无道理的。



金庸透视
　　蒋泥
　　金庸以一生绮丽奇幻的想象和博览通才，营设了独立的王国，能够“回避”现实、向“古”虚构，以“武侠小说”来荡开江湖，里面丝毫看不见“现世”的影子，从而免受现世的曲解与打击，无往而不利。
　　读他小说的人先得有一点史学修养和悟性灵气，否则吃不透他对社会的解译、对历史的沉思、对人性的洞识，而只能停留在那个远离“现世”的古代王国，接受一点新奇而简单的乐趣。
　　没有一个作家有他那份天才，能设计如此众多活泼、紧扣的情节悬念了，文笔跳荡优美，时时处处透散奇趣，弥漫恬人的芳息。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已经足足让他迷恋一生。
　　在玩味它们、尤其在玩味中国历史的过程中，他以自己的慧性，提炼出感悟到的传统文化的精髓，让故事情节在大的脉络上和历史吻合，小的细节处穿插自己创造的人物，以他们的生活来破读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尤其是朝代迭变期的那段动乱史！同时，这也“限制”住他作品里思想境界的高度与广度。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庸的文化，金庸所得到的正是这中庸文化的精髓！“外儒而内道”，“达则兼济天下”如郭靖的报国，“穷则独善其身”如杨过的归隐；先吵吵闹闹地“争”，一旦成功了、疲累了、心灰了，再轻轻松松地“隐”。何等自在的人生——历代中国文人最高级、最浪漫的理想人生！
　　金庸做到了，还要让自己钟爱的主人公这样去做。这是“大侠”的高风亮节！
　　但是，大侠只有一个，金庸只有一个。那些不幸的生灵，他们缺少振拔，缺少鼓舞，缺少抚慰，缺少使自己的生命在“赎罪”的一生里变得更加柔韧、更具抗衡力、更能承受负荷的同情与依托。但一切“武侠小说”在争争斗斗的世界里演习人生，哪里能顾及其他？无疑，金庸的“不幸”也正在这里。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只能领略到勇武、“成功”者的一份欢欣、几许凄凉，只能看见“成功”者的足迹——这又是怎样离奇古怪的“足迹”呢？——多像一名蛮勇的将军在指挥他的千万军马去效命疆场，换来他一个人的千秋功名啊！这些罕见的英雄，先要成为一名“大侠”，而后才能胸怀天下，为国为民，成就一番事业。大侠又是怎样成长为大侠的呢？
　　他必须孤身奋斗、用心磨炼，又得有卓越的天智，巧妙的机遇，所有这些，虽千万人难得其一！尤为稀奇的是，所有的“大侠”在练成深不可测的“武功”之前全有奇遇——人生中充满了不可料知的奇遇，俗话所谓“天助”。没有“天助”，他绝对练不出高深的武功，如此，他拿什么来成其为“大”侠呢？现代社会恰恰没有这些啊！
　　再者，他作品中的大侠所遇到的仇敌，全是可见的、具体的。
　　今天的人呢？不但缺乏奇遇，而且，他往往看不清也看不见阻碍自己、折磨自己、打击自己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似乎到处有压迫，人们不知道要克服、要锻炼、要超越的对象。他实在太激烈的话，就做约翰·克利斯朵夫吧——去向整个社会挑战！
　　然而，在未成“大”侠之前，就如此迫不及待，只能将自己脆弱的生命折毁。那么去走曲折的道路，像《鹿鼎记》里的韦小宝，行不行？
　　不行！
　　金庸在《韦小宝这小家伙》里说道，韦小宝身上最重要的两个特点是“善于适应环境和讲义气”，这也是中国人最突出的长处——中庸意识、不偏不倚的“圆滑”个性，中华文明能够长存数千年而不衰，有它们的一份“贡献”。金庸认为韦小宝正是赖此而成功的。
　　事实上，韦小宝“成功”的原因在他通“天”的关系。这个“天”就是康熙。“适应”和“义气”只有在专制政体环境里才有生存的依附之物；一旦专制政体崩解，则随之面目全非，需要新的精神来灌注。没有绝对的君主制，韦小宝在最好的可能下，也只好做一个小王八蛋，永远做不成“小家伙”的。
　　今天，社会、国家、世界得被确立的基础和前提是“个体”的确立，而个体的确立需要自尊、自爱、独立的思想人格，相应的精神与才智的充实，及其随之并进的法治、人文环境；我们不复是一个没有秩序、君王至上的社会，韦小宝之类的无知无识的泼皮也就只能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了！就此而言，金庸似乎有点不合实际。
　　不过，金庸已足够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了。在他所选择的那条路上，他已经做得最辉煌、最伟大，确实也没有第二个文人能够比他做得更好了。



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
　　吴思
　　王子爱上了灰姑娘，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这类童话之所以流行不衰，是因为灰姑娘和丑小鸭们喜欢读，读了愉快，读着上瘾，她们需要这样的白日梦。有了这样的需求，不同的时代和地区便冒出了许多灰姑娘童话的变体，譬如《简·爱》，就很像灰姑娘故事的英国近代版。
　　早就有人说过，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这些年，金庸编织的成人童话风靡汉语世界，2001年又大举进军影视，席卷了大众文化的各个领域。那么，金庸给我们编织了什么梦？席卷中国的白日梦是由什么构成的？我们如此上瘾地读金庸，显露出我们内心和我们社会的什么东西？
　　金庸对武侠的想象色彩缤纷，但是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拥有一种超常的能力，可以保护自己不受暴力的侵犯和伤害，自己却有能力随心所欲地伤害别人。
　　当然，有能力伤害别人，并不一定就要使用这种能力。真正的武侠，可以称为侠的人，一定要有武德，要遵守天道，不仅不使用超常的暴力害人，还要保护弱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武侠就是凭一己之力匡扶正义的人，也是替天行道的人。
　　我们愿意当这样的人吗？如果需要算计一下再做回答，那好，请留意以下几项条件。
　　第一，当这样的人门槛很低。无须特别的家庭背景和超人的资质，我辈寻常人就可以入选。入选后，也无须吃特别多的辛苦，莫名其妙的几次奇遇就能使你获得常人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积累起来的功夫。保持这种功夫，还无须戒酒肉，更无须远女色。
　　第二，一旦成为这样的人，便会有美女——通常还不止一个——芳心暗许，闹得你的生活充满月影花香，情趣盎然。
　　第三，你的大名在江湖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敬。凭着这个名头，走哪儿吃哪儿，华服美屋，还动辄有几百两银子的进项（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不过二十两），无须当牛做马为稻粱谋，永远不必为柴米油盐之类的琐事操心。
　　第四，法律管不着你。哪怕杀人如麻，大侠们也没有通缉逃亡之苦。没有查夜，没有身份证和户口本，住店也不用登记姓名。
　　其实，不用这么充分的条件，只要有一两条就足够我满意的了。孔圣人说，如果富裕可以求得，即使执鞭之类的事我也做。如果不可求，那我就干自己喜欢的事了（《论语·述而》）。金庸笔下的大侠既富且贵，又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正义的事，受人感激的事，但愿这等十全十美的好事能让我撞上。
　　我们当然知道，维护正义是很麻烦的。在当代社会中，这是检查官、律师和法官们，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费了无数的心血和麻烦，勉勉强强还未必能维持一个大概的。指望一个武术高手在短时间内明辨是非，以暴力维持公平和正义，这简直是一个神话。不过神话恰恰是既省事又省心的故事。我们特别怕麻烦，怕费心，怕受约束，还怕合作，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怕走复杂的组织程序，怕背诵复杂的法律条文，我们幻想舍弃这一切麻烦，不支付任何代价，像呼唤神灵一般地把正义从空中呼唤出来。
　　原来，我们的白日梦是一个富于正义感的懒汉的富贵幻想。
　　究竟什么人拥有超强的暴力，不受暴力的威胁，却能以暴力贯彻自己的意图？究竟什么人可以衣食无忧，既富且贵，身边美女如云？这种拥有匡扶正义的地位，凭借暴力获得立法和执法权威的社会角色，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皇帝的生活，乃是中国人所能想象的尘世间最幸福的生活。不过金庸又替我们想象了一个比皇上还幸福的角色，也就是大侠。
　　皇帝还有许多不自由，还有上早朝的义务，处理公文的义务，不能睡懒觉，不能自由出入民间，被迫忍受许多约束。明朝的正德皇帝就因此深感痛苦，与文官们闹了一生。武侠没有这些烦人的事。这是一个摆脱了讨厌的义务，又可以尽情享受生活的自由权利的角色。除了内心，没有任何可以约束他的力量。
　　总之，武侠梦就是中国男人的改良皇帝梦。
　　我得承认，金庸对帝制颇为反感。在他笔下，凡是有一统天下的野心的人，几乎都是大号的反面角色。但是，设身处地替皇上想一想，卧榻之畔岂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