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委书记的故事-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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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去除方头的缺陷，靠外界廉价的理解和怜悯是不够的，做不到这一点楞次定律会继续主宰方头。已经不是“遍地尽带黄金甲”的岁月，和平进化是唯一可行之道。
“那是到了5月的7号还是8号来的？就是那个时候，人家开始抓老百姓了，他们能动手抓咱的人了，那咱老百姓也可以抓他们的人。应该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也是那种想法。有人在村里就这么说了，你抓我们的人，我们也能抓他们政府的人？对，说这个话的人，后来听说有人被那里边抓进去问话了，他吓得就躲藏在外头，连回家也不敢回了。”
“这也不能怨老百姓，那两天抓了不少人，”旁边有人插话说。“那天把给群众送饭的人也抓走不少，梁山上的老百姓饭也吃不上。也不跟县上通气，乱抓一气。老百姓不管这，就说是政府抓人了。你说这能叫帮忙？你说这帮的是个甚忙？简直是给政府帮了个倒忙！”
“后来就是9号的那天早晨，”骡子接着说，“正好从电厂那边下来一辆车，那个车往下跑了过来，人们就说那恐怕是政府的人了，咱把他抓下来，换人。这主意好，我也跟着上去了，就把这个车给挡住了，先前来不知道捉了个什么人。有人就说，这人我见过，是工作组的，还去过谁谁谁家里来。人们就说这是个好机会，就把这个人带进咱们梁山上了。”
话说到这里，大家都觉得有些烦渴，就冲冯永要水喝，冯永忙着给大家倒水，那天同来的还有桃峰县电厂宣传部的小赵，她也帮忙给大家端水。小赵人长得欢眉笑眼的，是个外在与内心高度一致的人，不仅心直口快，热情爽朗，还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是桃峰县有名的才女。她虽然人在电厂，却已经爱上桃峰县这个地方并被县文联收编。那天除了小赵还有林小明和朱太明他们几个，他们和我一同采访了骡子，过后评价说：谁说人家有神经病哩？
之前，好多人都在我耳边说，绑架人质为首的就是这个骡子，他神经不正常，至少也得是间歇性神经病，别人发起神经来打人骂人，他还自残，不是个正常人。我采访骡子时他好好的，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神经病，只不过是有些性情偏激和意气用事罢了。
乱过了一阵子，大家都各自归位，一边吹着气吸溜着喝水，一边聊了几句闲话。
骡子说话有点含糊不清，似乎嘴里总含着一块糖，现在他抿了几口水，也没有完全让口齿利落起来，只舌头从天花板上脱落下来，继续说车轱辘话，款款的就又绕回去了。
“抓住带上梁山，有认得的，说他是档案馆的馆长，是个大官。官没个不贪的，人们就打呀杀呀的，这了那了的。我就拿砖头砸脑袋，折腾了一气，这才把人们吓住了。”
“自平息下来就是我跟他交涉。”骡子接了我的烟点燃了吸了一口，在茶几上的烟灰缸上掸了掸烟灰，接着往下说。“就是让他和政府那方面的人说，让政府拿抓进里边的那几个人来交换他，就是说政府要是放了关在里边的那几个人，就放他走。条件是不能追究抓他来的这些人。他说行，我就让他打电话给外头的人，让他和他认识的领导说，他也打了好几个电话。打了几个电话，外头的人就知道了。那些外头的人就跟政府说，有个人叫郑孝本，让老百姓们当人质抓起来了。政府知道了就着了急，怕老百姓无知，不理智，这个打一下，那个人踢一脚，把人打得三长两短了。政府特别重视，考虑咋的能把老百姓稳住，咋的能把人弄过来，咋的能妥善解决，思谋着跟老百姓把这个话说清楚。不住会有电话打过来，秀水镇的政府也捎过话来，让老百姓放人。还有人来过，刚走的那个人是检察院的。还有邢军放老人，过去是县上的副书记，后来他退在家里，人们都知道他，说这个人好得多哩！”
6。 回忆与思考（2）
“那个时候郑孝本哭得惶的，他哭的意思怕自己有生命危险。我跟他说肯定没事，这个时候人们肯定不会伤害你，至于先前捶你两下，是迫于无奈，也是为了你好，你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我从心里就是这么想的，都是为了他好。我坐下跟他唠了半天，甚话我们也唠过了。头一天晚上，也就是9号那天晚上我还跟他一起住，觉得他已经不心慌了。反正外边的人们，我说甚他们都听，我不让他们，他们不敢进来打他，也没个甚怕的！”
拥有话语权似乎让骡子感到无比自豪，而恰恰是这一点让人感到难过，因为骡子的这种话语权是靠自残得到的，是用两块板砖硬生生从自己的方头上砰然有声地拍出来的。
对此惟有无语。
7。 因小失大与亡羊补牢（1）
在圣经里民众是迷途羔羊而上帝是牧羊人。在封建王朝君主是牧羊人而百姓是羊群。
中国田园诗人的画框里，颇多这一派恬淡安谧的田园风景：羽毛般的轻云，濡染玫瑰也似的羞红，轻风撩动丝绸般柔顺的黄昏，遮蔽着芳草碧连天的四野，噪晚的鸟声中有炊烟袅袅。薄暮冥冥之中，羊儿已经一只不少地走进羊圈，我们的和治国书记羊打扮也似放下一颗悬浮的心，任随一分为二荷在肩上的带小铲子的放羊鞭顺势滑下，长蛇也似蜿蜒在脚下。然后将握鞭杆攥出的满手白毛汗往破棉袄上重重地擦一把，把肮脏、紧张、担忧一块儿在上边擦得干净。这才放任困乏了几天的身子倚靠在羊圈上，吁吁喘出一口长气，从腰带上摘下油脂麻花的烟荷包，神情悠然却又若有所思地从中掏挖出一锅旱烟或是小兰花，张嘴咬住长长烟杆上那个玉石的烟嘴，使火镰打出火星点燃一小撮艾绒，使食指轻巧地挑起冒出细烟的艾绒按在黄铜的烟锅上，扁着嘴使劲嘬了几嘬，便有红火在烟锅中明灭。伴随着一两声辛辣呛出的咳嗽，从嘴里有浓浓的烟雾团团缕缕的弥漫，会同渐浓的暮色，将羊圈和他完全吞没。
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这是牧歌，也是图景，它色彩的甜美，和音色的纯净，在人类生活中是永恒的，它是原始的，也是自然的，它是灵魂的，也是肉体的。只是这牧歌这图画早已被上帝不经意地点破。不管承认不承认，事实上就是如此，无论王朝兴衰，还是河山更迭，不论是东方的文化，还是西方的历史，遑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称之为公仆也罢，名之为总统也好，上追三千年过去，下溯五百载未来，仍然还是逃不掉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定位，依旧脱不去羊儿和牧羊人的干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自然的唁电说：物换星移，牧歌和美景不幸逝去，永垂不朽的唯有记忆。
所以耶和华才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我的仆人也必牧群羊。
在圣经里民众是迷途羔羊而上帝是牧羊人。在封建王朝君主是牧羊人而百姓是羊群。这个关系发生本质变化的今天，牧羊人不再是上帝忠实的信徒，而是羊群公信的仆人。羊群和牧羊人合二为一，牧羊人也是羊，牧羊人是羊儿们共同从羊群中选出来的头羊。不变的是，有羊群就必须有牧羊人。称谓可以置换，可肩负的职责仍然近似，牧羊人就是牧羊，如果牧羊人乐意回到羊群中去当被牧的羊，新的牧羊人就会应运而生。牧羊人也是羊，不可以自封为上帝，甘愿从牧羊人下降为夜晚的更夫，或是沦为血腥的屠者，则无疑是渎职和犯罪。
比喻也许不准确，但歌词大意已经明白。我们的和治国书记对此的理解可谓精确无误。剩下的事情是认真寻找那几只带头逃跑并把小洞撞成大洞的羊儿，能少选绝不多选，目的是为了惩一儆百，以便今后不再发生这种自由地跑到山坡上破坏草场的行为。被挑出的羊儿多半是些脑袋上长着犄角爱出风头的山羊，它们是牧场的杀手，罪行是肆无忌惮地在沟沿谷畔上蹿下跳，具体表现为吃草时毫无顾忌地连根刨出把来年萌发的生机和希望也一起吃掉了。
这就是羊儿的不对了，也就是牧羊人的失职了。因为时下有许多牧羊人如圣经所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上帝最恨怠工渎职的牧羊人，若“他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散落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它的蹄子”，就会降祸给他，“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他酷毒地说：“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臂膀和右眼上。他的臂膀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
7。 因小失大与亡羊补牢（2）
然而，这是相对的，有时候，不是人在牧羊，而是羊在牧人。
8。 骡子是个幸运的方头（1）
无疑这是个幸运的方头，他之所以幸运，是因为他遇上个有爱心的圆头。
我见过不少农民，可骡子却是我经见过的一个最有意思的农民，我在农民身上发现的优点和缺点在骡子的身上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还有些在别的农民身上没有的东西，也可以在骡子身上找到。比方说骡子的憨厚与狡黠，直率和含蓄，古板和活络，粗暴和细腻，鲁莽与谨慎，小气和大方，爱的深刻和爱的简单等等的，都是对应的，都是多侧面的。难能可贵的是骡子身上的自我批判精神，对同胞不留一点余地的无情的揭露，还有一些思考，选取的都有一些让人料想不到的很刁的角度，属于那种最朴素的思辨，最民间的哲学，这都是普通农民身上所不具备的。这和秀水镇文化的深厚不无关系，也和时代无所不在的渗透有些连带。
骡子讲到郑孝本时，语焉不详，有些话说得非常直截了当，有的话又讲得扑朔迷离，让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说：“他第二天就说他家里还有个老父老母。他这么一说，让我想到我大哥他还在监狱里，万一我母亲过世的话，我大哥不在，有一天他回来我咋的跟他交待。郑孝本哭的说他还有80多岁的老父母，我同情他了，让他给他家里打了个电话，说他没有事。晚上我母亲也过来了，郑孝本说话心地也挺平善的。他见了我妈也叫妈，我妈就抱住他让他不用担心，肯定不会把你这样那样的，会完好无损的，肯定要让你回家去的。我妈说咱们之间又没有个意见，也没什么恩恩怨怨的。郑孝本他也挺感谢我母亲的。我俩就以兄弟相称。我说你不要怕，百分之百你会安全地出去。第二天晚上我没有和他住。”
“你那时一天都在干什么？”我问骡子，“为啥晚上不和他一起住了？”
骡子说：“当时我的想法就是，他不心慌了，就不用进去陪他了，我一进去他肯定会紧张。还有一个原因，我不跟他一起住，他可以背着我给县政府打电话，可以和县政府说他现在怎么危险怎么危险，老百姓的口气是咋的回事，让县里明白他的处境，这样更好一些！”
郑孝本的说法是“骡子那天在外边打了不少电话”。
骡子也承认说：“是哩，我当时往外打电话，和他们唠。唠得最多的那个人是和治国书记，和书记他在电话和我唠得最好，这这的那那的说了好多话，反正是不让我胡闹，说这么做不应该，让我一定要保证郑孝本的人身安全，不能出事，我也听了和书记的话了。”
“10号那天上午人家政府也主动打来过电话，”骡子说，“跟我在电话上交涉。10号下午我也打过电话跟政府交涉，和书记也打来电话，他问了一些郑孝本的情况，要求我把郑孝本放回来，我说人们要那100万，还有关在里边的那些人，这两个事不解决人们不肯放人。”
“我也是动了脑筋的，”骡子笑说，“好多人听我说话，我也不好跟和书记说甚。情况是挺乱的，乱七八糟，人们不想放人，怕放了人，政府就没甚担心的了，会让人攻进来，那不是就麻烦了。有个人质在这里，政府就不敢攻进来，大家就没有事。我要是说放人肯定有人和我闹。人这个东西要是活的惶了，命也就贱得不值个甚了。我根本不怕他们闹，我是怕郑孝本他不安全，人们不敢闹我，会闹郑孝本，我怕闹得他最后连命也没了哩！”
“后来贾庆翔也打来电话，”骡子说着就有些气愤，“他们连送饭的都抓上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