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与刀 作者:(美)本尼迪克特 著,孙志民,马小鹤,朱理胜 译-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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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男人控制醉态的规则。他们在喝了几口“酒”以后便放松正襟危坐的姿势，他们喜欢相互倚靠，显出十分亲昵的样子。除了少数“难相处的人”也许会吵闹以外，他们喝醉后很少会动武或寻衅。除了诸如喝酒这种“自由的圈子”外，正如日本人所说，男人决不能作出出乎意料的事。如果日本人说某人在生活的重要方面出人意料，这就是日本人所用的最接近于骂人的话了，假如“傻瓜”一词另当别论的话。
一切西方人所描写的日本人性格中的矛盾都可以从日本人教养孩子的方法中得到解释。这种教养方法在他们的人生观中产生两重性，两个方面的任何一面都不可忽视。他们从幼儿期的特权与心境自在的体验中保留了他们“不知耻辱”之时较为舒畅的生活的记忆，经历了人生稍后阶段的各种训练以后这种记忆仍不可磨灭。他们不必描绘未来的天堂；他们在过去有过天堂。他们把自己的童年改头换面地写进了关于人性本善、关于神灵慈悲和关于做日本人最称心合意的理论之中。幼儿期的经验使他们易于松自己的伦理置于人人身上有“佛性” 【成为佛的可能性。——日译本夹注】、个个死后都成神这样一种极端性解释的基础之上，这给他们以决断和某种自信。正是因为以此作为思想基础，他们才经常主动承担任何工作，哪怕是远远超越其能力的艰难工作。正是因为以此作为思想基础，他们才愿意以自己的意见与政府相抗争，并以自杀来为此作证。有时这使他们有可能陷于集团性的妄自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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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到六、七岁以后，慎重与“知耻辱”的责任便被逐渐地加在他们身上，并由最严厉的约束力加以维持：他们如有过失，他们自己的家庭就会摈斥他们。这种压力虽不是普鲁士纪律的压但却是不可逃避的。在他们拥有特权的幼儿期，如此发展的基础便已打下了，那时已经为了养成良好的大小便习惯和正确的姿势，进行过坚持不懈、不可逃避的训练，父母亲逗弄孩子，假装威胁要抛弃他，这些就为今后的这种发展准备了条件。这些早期体验造就了孩子，使他在听说“世人”会嘲笑他和摈斥他时便会接受加诸于他的巨大约束。他压制自己在早期生活中会随便表现的冲动，并不是因为这些冲动邪恶，而是因为它们现在已不合时宜。他现在已跨入严肃的生活。随着他越来越多地失去幼时的特权，他得到越来越进入成年的喜悦，但幼儿期的体验决不会真正消逝。他大量地从这些体验中吸取养料，充实其人生哲学。在他对“人情”的宽容之中，他重温幼时的这些体验。在整个成年时期，在其生活的“自由的圈子”里他重新感受这些体验。
一种引人注目的连续性联结着孩子生活的早期与晚期。即获得伙伴认可的极端重要性。被灌输在他头脑里的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德的绝对性标准。在孩提时代的早期，当他长大到能够提出请求时，母亲就让他睡到他自己的睡铺中去，他计算自己以及兄弟姐妹所获得的糖果，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他在母爱中占据的位次，如果遭到忽视，他会迅速注意到，他甚至会问其姐姐“姐姐最喜欢我吗？”在儿童时代的晚期，人们要求他放弃越来越多的个人满足，而许诺的报偿则是他将得到“世人”的认可和接纳。惩罚则是“世人”将嘲笑他。在大多数文化中这种约束力当然都被应用于儿童教养中，但在日本这被视为特别重要。被“世人”遗弃是怎么一回事，这已通过父母威胁说要丢掉孩子的逗弄戏剧性地印在孩子的脑子里了。在一生中他惧怕被伙伴抛弃甚于惧怕暴力。他对嘲笑与抛弃的威胁极为敏感，甚至当他仅仅在自己心中想像出这种威胁时也是如此。因为在日本社会中几乎没有私生活的秘密，所以“世人”实际上知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如果“
世人”不赞成的话，就能够抛弃他，这决不是一种臆想。甚至日本房屋的结构——在白天被推开的隔音不好的薄壁——也使得那些造不起围墙和庭园的人的私生活让人一览无遗。
日本人所用的某些象征物有助于分清他们性格中基于儿童训育的非连续性的两个侧面。在最早时期形成的侧面是“不知耻辱的自我”，他们为了了解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保留着“不知耻辱的自我”而在镜子里照自己的脸。他们说，镜子“映照出永恒的纯洁”。它并不助长虚荣心，也不反映出“干扰的自我”。它映照出心灵的深处。一个人应在这里看到“不知耻辱的自我”。人在镜子中看到作为心灵之“门”的眼睛，这有助于他作为“不知耻辱的自我”而生活下去。他在这里看到理想化的天生形象。常听说有些人为了这一目的而把镜子形影不离地带在身边，甚至听说有一个人在家中神龛里特置一镜以凝视自己的面貌，反省自己的灵魂；他“祀奉自己”，“膜拜自己”。这是少有的，但这只是把一般做法推进了一小步，因为所有人家的神龛上都有作为圣物的镜子。在战争期间，日本广播电台曾播放一首专门的颂歌，赞扬一班女学生自己凑钱买镜子挂在教室里。这里丝毫没有把镜子看成虚荣象征的意思。这被描写成姑娘对其心灵深处平静目的新的奉献。照镜子是证明她们精神高尚的外部仪式。
日本人对镜子的感情起源于“观察的自我”被植入孩子心灵之前。他们在镜子里看不到“观察的自我”。镜子里映出的是天然的“善”的自我，没有“耻辱”这位导师的存在，就如他们在幼儿期那样。他们赋予镜子的同一象征意义还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的基础，即为达到“练达”而进行自我修养的基础，他们坚持不懈地修养自己，以消除“观察的自我”，恢复幼年那种思想与行动的一致。
特权性的幼儿期生活对日本人产生了种种影响，尽管如此，在羞耻感成为道德基础的后续阶段的各种约束并不被感到仅仅是剥夺。正如前面所述，自我牺牲是日本人经常攻击的基督教观念之一；他们按斥那种认为他们是在牺牲自己的观念。甚至在极端的例子中，日本人也说是为了尽“忠”、“孝”或“义理”而“自愿”，死的，在他们看来这并不属于自我牺牲的范畴。他们你可通过这种自愿的死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标，否则就会“死得像狗一样”，而这对于他们是意味着死得不值得，并不像在英语中那样意味着死得悲惨。并不那么极端的一系列行为在英语中也被称为自我牺牲，在日语中则反而属于自尊的范畴。自尊（“自重”）始终意味着自制，而自制恰与自尊具有同样的价值。大事只有通过自制才能办到，美国人强调自由是实现目的的必要条件，而在具有不同生活体验的日本人看来这是不恰当的。他们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即通过自制可使自我更有价值，并将此作为其道德戒律的主要信条之一。否则，他们怎么能控制这个危险的自我，这个充满着可能会爆发并扰乱正当生活的种种冲动的自我呢？正如一个日本人所表述的那
“花数年辛勤劳动而涂上的漆层越厚，制成的漆器便越有价值。对民族来说也是如此……有句形容俄国人的话说‘抓破俄国人，现出的是鞑靼人。’人们可以同样正确地说日本人，‘抓破日本人，刮去漆，现出的是海盗。’然而，不应忘记在日本漆是一种值钱的产品，是手工艺的辅助材料。漆中没有丝毫虚假；它不是为了掩盖缺点而涂上的。它至少与它们所装饰伪器物具有同样的价值。” 【野原驹吉（音译）：《日本的真面目》，伦敦，1936年，第50页。——原注】
在西方人看来日本男性行为中十分明显的矛盾是由其训育的非一贯性所造成的，甚至在他们经历了全部“徐漆”过程以后，他们的意识中仍深深地留下幼时的印象，那时他们在自己的小天地中生活得就像小神仙一样，他们那时甚至可以尽情地发泄自己的寻衅心，那时他们的任何愿望都能得到满足。由于这种植根甚深的两重性，他们在成年后可以从毫无节制的浪漫恋爱突然转到对家族意见的绝对服从。不管他们在履行极端的义务方面走得多么远，他们都能够尽情地享乐与贪图安逸。慎重处世的教养使他们在行动中常常表现得像一个胆小的民族，但他们实际上勇敢得近乎鲁莽。他们在等级制下可以表现出非凡的顺从态度，但决不会轻易服从来自上面的控制。他们尽管彬彬有礼，却仍能保持着傲气。他们可以接受军队所要求的狂热盲从的纪律，但又桀骜不驯。他们可以是热烈的保守主义者，但又受新的方式的吸引，就如他们在接受中国风俗和西方学问时一再表明的那样。
性格的两重性造成紧张，对此，不同的日本人以不同的方式作出反应，不过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同一个实质性问题，即如何把自发性【指孩提时代想什么就干什么的自发行为。——译注】以及对此予以宽容的幼年期经历同生活稍后阶段出现的预示生活安稳的各种约束协调起来。许多人困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有些人作茧自缚地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像道学家一样，非常惧怕生活中的任何自发性冲突。因为自发性并非想像出来的东西，而是他们曾经体验过的东西，所以这种惧怕就更大了。他们孤独乖僻，并因墨守自己所订的规则而感到自己好家成了一个可以权威来发号施令的人。有些人则陷于人格分裂，他们惧怕自己的反抗心理，所以就把它堵死在自己的心中，并以和蔼的表面行为加以掩盖。他们常常埋头忙于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以免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情。他们机械地履行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呆板的日常事务。另一些人由于更加念念不忘其幼年时代，所以当他成年以后，在必须履行的一切义务面前感到毁灭般的不安，在不宜依赖别人的年龄仍试图越来越多地依赖他人。他们感到任何失败都是对权威的冒犯，因此任何斗争都会使他们陷于巨大的焦虑之中。不能依据成规处理的预料不到的情况会使他们感到惊恐。【这些精神症状以多罗西。莱顿博士对“战时隔离收容所”中的日本人所作的多尔沙赫检查为基础，由弗朗西巣。霍尔特分析。——原注。罗尔沙赫检查即是由瑞士精神病学者罗尔沙赫首创的检查法。该检查法是对被检查者出示搞乱的、但左右相称的黑白或彩色图形，并令其回答，然后根据回答判断被检查者的性格。——日译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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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就是日本人在过分担忧被人抛弃和被人指责时容易陷入的特有危险。在他们不过分受压
的情况下，他们在生活中既显示出享受人生的能力，又显示出在孩提时代就培植起来的不得罪他人的谨慎之心。这是十分了不起的事。他们的幼年时代使他们养成了坚持己见的态度。它并没有唤起沉重的罪恶感。此后被加上了种种束缚，名义上是为了与其伙伴们保持一致，各种义务是有来有往的。不管别人在某些事情上如何严重地干预他们的愿望，日本人仍在明确规定的“自由的圈子”，可在其中依从内心冲动而随意生活。日本人是以善于从无害的事情中享乐而闻名的民他们赏樱花、赏月、赏菊，或赏初雪；把昆虫关在笼子里以欣赏其“歌声”；吟和歌、俳句，摆弄庭园，插花，欣赏茶道。这些不应该是一个内心极度不安而又富于进攻性的民族的消遣。他们也不是愁眉苦脸地消遣的。在日本执行灾难性使命之前的那些幸福日子里，日本农村里的人可以同现代的任何一个民族一样欢乐愉快地消遣余暇。在工作时也会同任何一个民族一样勤奋工作。
但日本人律己甚严。为避免被排斥和受诽谤的巨大威胁，他们必须放弃已经很会品味的个人享受。在人生的重要事情中，他们必须抑制这些冲动。那些违反这一模式的少数人甚至会冒失去自尊的危险。尊重自己（“自重”）的人并不是在“善”与“恶”之间选择道路，而是在“世人意料之中的人”和“世人意料之外的人”之是选择道路，他们为合于世人的“意料”而抛弃自己的个人要求。这些人才是“知耻辱”和极其慎重的杰出人物。这些人才是为家、为村、为国增光的人。这样产生的压力是巨大的，这些压力表现为使日本成为东方领袖和世界一大强国协雄心壮志。但这些压力对个人是一种重负。人们必须警惕戒备，唯恐失败，或唯恐在以巨大的克制为代价的行动过程中有人小看他们的行为。有时人们会爆发出最激烈的攻击性行动。他们被激起来取这种攻击性态度，并不像美国人那样是在自己的原则或又由受到挑战之时，而是在他们觉察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