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 by:乔治.奥威尔(英)-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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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罪。若他还能够唤起凯瑟琳的欲望，便构成了一次诱奸哪怕她还是他老婆。
　　然而剩下的故事必得写下去。他便写道：
　　我捻亮了灯。我就着灯光看她……
　　在黑暗里耽过之后，煤油灯昏暗的灯光显得格外亮。他第一次可以仔细把那婆娘打量一眼。他朝她走了一步，又停了下来，满心交织着肉欲和恐惧。他痛苦地意识到来这儿的风险。没准儿他一出门，巡警便会把他给擒住；没准儿这会儿，他们就等在门外边！然而他倒是到这儿干吗来！若是他还没干成就走呀！
　　这得写下来，这得老实交代。灯光下他突然看出来，那婆娘敢情很老。她脸上的脂粉异常地厚，活像个裂缝累累的纸板面具。头发已经有了银丝；然而真正吓人的，倒是她的嘴巴，稍一张开，露出的竟是个漆黑的窟窿。她一颗牙齿也没有。
　　他用涂鸦般的字体，忙忙乱乱写下去：
　　我就着灯光看她，原来是个老太太，少说也有五十岁。然而我走上前去，照干不误。
　　他又把指头按在眼皮上。他到底把它写了下来，然而依然没什么两样。这个疗法治不了他。那一种冲动，放开嗓子破口大骂的冲动，比什么时候都强烈。
七
　　若是有希望，温斯顿写道，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若是有希望，这希望必是在无产者身上。这般密密匝匝的百姓素来受人贱视，而他们在大洋国竟要占到百分之八十五。惟有在他们身上，才聚得起推翻党的力量。党根本没法从内部推翻。要说它还有什么敌人，他们也根本没法聚在一起，连互相认认清楚也做不到。纵然那神话般的兄弟会真的存在（就算它可能罢），也没办法设想，能有两三个以上的会员聚集起来干些什么。造反只意味着目光一转，声音一变，往好里说，才意味着偶然的轻声呢喃。然而无产者，只消叫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根本用不着什么地下活动。他们只消站起来，抖抖身子一如马儿抖掉身上的苍蝇。要是他们肯做，明天一早便能够把党打倒。迟早他们总会这样做，不是么？但是！
　　他还记得有一次，他在一条挨挨挤挤的街上走。就在这时，前面街上几百个女人一齐怒吼起来：〃嗷！嗷！〃这声音低沉嘹亮，叫人不寒而栗，带着气愤，又带着绝望，轰轰然，嗡嗡然，如同钟声在回荡。他的心突然狂跳起来。这就开始啦！暴动开始啦！无产者终于砸碎了锁链！可他赶到现场，只看见两三百号女人，团团挤在街头市场的货摊周围，满脸悲惨兮兮，仿佛沉船上一群难逃厄运的乘客。这当儿，那普遍的绝望情绪，骤然分散成无数条嗓子的吵嚷。原来，有个货摊卖起了铁皮平底锅。那些锅子，一例是些个怕摸怕碰的残次品，然而任是哪一种炊具，永远都绝难搞到手。不料，那锅子竟然卖光了于是那般得了手的，给旁人碰着撞着拥挤着，一心想带着锅子快溜走；然而别的几十个人，依然围着货摊吵吵嚷嚷，骂售货员走后门，生生把锅子留到什么鬼地方去啦。这时，又有人怒声吵了起来那是两个女人，满脸通红，披头散发，抓着同一只锅子，都想从对方的手里抢下来。她们抢啊抢的，锅子的把手就掉啦。温斯顿满心厌恶地看她们吵架。可是，就是刚才那一瞬，她们的吼声表现出几乎怕人的威力，而她们才不过几百个人！为什么那些要紧的事情，她们却从来不会这样吼？
　　他写道：
　　惟有觉醒之后，他们才会造反；惟有造反之后，他们才会觉悟。
　　他心里想，这简直像从党的什么课本当中抄来的东西。当然啦，按党的说法，它在把无产者从枷锁当中解放出来。革命前，无产者受到资本家残酷的压迫，他们挨饿挨揍，女人也不得不在煤矿里面做苦工（其实，女人如今难道不在煤矿做苦工？），孩子六岁就给卖到工厂去。然而与此同时，按照双重思想原则，党也教导我们，无产者生来便是劣等人，必得靠几条简单的规矩，让他们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就如同动物一个样。事实上，谁去管无产者们做什么。多了解他们的情形，根本就没有必要。他们干活，繁殖，而且一直如此，其它的活动便毫不重要。对他们听之任之，犹如阿根廷平原上散放的牛群，他们便回复到自然的生存状态去，回复到古已有之的生存方式去。他们生下来，在贫民窟里长大成人，在十二岁上出门做工；他们的美丽，他们的性欲，短暂得犹如瞬息即逝的花蕾。他们二十岁结婚，三十岁已经步入中年，到六十岁，多半便一命呜呼。操劳卖命，养家糊口，寻衅斗殴，看看电影，踢踢足球，灌灌啤酒，闹闹赌博，他们心里盘算的只有这么多。控制他们，简直易如反掌。在他们中间，总派上几个思想警察的特务，散布些流言蜚语，挑出些可疑的危险分子消灭掉。至于党的意识形态，就根本用不着灌输给他们。无产者不该有什么强烈的政治情感。党单单要求他们有简单的爱国主义思想，一旦需要他们加班加点，勒紧腰带，便好利用一下。有时候，他们也会有点不满，然而这样的不满到头来一无所获；因为他们不懂得普遍观念，他们的不满情绪只能针对琐屑具体的小事，较大的坏处他们老是见不到。无产者家里多半电幕也没有，民警也懒得理他们。伦敦成了个犯罪大本营，小偷大盗，娼妓毒贩，明榨暗骗，全把伦敦当成天造地设的乐园；然而这些罪行，单单充斥在无产者中间，根本就没什么要紧。所有的道德问题，一任他们依照旧时的规矩；性关系上党所倡导的禁欲主义，对他们一概不适用。乱交挨不着惩罚，离婚办得成手续。要是无产者需要个宗教，或者有了这样的意愿，也不妨任他们信去。对无产者，简直不值得怀疑。诚如党的标语教导的那样：〃无产者和动物才自由。〃
　　温斯顿把手伸下去，小心翼翼地搔他的脚脖子。这地方又开始刺痒啦。有一个问题永远绕不开，便是没办法知道，革命前的生活究竟什么样。他从抽屈里拿出本小孩子的历史书，那还是他从帕森斯太太手里借来的。他开始把书上的一段抄在日记上：
　　在大革命前的旧社会，伦敦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美丽的城市。那时，它又黑又脏，让人忍受不了。大家忍饥挨饿，有千千万万的穷人连鞋子也买不起，甚至找个象样的地方睡觉也没有。孩子们还不到我们这么大的时候，就一天要干十二小时的活；手脚一慢，恶狠狠的主人就会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整天吃的是变了味的面包屑，喝的是白开水。大家都那么穷，但也有一些有钱人，住在几幢又高大、又华丽的楼房里，光是伺候的仆人就有三十来个。这些有钱人就叫资本家，他们都长得很胖，很凶，很难看，就像边上这幅图画画得那样。你们看，他穿一件长长的、黑颜色的大衣，那叫大礼服，头上戴一顶古怪的帽子，亮晶晶的，样子像大烟囱，那叫高礼帽。这是资本家才有的打扮，别人都不许穿。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被他们占有，其他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什么土地、房屋、工厂、金钱，都是他们的。碰到有谁不听话，他们就把他关到牢里，要不，就叫他没有活干，把他饿死。老百姓和资本家说话，必须是很害怕的样子，向他鞠躬，还要摘下帽子，称呼他〃老爷〃。这些资本家有一个头头，叫国王……
　　下面列举的一长串，他早就知道。那书上准会提到，主教穿的是细布袖套，法官穿的是貂皮长袍。有手枷，有脚镣，有踏车，有鞭挞，市长大人开盛宴，亲吻教皇脚丫子。还有件事情，唤作jus　primae　noctis（初夜权）的，小孩子的课本八成不会说。这条法律的意思是，每个资本家都有权，跟他厂里做工的随便什么女人睡一觉。
　　这里边有多少谎言，谁说得出来？如今的一般生活比革命之前好，这一点兴许是真的。惟有一个证据截然相反，那便是骨子里无声的抗议，本能地感觉到生存的状态恶劣难忍，而在别一个时代全然不应该如此。这让他觉得，敢情当今时世真正典型的问题，倒不在它太嫌残酷无情，毫不安全。这时代枯燥乏味，暗无天日，疲塌懈怠，这才是它的问题所在。看看身边罢，谁都看得到，这生活根本不像电幕上聒噪的谎话，也绝对不像党企图实现的理想。即便对党员而言，生活的许多方面，依照是倾向中性，不论政治。那是拼死拼活做完沉闷的工作，是地铁里抢个座儿，是补一双破袜子，讨一份糖精片，省一个烟屁股。可党树立的理想呢，却庞大，骇人，晶莹发光。那是钢筋水泥的世界，机器怪物的世界，可怕武器的世界；那是勇士的战场，信徒的圣殿，团结前进，统一思想，统一口号，永远工作、战斗、胜利和迫害。三亿人民，有的便是这同一张脸孔。而现实呢？城市肮脏凋零，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却依然东奔西走，苟延残喘。他们住的一例是上个世纪千疮百孔的房屋，身边一例是烂白菜跟脏茅坑的臭味。温斯顿仿佛就看到了伦敦城，这庞然大物一片倾圮破败，成百万的垃圾箱塞满了全城；在这城市的惨景上面，再叠印了帕森斯太太的一张照片满脸皱纹，头发疏落，徒然挣扎着要鼓捣好那堵塞的水管。
　　他又把手伸下去，搔搔脚脖子。电幕没日没夜在耳边聒噪，拿统计数字告诉你，今天人民吃的多啦，穿的多啦，住的宽敞啦，玩的高兴啦跟五十年前的人比，他们活得也长，干得也少，个子也高，身体也壮，智力也强，生活也棒，知识也多。这样的宣传，你没法子证明，也没法子反驳。打个比方，党说如今百分之四十二的成年无产者有文化；而革命前，识字的成年无产者只有百分之十五。党还说，如今婴儿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前却有千分之三百或者诸如此类。这挺像两个未知数组成了个简单方程。没准儿历史书上的每句话都纯属瞎编乱造，即便人们笃信不移的事情也不例外。谁知道啦，兴许从来没有什么劳什子法律叫做jus　primae　noctis，从来没有什么人叫做资本家，也从来没有什么服饰叫做高礼帽。
　　所有的一切，全在迷雾当中褪去了身形。过去给人擦拭个干净，擦拭的行为又忘了个干净，于是，谎言就变成了真理。平生之中，他只有一次，掌握了伪造行为确凿具体的证据而且是在事情之后，这一点真是重要非凡。这证据在他的手指之间，停留了三十秒钟之久。那该是一九七三年总之，那会儿他正跟凯瑟琳闹分居。然而，真正有关的日期，却还要早上七八年。
　　其实，这事是开始在六十年代中期，便是那时的大清洗，一古脑儿消灭了革命的元老。到一九七○年，除去老大哥，他们已尽数消灭，一个不剩。他们给揭露出来，变成了叛徒反革命。戈德斯坦成功脱逃，藏身在什么鬼地方；至于旁人，有几个消失了踪影，大多数则参加了公审，坦白了罪行，而后处决了事。最后活下来的人里有那么三位，叫做琼斯、艾伦森和卢瑟福。他们遭到逮捕，大约还是一九六五年的事情。像通常一样，他们先消失了一两年，无声无息，生死未卜；而后，又突然给带了出来，按照惯常的方式坦白认罪。他们交代，跟敌人交换过情报（那会儿的敌人也是欧亚国），贪污过公款，暗杀过好几个忠诚党员。他们交代，早在革命以前，便阴谋反对老大哥的领导，他们的破坏活动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交代了这些，他们便得到宽大处理，恢复了党籍，委派了职位那工作表面上重要得很，其实纯属挂名而已。他们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冗长的检讨，解剖犯罪的根源，保证革心洗面，重新做人。
　　他们给放出来以后，温斯顿还真在栗树咖啡馆里见过他们三个人。他还记得，那会儿他用眼角偷着看他们，真个又是着迷，又是害怕。他们的年纪比他大得多，算得上古代社会的遗老遗族，当年党的英雄岁月，他们几乎是最后剩下的显要。在他们身上，还依稀驻留着地下斗争和内战时期的魅力。他对他们彼时活动的事件和日期早不甚分明，然而只觉得，他听到他们的名字，比老大哥还要早哩。可他们是歹徒，是敌人，是不能挨不可碰的危险分子，命定在一两年内给人消灭干净。只要落在思想警察的手里，没有人逃得了这样的下场。他们不过是几具死尸，等着给送回到坟墓里面去。
　　谁也不坐在他们的附近。挨在这伙人身边，可绝对算不上明智。他们默然呆坐，面前是一杯杜松子酒，那酒一股子丁香味儿，是这咖啡馆的特色酒。这三个人，数卢瑟福的样子给温斯顿印象最深。此公曾是个有名的漫画家，在革命前和革命中，他那尖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