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4年第1期-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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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本案的第一嫌疑人，你怎么解释。”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把我确定为第一嫌疑人是你们单方面的行为，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
马处长显得很有耐心，他说：“如果你不同意，说一说你的理由。”
我想了想，说：“没有理由。”
接下来的审讯就没开始那么温和了，显然在头儿回合的交锋中，我被他们确定为杀人者，起码，增加了他们的信心。他们开始问我为什么杀了张志刚，怎么杀的张志刚，而问题的核心是：我是如何毁尸灭迹的。我说我没杀张志刚，所以就无法回答下面相关的问题。
然而，坚持到第七天，我坚持不下去了。
我管马处长要了一颗烟（平时我并不吸烟），马处长的眼睛里跳跃着光芒，凭借他以往的经验，知道被审讯对象该坦白了。
我说我没杀人，张志刚也没死。因为我就是张志刚，张志刚就是我，如果张志刚死了，我怎么还活着？所以这个案子是不成立的，就如同逻辑学公式，大前提不存在，无论推论过程多么合理，也不会有结论的……
马处长愣住了，没等我说完，他厉声道：请你认真一些！
我说我本来就是认真的。
马处长说我见过各种各样的狡辩者，可惟独没见过你这么荒谬的，你不觉得太小儿科了吗？你这些谎话连小孩子都糊弄不了。
我苦笑着，我说你不信我也没办法，我只能告诉你，我说的是实话。
“你说的是鬼话。”
“好，”我说，你认定我说的是鬼话，那么请问，张志刚的尸体呢？
“这个，正是我要问你的。”
“没有尸体，因为我还活着。”
我这样说，旁边一直不说话的、文静的小记录员也忍不住了，她大声说：“不要狡辩！”
我被她的声音吓着了，倒吸一口冷气，喃喃着：我没狡辩。
马处长和几个同事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当然不会相信我的话，他们大概觉得我的精神有了问题，是不是考虑给我做精神科检查或者鉴定。
在上海蓝园度假村那个月亮很圆的夜晚，我突然萌发了作案的念头，当然，我作案的对象不是小可，而是我自己。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小可眼中的我一定很忧郁的样子。我哀伤地对小可说：也许不久你就见不到我了。
小可愣了一下，她问我为什么。
我说有人要杀了我。
小可笑了，她说别逗了，谁会杀你。你得罪人了吗？
我说是啊，你知道坚尼吗？
小可摇了摇头。
我告诉她坚尼是我的老板，我只是坚尼在国内的代理。这两年，我在国内挣的钱没转给他，他很恼火，说要找人收拾我。
“那你把钱给他不就行了吗？”
“可是，我现在拿不出来。”
“怎么会……多少？”
“八十万。”
“我以为是多少呢？才八十万……”
“……美金。”
“美金啊，你怎么会欠他那么多？”
“是啊，所以，我现在没路可走了。……你那里有多少？”
“我没多少。”
“不然，把你的房子和车卖了……”
“不会是真的吧？……卖我的房子和车，卖了也凑不到八十万美金啊。”
“凑——凑呗，有多少算多少。”
小可想了想，她说我知道你跟我开玩笑的。
“不，是真的。”
小可说你不是设圈套吧？想把我的资产弄到你的手里。
我说你喜欢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事实如此。
回到D市，我就伪造了一个凶杀的现场，这个场面是我精心设计过很多次的。现场有我的血迹，我的头发，一把粘有血迹的匕首，还有沾了血迹的尼龙绳。然后，我离开了现场。失踪了。
我伪造的现场就在我的住宅——也就是张志刚的住宅。小可有那个住宅的钥匙，她一进房间，就会发现这一切，并且，很自然地确信我（张志刚那个我）被人谋杀了。这个假设成立的前提是：A、人们能够进入人为制造的“情景”之中，比如，人们相信小说、电影、电视、网络甚至道听途说的事件，并确信是真实的。小可也不例外。B、现实中，我有双重身份，D市的张志刚和澳洲的坚尼·张，其实，区分这两个名字很简单，他们同属于一个人，就像我们同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一样。
至于我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案子，与我内心某种隐秘的好奇心有关，也与小可有关。我当然知道这个案子——姑且叫案子，不仅会惊动小可，同时也会惊动警察先生，这个恶作剧首先是献给小可的礼物，当然，恶作剧大了一些，或者说是一个更加一本正经的恶作刷。同时，我也考虑到所有的后果，我知道现行的法律并没有相关的罪名，比如，“冒充作案罪”。没有这样的罪名就无法定罪，毕竟，我们这个国家所奉行的是大陆法系中的“罪行法定原则”。进一步说，我的设计是不是客观上推动了法律建设？从这个角度说，我还是贡献者。我所以这样想是基于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人类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归根到底，我有一个最简单的开脱方式——比如我说我这样做的动机是：想考验女友的忠诚。谁也没办法。
事实上，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我被羁押的一个月时间里，警察们拼了命地侦察我，收集我作案的证据。
一天夜里，我又被提审了。
马处长胸有成竹地说：我爷爷原来是长白山有名的猎手，他说过的一句话是：再聪明的狐狸也逃不过猎手的眼睛。
我说你爷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你的意思，从环保的角度说，狐狸应该被保护是不是？可惜，法律就是法律。”
我说对，法律是法律，法律不应该冤枉任何—个好人。
“说的没错，可还有一句，法律也不应该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可你们用什么来证明我杀了自己呢？”
“你没杀自己，你杀了张志刚。”
“我是怎么杀的？”
“用刀杀的。凶器在我们手里。”
“可是，你们怎么知道是我的凶器？”
“是啊，尽管你没在凶器上留下指纹，可按‘路卡德交换原理’——任何两个物体相互接触时，总会在两者之间出现某种交换——当然，你不会知道路卡德……”
“可那又怎么样？”
“我们已经做了DNA鉴定，证实你使用了凶器。”
我哽住了，沉吟一下，说：就算我使用过凶器，可那又能证明什么？我杀了我自己……
“不是你自己，你杀了张志刚。”
“好，就算杀了张志刚，可尸体呢？”我笑了，马处长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在他眼里，我的笑是侥幸的笑。看了看我，马处长也笑了（这是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见到的笑容）。
“你听了一定很失望，”马处长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被肢解的尸体。”
“张志刚的尸体？”
“如果不是他的，那会是谁的呢？”
“我怎么知道？”
“那你知道什么？”
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还活着。
“是，你还活着，可张志刚死了。”
“他没死。”
“他没死，可他在哪儿，在稻田里？”
“我不知道什么稻田，我只知道我还坐在这儿。”
“你当然不会承认。不过，我可以透露给你一个细节。我们发现了三块尸块，其中有半个胳膊，胳膊上有一个痦子，张志刚的女友小可和棋友老乔都证实是张志刚的。”
我立刻把胳膊伸了出来，我说那不过是巧合，我的胳膊上也有一个痦子。
马处长笑了，他说是挺巧合的。
“就是吧。”
“不过，我这样看，不是那个尸体和你巧合了，而是你和尸体巧合了。”
我说你们不是可以做DNA鉴定吗？很容易就查到那个尸体不是张志刚。
“谁的DNA？张志刚的？我们没有张志刚以前的样本，怎么鉴定？”
我突然感到眼前一黑，觉得问题严重了。这是我忽视的一个重要细节。的确，没有人事先做DNA样本用来应付不测的。从马处长的角度来说，他们的侦察也许是富有成效的。他们抓到我这个犯罪嫌疑人，而我的确与“犯罪现场”有联系，相关的证据都对我不利。而张志刚本来就是“空”的，恰巧这时发现了一个无法验名身份的尸块，那个尸块就可以是张志刚，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在于尸块是不是张志刚，而是谁杀了张志刚，从传统的角度来说，难点不是谁死了，难点是有人在逃避打击，挖出真正的凶手才是人们想要的答案。……我知道我麻烦了，我自己把自己引到了悬崖的边上，只要掉下去，就飞不起来……
显然，马处长看出了我的恐惧，他说坚尼先生，现在，你有什么感受？
我努力平静着自己，说：……佩服佩服。
至此，我相信很多人会关心事件的结果。我不得不对诸位有个交代。我被羁押三个月后就被释放了，一切真相大白。当然，我的恶作剧耗费了很多人力和财力，对不住警察先生，尤其对不住那个认真的马处长，不过，我也这样看，我不能为所有的过错负责，如果硬要我负责，我最多只负责七天（我被羁押第七天的时候，就说明了真相），后面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负责。还有，如果他们的透明度高一点，早一点让小可他们见我，就不会发生那么多事情了。
还有，顺便提几句小可。这件事发生之后，小可的确痛苦了一阵子，证明她还是深爱我的，可当我出来的时候，小可已经从我“不幸死亡”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谈上了新的男朋友。我暗自庆幸，终于摆脱了小可，尽管这种摆脱的代价太大了，我失去三个月的自由，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内心煎熬。不想，就在我能安心地跟老乔下围棋时，小可又哭哭啼啼地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对老乔说：“对不起，恐怕我得出去一下。”老乔愣愣地看着我，他问我是小可吗？我说是啊，不过，理她最后一次。老乔笑了，他说你以前也这样说过。
是啊，我能说什么？也许，生活本来如此。
津子围，本名张连波。1962年生。80年代从事文学创作，出版长篇小说《残局》《残商》《残缘》《我短暂的贵族生活》《死亡证明》等六部。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短篇小说选刊》《散文选刊》等选载。
情感旅行及其困窘
王一川
对本期5个短篇，我是这样排序的：
1．《沙雕美人》
2．《偏差》
3．《眼光》
4．《自己是自己的镜子》
5．《你往哪里跑！》
为什么这样排而不是那样排？确实没有一个唯一的排法，而可能是排法很多。这不过代表我个人的阅渎体会而已。你完全可以不必当回事，完全可以按另外的顺序排。只是，请允许我说说我的理由。
本期5个短篇，其实彼此相差不大。由于非要排出顺序不可，我就只能按个人兴趣去考虑了。我觉得相对来讲，《沙雕美人》显得突出些。小说讲述秋娘与丈夫志文之间的婚后生活，这题材原来并不新鲜，不少小说都这样写过啊！有什么好写的？我想说的是，要关注小说叙述的独特着眼点：人生情感旅行及其困窘。情感是人对待世界的主体态度所在。人活在世上就不能不生出对于世界的情感。而感觉生活动荡的人，就必然地不得不让情感处在移动不定的旅行状态。情感旅行，正是人对于个体与世界的关系的体验与调整过程。相逢与离别、相识与陌生、相爱与相怨、相聚与分手等等，不正是这种情感旅行的不同驿站吗？叙述的真正用力处在描写秋娘和志文之间的“送别与相逢的双重仪式”，以及“相爱与分手的双重话题”，并注意刻画处于这种仪式和话题之中的秋娘的情感动荡状况。这篇小说以“我”（秋娘）的飘忽不定的思绪及行动为视角，透露出她与丈夫的情感纠葛，展示她对理想的婚姻与家庭模式的追寻，由此揭示上述双重挤压中当代都市青年所经受的情感变形与扭曲困窘。正是在这种困窘中，秋娘这位都市女性的流体情感形成了：她总是身在日常现实而向往“空幻的美丽”，置身此处而幻想彼处，与丈夫相遇而渴求理想伴侣。尽管她的日常生活本身并不动荡，但情感却总是没有固定的抛锚地而永在不停顿的流动之中。丧失了情感抛锚地，也就着实等于丧失了人本身啊！小说把都市女性的这一困窘写了出来。
“沙雕美人”在文本中显然是起着一种隐喻作用：秋娘总是想从令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