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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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去了撒哈拉，不是闲著无聊，想去沙漠“观浴”，或在那大漠沙沙之地白
手起家，但却是为著要玩它一局“永恒的夏娃”就在这样的执著中，竟也认真地
“玩”出好多真实又美丽的故事。
我该如何，如何称这位玩童呢？“游戏”是她心中的彩虹，永远在雨后的天空
里美丽。
童 年
胆 小 鬼
这件事情，说起来是十分平淡的。也问过好几个朋友，问他们有没有同样的经
验，多半答说迅的，而结果却都相当辉煌，大半没有捱打也没有被责备。
我要说的是偷钱。
当然，不敢在家外面做这样的事情，大半是翻父母的皮包或口袋，拿了一张钞
票。
朋友们在少年的时候，偷了钱大半请班上同学吃东西，快快花光，回去再受罚
。只有一个朋友，偷了钱，由台南坐火车独自一人在台北流浪了两天，钱用光了，
也就回家。据我的观察，最后那个远走高飞的小朋友是受罚最轻的一个，他的父母
在发现人财两失的时候，著急的是人，人回来了，好好看待失而复得的儿子，结果
就舍不得打了。
小孩子偷钱，大半父母都会反省自己，是不是平日不给零用钱才引得孩子们出
手偷，当然这是比较明理的一派父母。
我的父母也明理，却忘了我也需要钱，即使做小孩子，在家不愁衣食，走起路
来仍期望有几个铜板在口袋里响的。
那一年，已经小学三年级了，并没有碰过钱，除了过年的时候那包压岁钱之外
，而压岁钱也不是给花的，是给放在枕头底下给压著睡觉过年的，过完了年，便乖
乖的交回给父母，将数目记在一个本子上。大人说，要存起来，做孩子的教育费。
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期待受教育的，例如我大弟便不，他也不肯将压岁钱缴还给父
母。他总是在过年的那三天里跟邻居的孩子去赌扑克牌，赌赢了下半年总有钱花，
小小年纪，将自己的钱支配得当当心心，而且丰满。
在我们的童年里，小学生流行的是收集橡皮筋和红楼梦人物画片，还有玻璃纸
包彩色糖果用的那种。
这些东西，在学校外面沿途回家的杂货铺里都有得卖，也可以换。所谓换，就
是拿一本用过的练习簿交给老板娘，可以换一颗彩色的糖。吃掉糖，将包糖的纸洗
洗干净，夹在书里，等夹成一大叠了，又可以跟小朋友去换画片或者几根橡皮筋。
也因为这个缘故，回家来写功课的时候总特别热心，恨不能将那本练习簿快快用光
，好去换糖纸，万一写错了，老师罚著重写，那么心情也不会不好，反而十分欢喜
。
在同学里，我的那根橡皮筋绳子拉得最长，下课用来跳橡皮筋时也最神气。而
我的母亲总弄不懂为什么我的练习簿那么快就会用完，还怪老师功课出得太多，弄
得小孩子回家来不停的写了又写。
也就在那么一个星期天，走进母亲的睡房，看见五斗柜上躺著一按红票子
五块钱。
当年一个小学老师的薪水大约是一百二十块台币一个月，五块钱的价值大约现
在的五百块那么多了，也等于许多许多条彩色的橡皮筋，许多许多红楼梦里小姐丫
头们的画片，等于可以贴一个大玻璃窗的糖纸，等于不必再苦写练习簿，等于一个
孩子全部的心怀意念和快乐。
对著那张静静躺著的红票子，我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两手握得紧紧的，眼光
离不开它。
当我再有知觉的时候，已经站在花园的桂花树下，摸摸口袋，那张票子随著出
来了，在口袋里。
没敢回房间吩，没敢去买东西，没敢跟任何人讲话，悄悄的蹲在院子里玩泥巴
。母亲喊吃中饭，勉勉强强上了桌，才喝了一口汤呢，便听母亲喃喃自语∶“奇怪
，才搁的一张五块钱怎么不见了。”姐姐和弟弟乖乖的吃饭，没有答理，我却说了
∶“是不是你忘了地方，根本没有拿出来？”母亲说不可能的，我接触到父亲的眼
光，一口滚汤咽下去，烫得脸就红了。
星期天的孩子是要强迫睡午觉的，我从来不想睡，又没有理由出去，再说买了
那些宝贝也不好突然拿回来，当天晚上是要整理书包的在父母面前。
还是被捉到床上去了，母亲不肯人穿长裤去睡，硬要来拉裤子，当她的手碰到
我的长裤口袋时，我呼一下又胀红了脸，挣扎著翻了一个身，喊说头痛头痛，不肯
她碰我。
那个样子的确象在发高烧，口袋里的五块钱就如汤里面滚烫的小排骨一样，时
时刻刻烫著我的腿。
“我看妹妹有点发烧，不晓得要不要去看看医生。”
听见母亲有些担心的在低声跟父亲商量，又见父亲拿出了一支热度计在甩。我
将眼睛再度闭上，假装睡著了。姿势是半斜的，紧紧压住右面口袋。
夏天的午后，睡醒了的小孩子就给放到大树下的小桌边去，叫我们数柚子和芭
乐，每个人的面前有一碗绿豆汤，冰冰的。
姐姐照例捧一本西游记在看，我们想听故事，姐姐就念一小段。总是说，多念
要收钱，一小段不要钱。她收一毛钱讲一回。我们没有钱，她当真不多讲，自己低
头看得起劲。有一次大弟很大方，给了她两毛钱，那个孙悟空就变了很多次，还去
了火焰山。平日大弟绝不给，我就没得听了。
那天姐姐说刻游记已经没意思了，她还会讲言情的，我们问她什么是言情，她
说是红楼梦里面有恋爱。不过她仍然要收钱。
我的手轻轻摸过那张钞票，已经快黄昏了，它仍然用不掉。晚上长裤势必脱了
换睡衣，睡衣没有口袭，那张钞票怎么藏？万一母亲洗衣服，摸出钱来，又怎么了
得？书包里不能放，父亲等我们入睡了又去检查的。鞋里不能藏，早晨穿鞋母亲会
在一旁看。抽屉更不能藏，大弟会去翻。除了这些地方，一个小孩子是没有地方了
，毕竟属于我们的角落是太少了。
既然姐姐说故事收钱，不如给了她，省掉自己的重负。于是我问姐姐有没有钱
找？姐姐问是多少钱要找？我说是一块钱，叫她找九毛来可以开讲恋爱了。她疑疑
惑惑的问我∶“你哪来一块钱？”我又脸红了，说不出话来。其实那是整张五块的
，拿出来就露了破绽。
当天晚上我仍然被拉著去看了医生。据母亲说给医生的病况是∶一天都脸红，
烦躁，不肯讲话，吃不下东西，魂不守舍，大约是感冒了。医生说看不出有什么病
，也没有发烧，只说身些睡了，明天好上学去。
我被拉去洗澡，母亲要脱我的衣服，我不肯，开始小声的哭，脸通红的，哭了
一会儿，发觉家里的工人玉珍蹲著在给洗腿，这才松了一口气。
那五块钱仍在口袋里。
穿了睡衣，钱跟过来了，握在拳头里，躲在浴室不出来。
大弟几次拿拳头敲门，也不肯开。等到我们小孩都已上了床，母亲才去浴室，
父亲在客厅坐著。
我赤著脚快步跑进母亲的睡房，将钱卷成一团，快速的丢到五斗柜跟墙壁的夹
缝里去，这才逃回床上，长长的松了口气。
那个晚上，想到许多的梦想因为自己的胆小而付诸东流，心里酸酸的。
“不吃下这碗稀饭，不许去上学。”
我们三个孩子愁眉苦脸的对著早餐，母亲照例在监视，一个平淡的早晨又开始
了。
“你的钱找到了没有？”我问母亲。
“等你们上学了才去找快吃呀！”母亲递上来一个煮蛋。
我吃了饭，背好书包，忍不住走到母亲的睡房去打了一个转，出来的时候喊著
∶“妈妈，你的钱原来掉在夹缝里去了。”
母亲放下了碗，走进去，捡起了钱说∶“大概是风吹的吧！找到了就好。”
那时，父亲的眼光轻轻的掠了我一眼，我脸红得又像发烧，匆匆的跑出门去，
忘了说 见。
偷钱的故事就那么平平淡淡的过去了。
奇怪的是，那次之后，父母突然管起我们的零用钱来，每个小孩一个月一块钱
，自己记帐，用完了可以商量预支下个月的，预支满两个月，就得忍耐。
也是那次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天，父亲给了我一盒外国进口的糖果，他没有说慢
慢吃之类的话。我快速的把糖果剥出来放在一边，将糖纸泡在脸盆里洗干净，然后
一张一张将它们贴在玻璃窗上等著干。
那个下午，就在数糖纸的快乐里，悠悠的度过。
等到我长大以后，跟母亲说起偷钱的事，她笑说矣不记得了。又反问∶“怎么
后来没有再偷了呢？”我说那个滋味并不好受。说著说著，发觉姐姐弟弟们在笑，
原来都偷过钱，也都感觉不好过，这一段往事，就过去了。
吹 兵
那天上学的时候并没有穿红衣服，却被一只疯水牛一路追进学校。
跑的开始以为水牛只追一下就算了的，或者会改去追其他的行人，结果他只钉
住我锲而不舍的追。哭都来不及哭，只是没命的跑，那四只蹄子奔腾著咄咄的拿角
来顶总是在我裙子后面一点点距离。
好不容易逃进了教室，疯牛还在操场上翻蹄子踢土，小学的朝会就此取消了。
同学很惊慌，害怕牛会来顶教堂。
晨操播音机里没有音乐，只是一再的播著∶“各位同学，留在教室里，不可以
出来，不可以出来！”
我是把那条牛引进学校操场上来的小孩子，双手抓住窗口的木框，还是不停的
喘气。同学们拿出了童军棍把教室的门顶住。而老师，老师们躲在大办公室里也是
门窗紧闭。
就是那一天，该我做值日生。值日生的姓名每天由风纪股长写在黑板上，是两
个小孩同时做值日。那个风纪股长忘了是谁，总之是一个老师的马屁鬼，压迫我们
的就是她。
我偶尔也被选上当康乐股长，可是康乐和风纪比较起来，那份气势就差多了。
疯水牛还在操场上找东西去顶，风纪股长却发现当天班上的茶壶还是空的。当时，
我们做小学生的时候，没有自备水壶这等事的，教室后面放一个大水壶，共用一个
杯子，谁渴了就去倒水喝，十分简单。而水壶，是值日生到学校厨房的大灶上去拿
滚水，老校工灌满了水，由各班级小朋友提著走回教室。
牛在发疯，风纪股长一定逼我当时就去厨房提水，不然就记名字。另外一个值
日小朋友哭了，死不肯出去。她哭是为了被记了名字。我拎了空水壶开门走到外面
，看也不看牛，拚著命就往通向厨房的长廊狂奔。
等到水壶注满了滚水，没有可能快跑回教室，于是我蹲在走廊的门边，望著远
处的牛，想到风纪股长要记名字交给老师算帐，也开始蹲著细细碎碎的哭了。
就在这个时候，清晨出操去的驻军们回来了。驻军是国庆日以前才从台湾南部
开来台北，暂住在学校一阵的。
军人来了，看见一只疯牛在操场上东顶西拱的，根本也不当一回事，数百个人
杀声震天的不知用上了什么阵法，将牛一步一步赶到校外的田野里去了。
确定牛已经走了，这才提起大茶壶，走三步停两步的往教室的方向去。也是在
那么安静的走廊上，身后突然传来咻咻、咻咻喘息的声音，这一慌，腿软了，丢了
水壶往地下一蹲，将手抱住头，死啦！牛就在背后。
咻咻的声音还在响，我不敢动。
觉得被人轻轻碰了一下紧缩的肩，慢慢抬头斜眼看，发觉两只暴突有如牛眼般
的大眼睛呆呆的瞪著我，眼前一片草绿色。
我站了起来也是个提水的兵，咧著大嘴对我啊啊的打手势。他的水桶好大
，一个扁担挑著，两桶水面浮著碧绿的芭蕉叶。漆黑的一个塌鼻子大兵，面如大饼
，身壮如山，胶鞋有若小船。乍一看去透著股蛮牛气，再一看，眼光柔和得明明是
个孩童。
我用袖子擦一下脸，那个兵，也不放下挑著的水桶，另一只手轻轻一下，就拎
起了我那个千难万难的热茶壶，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带路，就将我这瘦小的
人和水都送进了教室。
那时，老师尚未来，我蹲在走廊水沟边，捡起一片碎石，在泥巴地上写字，问
那人什么兵？那个哑巴笑成傻子一般，放下水桶，也在地上划炊兵。炊字
他写错了，写成吹兵。
后来，老师出现在远远的长廊，我赶快想跑回教室，哑巴兵要握手，我就同他
握手，他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