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衰探源-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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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阻碍和压制经济增长的不良制度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的通病，则那种认为“只有”制度问题阻止了穷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的论点，可能是于事无补的。如果不良的制度是如此的普遍，可能很难指望得到良好的制度以利于快速增长。然而，认识到这一问题总比对它们不了解时更有可能使问题得到解决。　　　　
　　（十三）　　　　
　　由于作者对意识形态偏见颇为关注，由于本书第一章中指出关于一个满意答案所必须符合的标准，因此可以预期，作者并不相信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答案可以满足本书列举的要求。根据这种信念，作者在此强调本书观点同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放任思想的明显对比。本书总和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同样赞赏市场的价值。实际上几乎每个人，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他们对此问题进行过十年以上的专门研究，都是会肯定市场的作用的。如果你确实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想看出还有任何其他的道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然而，本书的观点和古典自由放任主义思想的相似之处到此为止。在作者的研究中发现，自由放任主义思想的信条是：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只要政府对市场撒手不管，市场本身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以最通俗的语言说，这种思想认为政府像一个恶魔。如果想将这个魔鬼用链条捆住，就会出现一个不用担心任何问题的理想乌托邦。　　　　
　　如果本书所述的这种并不乐观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即使没有政府干预，往往也不会存在竞争性的市场。政府决不只是社会中高压统治和社会压力的唯一根源。即使没有政府的帮助，许多市场也会形成卡特尔的垄断。消除某些形式的政府干预、促进自由贸易以及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会削弱卡特尔，但不可能消灭它们。而且，如果我们不想遭受更为严重的持续动荡之苦，就必须有政府存在；而在特殊利益集团进行游说活动的情况下，不出现政府干预市场（即使这是长期以来人们所追求的）也许是不可能的。　　　　
　　是否仅仅依靠自由放任就足以防止和消除卡特尔化，是否由于特殊利益集团的聚集和游说活动最终会消灭自由放任，这些问题只有求助于事实才能解答。多亏大英帝国的历史给我们一个特别恰当验证。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罗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在他们的著作《选择的自由》中，对19世纪后期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印度作了大量的比较。自然，比较的关键在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有相对自由的企业，并采取很低的关税；而独立的印度则采用了引人注目的干预和保护主义的政策。正如弗里德曼正确指出的那样，日本所选择的政策产生高增长，而印度所选择的政策导致失败。关于这种对比以及弗里德曼从中所引出的政策教训还有许多值得一提。像其他大多数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一样，作者也应当指出，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特别清晰、新颖和深刻的专论中学到了大量的东西。同时作者也对弗里德曼立论的深刻表示极大的敬佩。　　　　
　　在这种比较中，尽管存在着不尽合乎科学的意识形态成份，然而也存在着富于启发性的成份。弗里德曼在谈到他们的比较工作时写道：“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通常不可能在可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物理科学中那种重要的试验。然而，此处却发生了某种非常接近于一种受控制的试验，在其中两个国家采用了不同的经济组织方法，由此可以检验其对经济后果的重要程度。两国在时间上相差约80年，但在其他所有方面的情况都非常相似。”　　　　
　　没有80年时间的差异，甚至有可能更加接近于可控制的那种物理科学实验。但人们过于容易遗忘的是，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曾被誉为是一个最好的自由放任政策的典型。在印度曾经执行过一种最彻底的、举世瞩目的自由放任政策，而且由于行政管理上有最好的英国文官制度的传统，也有相当水平的经济和效率。来自全世界的企业家和资本家可以像印度人一样自由地在印度进行买卖和兴办企业。无疑地，肯定存在看偏袒英国公司的情况；然而，在人类的历史上，还没有过比这里更加自由放任与公平交易的国度。当时在印度的政府干预比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更少。关税通常只用来增加国家收入，甚至在部分时期内连这种财政关税也没有。那些不正确地把经济发展主要归功于国家干预的人也许认为，印度经济之不能增长是由于它没有一个能够进行经济计划和推动经济发展的独立政府。然而，这种论点又是违反自由放任思想的，因为后者并不要求要有一个积极进行活动的独立政府；而且，不管怎样，香港的经济证明，殖民地也能够获得极其迅速的增长。　　　　
　　半个世纪或更多一些时间的自由放任确也引起印度的某些增长，但跟日本所发生的情况相比，这算不了什么。自由放任导致了某些变化和印度种姓等级制度的削弱，但同时却出现了一些新的特殊利益集团。据作者推测，如果印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续追随英国曾经执行过的政策，它将会有比现在更好的处境，然而，事实仍然是：半个多世纪的自由放任政策没有给印度带来应有的发展，甚至还未能使它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主要针对政府干预弊端的自由放任主张显然是遗漏了某种重要因素，作者认为这就是分利集团，后者正是在印度几千年的历史中已经僵化的种姓等级制度。　　　　
　　另一个自由放任的伟大试验是在英国的本土上进行的。大约从19世纪中叶起直到两次大战之间，一般地说，英国既在其本土上又在海外推行自由放任政策。（同一时期，美国实行着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这方面和在铁路补贴等其他方面，基本上放弃自由放任的政策。）作为自由放任思想的热情支持者，作者在本书中已经证明，英国所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限制了那里分利集团的扩张。如果英国也执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采取的那种高度保护主义政策，那么英国的情况将更坏。然而，正如本书理论在此处所证明那样，自由放任主义不是一经采用之后就固定不变的——例如英国后来就放弃了它。英国和印度两国的自由放任政策都不足以防止许多部门的卡特尔化。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正值到处谈论自由放任政策达到高潮，英国的绝大部分狭隘的分利集团也正在此期间建立起来，“英国病”开始出现，英国的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开始放慢。　　　　　　　　　　　　　　　
《国家兴衰探源》　
曼库尔。奥尔著　　　　　　　　
第七章　　　　
　　　滞胀、失业与经济周期：宏观经济学的进化论方法　　　　　　　　　　　　
　　（一）　　　　
　　作者在本书中始终强调前人与当代作家在本领域内的贡献，注明本理论中哪些部分取自前人的著作，并阐明无论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均有积累性或继承性。作者这样做的理由可能部分地是根据自己的观察：凡过分自夸本人研究成果的新颖性与完全否定前人成就的作家，其作品往往是最缺乏独创性的。如果这种看法是普遍成立的，就必须批评与此相反的态度。作者宁愿在一座宏伟的大教堂建筑上添上一座尖塔、一个洪门、甚至一点儿装饰，以期与之共同流芳千古，而不愿单枪匹马在平地上建造一所茅舍，当时代风尚一转之际就化为乌有。因此，作者在本章内将继续奉行这一方针，继续引用与推荐前人的某些贡献；但这种方法在本章内产生了两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在于作者将要讨论先前各个方面的贡献以及该议题的固有的困难。本章的叙述不可能太简单也不可能跟先前各章那样很少采用术语。因此，过去没有学过经济学的读者可能阅读起来比较困难；但作者竭诚希望每位读者都能坚持阅读到底。作者很自然地把他认为最精彩的部分留在最后这一章内阐述：其中含有对本书理论的最有力证明，以及它在现行公共政策问题上的可能最为重要的应用。不仅如此，作者还认为：那些并非经济学家的读者既然已能够坚持读完前面几章，必定聪明过人，能够由阅读全书最高潮的这一章得到极大的乐趣。作者承认这种用词未免有奉承部分读者之嫌，同时也不适当地间接地抬高了本书的身价。但作者真诚地认为，无论根据学术上或政治上的理由，已读过前几章的非经济学家的读者坚持把本书读完是非常重要的。为此，作者花费了相当多时间尽可能使本章的论点易于为所有聪明的读者所理解。作者自信，本章内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在其他著作中还没有这样简单而明了地阐述过。　　　　
　　第二个困难是：本章内所涉及与加以推崇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之间往往持不同见解，甚至相互指责。在前几章内这个问题并不如此严重。虽然从经济学界以外的人看来，经济学家之间总是意见分歧的，但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内（即单个的企业或市场行为）多少还有一致之处，从而有助于作者发展前面几章的理论。绝大多数严肃认真而且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无论持右翼或左翼观点，也无论属于何种学派，基本上接受同样的微观经济理论。他们对于许多实际的微观经济政策的看法也往往令人惊讶地一致；例如在前面两章内讨论过的关税与保护贸易问题等等。不幸的是，许多赞成并采用同样微观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问题上却激烈地相互争辩，例如对于滞胀、失业和整个经济的起伏的研究等就是如此。　　　　
　　这种相互矛盾的局面可能意味着，作者必须放弃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前人基础之上的方针。如果不同的经济学家相互攻讦、莫衷一是，那么读者又怎会认为作者所引用并推崇的前人著作是可信的呢？然而，作者从各种派别争论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经济学就像一座建造了几百年的大教堂，还要在众说纷坛中继续施工。在建造其中某一部分时，石匠们可能各持己见，但作者深信，他们在争吵的同时也开凿好了建造这幢大厦所需的各式各样的花岗石块。　　　　
　　（二）　　　　
　　对宏观经济理论的意见特别分歧的原因何在呢？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由于一方或双方在逻辑上有错误的缘故。尽管存在着许多逻辑上的错误，但可以用双方均能接受的逻辑法则来证明这些错误。不仅如此，指出此种逻辑错误还具有巨大的学术上的吸引力，而且也不致于使这种错误延续如此长的时间。从各种派别的一些代表人物在辩论中所显示的机智程度，以及从他们使用微观经济理论的技巧看，都表明逻辑上的错误决非这种意见分歧的主要根源。当然，某些理论的卫士们固执己见，甚至达到狂热的程度，可能会使他们不能冷静地推理；但即使如此，仍然难以说明为什么这种狂热性在经济学的某一领域内所引起的错误与分歧会比另一领域多？　　　　
　　当对经验推理产生争议时，问题就不是那样易于辨明了。有时不同学派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对不确定性经验论据的不同判断。当主要以经验为依据时，对那些能指出哪一派最有可能是正确的经验主义研究者的回报将是很大的。如果只需要进行某项调查就可以判明争论双方的是非，则肯定会进行此种调查。然而，正如作者在其他著作内所指出那样，与公共品相似，宏观经济学及货币政策至少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是不可分割的。在许多领域内，公共品与贡献之间的因果关系或其“社会生产函数”特别难于估计；因为进行大单位实验的代价极高，而少量的大单位又意味着历史的过程仅能提供少数几个客观实验。因此，货币、财政及工资一价格政策在不同条件下各种组合的实际效果在获得附加证据以前往往是难以确定的。这可能是引起宏观经济学意见特别分歧的部分原因。　　　　
　　意见分歧的另一原因在于：每一种参与论争的理论虽然会包含某种正确甚至是精确的见解，但它也只是一种适用于特殊环境的特殊理论。每种经济理论所适用的范围是不同的。不幸的是，即使像作者一样非常尊重经济学这一职业的人说来，也不得不承认每种理论的支持者之中不免有些教条主义者。各种理论中教条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显然认为他所拥护的理论中凡有价值的深刻思想都是绝对真理，而把其他理论在同样条件下所暴露出的缺点说成一无是处。这些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不自觉地以偏盖全，即抓住一点就否定对方的一切。当然，具体的或不完整的理论也可能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事实上各种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