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岛群-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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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怪我不好，我不该同惠更斯先生跳舞，都怪我。”
窗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格林太太来了。休伊太太在窗口向她招招手。她飞快地整理了一遍头发，穿上件干净的外套。她吻了路易斯和乔尼，叮嘱了女仆。她冲向电梯，顺手把中午吃的碎牛肉排和米饭盒装入手提袋。
“你好，格林太太。”
“早上好！休伊太太。”
“让我来替你开吧，你看上去挺累。”
格林太大的眼里有血丝，嘴里有很浓的酒味。她除了借酒浇愁，有时也同一些不正经的男人来往。
派克车爬上高速公路。窗外灰蒙蒙的，东方有一条很宽的亮带。残雪在路边发黑，到处是垃圾和废物。一辆辆拖车从底特律方向驶来，同她们的车交错而过。安装了很多轮胎的沉重拖板上卧着谢尔曼坦克、水牛式两栖车、普林斯顿自行火炮和155毫米长汤姆炮的底盘。这些巨大的武器有的漆成了雪灰色，有的漆成黄绿相间的颜色，有的漆成了丛林绿的迷彩，表明美国的工业正在供应着全世界的战场。
体伊太大是G汽车公司经理埃米尔的女秘书。她已经在这个位子上干了六年了。她工作勤奋认真，即使埃米尔·大卫先生要求得非常严格，她的活也干得无懈可击。埃米尔先生是犹太人。他还有个堂弟埃拉扎少校在海军陆战队中当炮兵军官。埃米尔先生已经上五十岁了，仍然是单身。他皮肤微黑，目光炯炯，思想锋利得象刮胡子刀片，精力也相当充沛。早年，巴巴拉刚上任，埃米尔先生在严厉中还有股微妙的男人对女人的友善，有时送给她一枚玫瑰花，干得出色的时候，他还送她一盒小首饰。他给她起了个犹太名字阿荷利巴，一直这么叫下来。有一段时间，巴巴拉等待埃米尔先生向她求婚。不知为什么，大卫先生从未启齿，也许是因为宗教问题吧。
埃米尔先生在爱情问题上近乎羞涩与谦卑，巴巴拉甚至怀疑他的性能力。后来，休伊在一次球赛中认识了巴巴拉——巴巴拉是个女球迷，休伊则是棒球接手。他俩结婚的时候，埃米尔先生送了很厚重的礼。
从此，埃米尔先生的友善收敛了，剩下纯粹的严厉。他对女秘书扳起脸，开始用一连串的公文、文件和业务往来，甚至很多琐碎的小事来压迫她，把她折磨得团团转，另一方面又不断提高她的工资和奖金，然后又是冰雹般的业务。在这场工作和工资的竞赛中，巴巴拉渐渐衰老了。她也弄不清这一切究竟是公司日益兴隆——的确也是事实，亦或是埃米尔先生的变态报复。两者恐怕兼而有之。正当她准备递交辞职申请的时候，战争突然爆发了。她身为陆战队军官的妻子，理应在重要军火公司G公司的关键岗位上于下去。她于得越出色，休伊就可能回来得越早。埃米尔先生忽然又变得合情合理起来，把她的工作量减少了五分之一，把其中的一部分交给别人去干。也许他对一个身冒疾矢的美国军官负疚了吧，也许是他的堂弟也在战场上吧，也许是在波兰被残杀的犹太人勾起了他的同情心，反正他是有点儿变了。
巴巴拉推开埃米尔先生的房门，才七点一刻，经理已经坐在硬木椅子上了。他问过早安，笑笑，交给她一叠文件：“阿荷利巴，拿去处理吧。其中有些是急件，必须立即发出去。现在，你打下我的几条口授文件。”
巴巴拉熟练地拉下打字机罩，噼噼啪啪打了起来。口授文件打好以后，她给埃米尔先生读了一遍。其中有一封经理先生给他堂弟的信，收信的地址是珍珠港x号信箱，巴巴拉对这个信箱很熟悉，那是“海魔”的专用邮政信箱。
女秘书拿起文件，开门准备出去，她突然迟疑了一下，红着脸对经理说，“埃米尔先生。您堂弟同我丈夫在一起作战，我感到非常荣幸。”
巴巴拉翻看着一张张文件、表格、债券、股票单据、合同，读着各种花体字的签名。各种数字、条文，渐渐地在她眼前变成一幅有实感的图画和故事：
在一千亿美元的军费拨款和租借法案的旗号下，美国纳税人的钱迅速转到各家军火商的账号户头上。他们当然不会把钱锁在保险箱里，金钱的生命就在于它的流动。军火商立刻用它们购置机器，试验武器，更换陈旧的生产流水线，转产有利可图或利润丰厚的武器系统。这仅仅是一部分，普通人想象中的那一部份。还有一部分钱，包括武器生产的利润在内，并不是都投在新武器的研制和生产上。这部分钱被用来套购股票、房地产、公债券、国外的矿山、土地，资助流亡政府，给濒于破产的外国公司输血，甚至用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油画、古董、艺术品。在盟军还未登陆或还未占稳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同流亡政府的要人谈判好了买下最有潜力和前途的矿山、油田、农场和工厂。
那些外国的抵抗分子们，实在也弄不清美国公司和政府的复杂关系。他们既缺武器又缺金钱，他们还害怕开罪了公司就得罪了政府。说不定美军会找借口推迟某次起了古怪名字的战役，于是他们的人民又得继续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纳粹集中营里又会增添新的尸灰。甚至说不定在某次美国总统和苏联首脑的会谈中，干脆把那块地方划到俄国人的势力范围里去。
大公司在默默地接管战后的世界，不用铁和血，只用金钱和物资。一切都是那么廉价，那么肥厚，那么有前途，凡是重要的矿产、工厂、金融集团，都象真空吸盘一样被美国大公司吸进去，无可奈何，毫无办法。当年哈德逊河口的殖民者用二十四美元的玻璃珠子买下了曼哈顿岛，一八O三年用一千二百万美元从法国手里买下路易斯安那州。如今无非是来一个翻版：别人流了血，美国大公司和大财团得了天下。
当休伊太太的丈夫在太平洋上，贝尔福太大的儿子在大西洋上，马克林小姐的哥哥在意大利山区，为着“盟国神圣的民主事业”，上起刺刀，发射鱼雷，用坦克炮射击的时候，名叫埃米尔的那位经理，他彬彬有礼，留着土耳其式的胡须，鬓角上挂了白丝，眼皮浮肿而疲倦，人略带伤感，他同美国的其他许多经理、股东、董事长，或者什么叫不出名称职务来的有钱人，正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描绘战时世界和战后世界的蓝图。
这种蓝图不同于罗斯福的政治地图，不同于尼米兹和艾森豪威尔的军用地图，它有特殊的山脉、河流、城镇、碉堡、敌情和兵力部署。他们也在打一场世界战争。仅仅是，这张地图是不属于休伊太太、贝尔福大太、马克林小姐她们千千万万平凡普通的美国人的。
埃米尔先生的日程表排得很满，他工作紧张，任务极重，而且事必躬亲，仿佛是个机器人。而巴巴拉也成了机器人的附庸。
埃米尔经理指示：坦克发动机的雾化器不适应沙漠，要加个防尘罩，但仅限于非洲战役期间，到欧洲战场必须取消。油漆的伪装迷彩要适应欧洲的冬天和春天：意大利的亚平宁山是灰白的，俄罗斯的原野是洁白的，西欧是白、黄、褐混杂的。军用品的型号和要求更改频繁，坦克的前部装甲要适当加厚；太平洋上需要一种新型的喷火坦克；噢，陈纳德将军从中国战场打来报告：燃烧弹在亚洲城市使用有意思不到的摧毁效果，请立刻查一下M—47燃烧弹和M—69集成燃烧弹的生产厂家。是C化学公司和K石油公司吗？立即买下他们的股票。什么？股票在涨。妈的——希伯莱语——好，我们开设一个燃烧弹分厂，日本起码还能顶两年，来得及，在F城的铁路交叉处买下地皮，那里到化工厂和轧钢厂路最短，方便极了；有个技师提出把油箱放到坦克装甲外面，容量可以加大，同陆军的阿伯汀试验场联系，究竟里面好还是外面好？核算成本，别忘了工夹量具和配整生产线的成本和时间；什么？海洋的盐雾对太平洋战区所有车辆的机件腐蚀很厉害。告诉拉文斯基先生，就是那个波兰佬，让他算算太平洋战区战斗车辆和后勤车辆的平均寿命，研究一下改用新配方涂料还是采用铬合金……
巴巴拉·休伊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她隔壁的男人怎么会知道世界上那么多事儿，他还在关心和研究更多的事儿，让一切有关的人围着他转，提出各种建议、方案、计划书和研究报告。尤其是战场对武器系统的需求。
意大利卡西诺山战线是否需要一种新迫击炮，身管火炮在那里似乎派不上多大用场。解放者式飞机反潜火箭的效果差，是穿甲效率低还是引信的问题？盟军在法国西海岸登陆指日可待，德国人的大西洋长城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地雷一定特别多。坦克前面是安装爆破筒，还是安装扫雷镰枷或犁头？……这些都要在公司的试验场里试验，得出数据，改进产品，增加新品种。离他不远的地方，福特公司、克莱斯勒公司和其他一些虽然不大，然而后生可畏的公司里，同他一样的人也正想思考和行动。战时，所有公司的手都越伸越长，什么赚钱干什么。汽车公司生产飞机，打字机厂生产机关枪，而机关枪厂则生产白行火炮。
从某种意义讲，休伊太大同埃米尔先生的利益是一致的。G公司的产量越高，品种越多，武器的威力越大，美军在战场上所受的压力越轻，死人就少，战争就能早日结束，休伊上尉就能回家来，她自己也是这很长长链条中的一环。所以每逢这类事，巴巴拉总是全力以赴地干，效率奇高，有时还提出一两项只有女人的细心才会发现的合理化建议，或改正一两项经理忽视的小错。每逢这种时刻，埃米尔先生总是吃惊地说：
“阿荷利巴，你可以到设计部或者销售部当一名高级职员呢！”
“谢谢，我只想让战争早点儿结束，让我丈夫早点儿回家。”
其实，巴巴拉早拿定主意，等战争结束，丈夫回家——当然是复员回家，她就立刻辞职，安安心心当家庭主妇，专门伺候好丈夫和孩子，就是给再多的钱，她也不会在这间充满男性香水味的写字间里干下去了。
中午，埃米尔，大卫先生停止了工作。休伊太太给他端上午餐：醋闷牛肉、炸子鸡和一瓶黑啤酒。埃米尔这老光棍在吃上很讲究，专门雇了个中国厨子，还经常下馆子。巴巴拉不知他从哪里搞来那些精美的食品，有时甚至有龙虾和鲍鱼。她可吃够了战时市场管制的苦头。只有些发青的冻鸡肉和土豆。她一边吃自己的饭一边思量。
埃米尔午餐之后打一会儿台球，对手是推销部经理和设计部主任。台球在绿茵茵的球桌上滚动，他们边抽烟边谈生意经。巴巴拉这时候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她略略收拾一下文件，闭目养神，想孩子和丈夫，偶尔也想一下市场和采购。最近她突然产生其名其妙的害怕，觉得白己象暴风雪中瑟缩的小羊羔。
又开始工作了，电话不停地响起来，她一边用耳朵和肩磅夹着电话，一边记下电话里的内容。有一只电话声音不同寻常。
“喂，是G公司经理室吗2”
“是的，您找谁？”
“我找埃米尔先生的女秘书休伊太太，我从珍珠港来。我叫奥里森，西德罗·奥里森，是‘海魔’师的上士。”
巴巴拉的血一下子凝固丁，海魔？休伊怎么啦T她眼前漆黑，几乎抓不住听筒。
“喂，奥里森先生，您在哪里？”
“我在底特律。”
啊，准是休伊出了事，他们师长才派这么一个奥里森来通报。
她颤颤巍巍地问：“就您一个人吗？”
“还有一个。”电话那边传来一阵笑声。
“谁？”
“您的丈夫。”
啊，巴巴拉悬垂的心总算落了地。上帝，把她吓死了。“喂，奥里森先生，您怎么不早说？”她颇为嗔怪。
“这样吧，我们六点半到家，这阵子在市里还于点儿别的事，到时候，太大，您可要招待我们吃好的呀。”
电话挂断了。还不到六点，她开始感到晕眩。天花板、地毯、写字台、吊灯和墙上挂的一幅詹姆斯·哈特的风景小品都旋转起来。
她努力定下神，继续打字。不断地出错，几个重要的数据她也算错了。她心烦意乱。
为什么休伊没有亲自打电话，为什么不到公司来看看她－－也许违反规定，为什么要六点半来。明明波尔曼在家，我信上告诉他雇了波尔曼。自从休伊开赴太平洋战场，她一直放心不下。日本人又狡猾又凶残，枪打得准，千万别叫休伊碰上倒霉事。她知道休伊打下了瓜达尔卡纳尔，受了伤。她知道“海魔”在新西兰休整，她还吃惠灵顿姑娘的醋，这家伙准是看上新西兰小组儿了。后来“海魔”打下了塔拉瓦，两个月了，音讯沓然。
她越来越走神，这是六年秘书生涯中从来未曾有过的，埃米尔先生绝不会原谅她。
她终于下定决心，干脆回家去。
她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