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盖头 作者:安东尼·斯沃夫尔-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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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现在我们也已经知道，这场科伊冲突结局的重要性对我们――即将加入战斗并要葬身沙场的人来说――并没有像对那些白人老杂种和其他一些人重要，这些人可以从沙特王国土地深处滚滚流动着的富饶油田里，猎取到或损失掉几十亿美元。
到9月底，驻扎在沙特的美军已经达到了15万人，而原油的价格比伊拉克入侵时上涨了几乎一倍。成百万的科威特劳工从菲律宾、越南、斯里兰卡和印度越过干旱的沙漠，转移到相对安全的约旦避难。
在那里，我们每天生活的内容就是沙子、喝水、出汗和撒尿。我们在沙子上行走或是驾车辗过。我们喝水，一加仑一加仑地喝。喝水，出汗；出汗，再喝水：每天集合六次，每人每天狂饮两水壶的水，集合的时候喝得更多，然后我们撒尿，出汗，在沙漠上行军；然后再喝水，再撒尿，再出汗。我们往北方眺望，努力地想要看到传说中凶残的军队，据说里面聚集了40万名或者更多经受过战火洗礼并领悟到战争真谛的军人。当我们还只是10岁孩子的时候，这些
伊拉克大兵便已经在伊朗与伊拉克的八年战争（1980年9月至1988年8月）中，饱尝了战争的滋味。在那场战争中，伊拉克军队死亡的人数超过了12万，受伤的人数超过了30万，被抓的战俘达6万人之多。这支能承受如此之大的打击，并在两年以后又入侵另外一个邻国的军队，听起来还真有一股邪恶的力量。而支撑着这支军队及其使命的黎民百姓，能够承受如此巨大的损失，忍受着失去父兄之痛，必定也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并誓死保卫他们的领导人。在对伊朗的战争中，伊拉克人成为使用地雷和障碍物加强边境防线的专家。比如他们筑造的用以保卫巴士拉市的是30 000米长、1800米宽的人工湖。我们不得不猜想，伊拉克人在沙特―科威特边境都准备了些什么等着我们。1981年和1984年，他们都对伊朗人（包括平民）使用过芥子毒气和神经毒气，之后还对伊拉克库尔德人（Iraqi Kurds）使用过神经毒气。我们相信他们也会如此招待我们。毒气！毒气！毒气！我们等待着伊拉克军队的到来，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严阵以待。
我们在沙特阿拉伯已待了整整六周，目前在一个叫做三角的训练与防卫区里驻防：在我的地图上，这个区域的坐标大致形成一个三角形，其顶点直指科威特；在我们后方20英里处，指挥部的人们（师、团级司令部以及后勤人员）一日三餐都在食堂里吃着热气腾腾的饭菜，每天睡在有空调的石油公司宿舍里；而我们却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一点也没受到好运气的眷顾，没法洗澡，吃不到热气腾腾的食物，没有酒喝，看不到哗哗的流水，也瞧不见沙漠中的绿洲。我们看不到高速公路，看不到沙特人和科威特人驾车前往埃及寻找安全庇护所的情形。虽然我们知道公路就在我们的南边，也听得见他们的奔驰汽车（Mercedes）柴油机引擎的咆哮声音划破寂静的夜空，那声音就像是在苍穹之间回荡的低沉笑声。
今天早上我们都有点兴奋，因为国内的记者终于要来啦。已经是9月下旬，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父母、祖父母或是兄弟姐妹那里收到了关于战争的剪报，家乡小报上其他同乡男孩儿被派往中东海湾的报道，被整整齐齐地剪了下来，每行空白处分别用铅笔写上：你知道和你同校的那个三等兵道格拉斯（Douglas）吗？威廉姆？卫斯勒（William Wesley）是不是在四年级时候你揍过的那个男孩子？霍尔是不是蹲过监狱？现在已经不再需要这些剪报了，因为记者将会报道我们的事迹，当你自己被登上了报纸，那还需要看什么剪报啊！你昂首挺胸地站立着，记者跑过来给你照相；你对记者说一些智慧和勇敢的话语，你的亲朋好友看到了，他们会更加为你自豪。和你无关的女孩儿会看到你的报道，拒绝了你的女孩也会看到，她们会后悔对你说不，因为你现在既勇敢又智慧，你所说的话和你的照片都登在报纸上，你成了名人。人们会在繁忙的一天中抽出时间来读这些报道，将它们剪下来寄给在“沙漠盾牌行动”中海军陆战队里的其他士兵，并在空白处写上：难道斯沃夫尔德这样神圣的战士没有和你在一起吗？斯沃夫尔德是不是在三年级时候抄袭你的科学课作业的那个小男孩儿？是不是在卡米克尔（Carmichael）那个地方最近跟老婆闹离婚的斯沃夫尔德，他老爸拿把手枪为了抓住他老妈的情人，从房子里一直追到大街上，是那个家伙吗？你永远不会知道人们都知道你些什么，记得你些什么，他们又会在剪报的字里行间写些什么与你有关的事。
得知记者很快就要来的消息，我们破天荒地在一周内首次刮了胡子，并从军用背包的最里面拿出崭新的军服，我们用钢盔盛着水洗净各自的腋窝、大腿根和老二。凡恩（Vann）的老婆最近送了他一瓶古龙香水，我们每个人都用手蘸了点香水拍了在自己的脖子和胸口上。
邓恩中士（Sergeant Dunn）叫我们排到学校操场上的一顶防红外线的塑料帐篷下集合。还不到上午九点，气温已经升到了华氏100度。我们排配备了三辆军用多功能汽车，全都停在防红外线的帐篷下面。在防红外线帐篷内的武器、车辆和人员都可受到安全保护，以免被敌人用红外侦察设备发现目标。但我们对此根本不屑一顾。在每次训练防范神经毒气的攻击时，只要戴上防毒面罩，面罩上的吸水管就会破裂。在这种情况下，那你为何还要相信防红外线帐篷所起的作用呢？要是PRC77型军用手提式无线电接收机坏了，就将其高高地举起，从五英尺的高度狠狠地摔下去，而这种最佳维修方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鬼才知道。
我们几天前就知道记者要来访问。邓恩中士已经列出一张禁忌话题的清单，我们不能公开狙击步枪的杀伤力或光学仪器的有关数据，也不能公开我们的训练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和训练的强度。他命令我们要扮演以下角色：最棒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爱国人士、一堆只知服从命令的臭狗屎，以及营里能打会杀的战士。作为侦察狙击手，我们是由主管上级和侦察与目标捕获排的长官亲手挑选出来的，是营指挥官的耳目。
“听好了，”邓恩说，“我之前已经提到过这一点，但是上尉希望你们再听一遍。总的来说，不要对记者说得太具体。只说你们能从很远的距离准确地射中目标；说你们训练有素，这世上的狙击手没有谁能比海军陆战队的狙击手更优秀；说你们很高兴来到这里，你们相信自己的使命，相信我们的军队能把
伊拉克军队统统消灭掉；脱掉你们的衬衫，露出你们强壮的肌肉。另外，我们还要在记者面前不间断地进行体操训练。约翰医生（Doc。John）给我们进行全面体能测试。狙击手们，你们简单地照命令执行就可以了。”
柯汉说道：“哪有那么简单，这纯粹就是对我们的言论进行审查：让你来告诉我们该对媒体说些什么，不该说什么，一点言论自由都没有――这可不太像美国人的风格。”
当我们为这个剥夺言论自由的命令展开讨论时，塞克上士（Staff Sergeant Siek）走过来。他对我们说：“你们按照命令做就行了。你们可是签了合同的，没有任何权利，不能说任何不利于国家的言论。我们把这种做法定为叛国罪，搞不好会枪毙你们。该死的，这可不是在闹着玩儿，训练已经结束了，我已经受够了你们的抱怨。对萨达姆？侯赛因抱怨去吧，看看他会不会理你们。”
我还想争取一下自己的言论自由权，但知道这只能是徒劳的。我们没有所谓的言论自由权，我们所说的语言都不是属于自己的，它不是哪一个人的语言，而是从海军陆战队战争历史中演变而来的，是从这支军队多年的战斗经验和战术中总结而来的。海军陆战队诞生于哪一天？1775年11月10日，它的历史比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都要长。海军陆战队是在哪里成立的？费城大桶酒吧，是由一帮手持长枪和手雷的醉汉成立的。塔拉瓦岛（Tarawa）是什么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血腥的战役所在地。丹？戴利（Dan Daly）是谁？在中国的义和团起义中徒手杀死37个中国人的那个家伙。地球上最致命的武器是什么？海军陆战队队员和他手里的狙击步枪。想打胜仗吗？把它告诉海军陆战队队员吧！当你是这中间一分子的时候，你也就会这样说话。记者们会问我对待在沙漠里，等待着战争有什么看法，我会回答说我喜欢这样做；说我会为一切作好准备；说我对所有的领导人，从部队的长官到最高领导总统先生，都高度信任。
记者们将在九点到达我们的驻扎地。
塞克上士对我们说：“你们是海军陆战队队员，对你们来说，没有言论自由这个东西，你们对自己说错的每一句话都要付出代价，尤其是那些未经允许的废话。”
我放弃了言论自由权的争论，走到战地便坑。在沙漠上拉屎让我感到很爽。便坑里没有坐的地方，这对我来说无所谓，我已经多次被罚蹲，常常一蹲就是几小时，所以蹲在便坑上时，我甚至能睡觉。这让我想起了韩国，上次部队调动我们在那里待了一个月的时间。在韩国，大部分公共厕所都有蹲坑，我也很喜欢在那里面拉屎，常常是喝醉了以后，或是刚刚从酒吧包间出来，在那里我为一个妓女买了一杯专供女士喝的酒。
我仰望着高高的天空，天空的蓝色和我以前看到过的蓝色不一样，而且沙漠天空的蓝色总是在不停地变化。这是沙漠风情里令人痛苦的一面，比起酷热，比起让人恶心的苍蝇还更糟――你永远没办法走出沙漠，而且永远都是这样不停地变化。我们刚刚被部署到这里才六周，沙漠中的沙子便开始侵袭着我们，沙子一粒一粒地往我们身上钻――我们的军靴、皮带、裤子、防毒面罩、武器全都钻进了沙子，全都被沙子给盖住了。沙子侵袭着我的肉体――耳朵、眼睛、鼻子、嘴巴、屁股沟，甚至撒尿的尿道里都钻进了沙子。沙漠无处不在，到处都可以看到天边出现的海市蜃楼。不管醒着还是睡着了，不管是酷热的下午还是少有的几个温柔凉爽的清晨，我都待在沙漠中，没法离去。
沙漠之战将成为“沙漠盾牌行动”和即将到来的“沙漠风暴行动”（Operation Desert Storm），或称海湾战争，或是解放科威特行动的代名词――不管这场战争叫什么名字，作战人员和杀伤性武器的大量输入是势在必行的，这就是沙漠之战。你加入沙漠之战了吗？还有谁和你在一起？战士们在沙漠上进行杀戮。那些锅盖头士兵可不只是蹲在沙漠里拉屎撒尿的一群家伙，他们时刻等待着，要将敌人生吞活剥。
我擦干净屁股，转过身去，用脚踢起沙子埋掉我拉的屎。一辆陆虎越野车（Land Rover）出现在沙丘顶上，一名士兵驾着汽车，身旁坐着一位海军陆战队的上校，后座上坐着两名记者。
陪同记者来的上校和驾驶员在车里等着，车里的空调吹出的风轻拂着他们的头发，将头发吹得像是一缕缕大炮的烟雾。
我们集合到防红外线的帐篷里，听记者作自我介绍。男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记者，女的则是《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的记者。他们一一和我们握手，并迫切要求我们与他们自由交谈。但当他们知道我们所说的话都是事先编排好的；知道我们所给出的答案都只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内心里真实的想法时，《波士顿环球报》的那个女记者显得很不耐烦，或者至少对我们要说的话并不是很感兴趣，因为她刚刚从几英里以外听到了同样的话。
“是的，女士，我坚信着我们的使命。我相信很快我们就能赢得这场战争，让敌人爬回老家去。”
“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