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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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益事业中盐商与土著的结合
扬州地区的社会公益与社会救济事业，土著也在做，前述瓜洲普济堂的肇兴者耿兆组就是江都土著，他还帮助贫民交纳拖欠的钱粮，捐田资助监狱犯人的伙食，设立义塾，教育乡邻子弟。其兄兆绅，“倜傥好施与”，设义渡，置义冢，荒年出粟赈饥（乾隆《江都县志》卷二十二）。晏德宝，世居仪征南门外，濒临大江，附近是淮南掣盐所，船舶往来如织，每遇风浪，多有覆溺，他乃捐资设立救生船局，乡里称为“善人”；其子行忠，夙承父训，乐于助人，料理仪征所设立的善堂同仁堂，仿照苏州同仁堂规则，严定章程，所司之事，历久不懈（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十四）。
由此可见，移民与土著合作进行地区的建设，以维护公益事业，救济贫病民众。这是他们的共同事业，这样徽州移民、盐商就会得到土著的理解，欢迎他们进入当地社会。不仅如此，徽商还以其雄厚的财力，实现其生活方式，影响到土著，形成新的地方风习，打上了徽商和徽州人的文化烙印。如同《望江南百调》所咏的徽州人家族祭祀生活，融合了徽州、扬州两地的习俗：“扬州好，家祭夹徽扬，鼓发三通呼就位，灯持五色学跑方，亭设纸猪羊。”至于徽州人在扬州的婚礼，董伟业《扬州竹枝词》歌道：“徽州火把红油刷，翰林灯笼紫纸糊，抢过花冠传过袋，进房先看伴娘姑。”（《扬州丛刻》本）
扬州大洪园之景：虹桥修禊
总起来看，扬州的社会公益和救济事业，虽比不上苏州，但在全国，属于上好地区之列，它的城市、道路、水路交通、消防、善堂等等的基本建设，临灾的救助，既有组织机构的保障，又有活钱的调用，所以提供了居民生活的某种方便，同时因救灾能力较强，以利于民众的摆脱灾难。不能不说，在那时，扬州人的生活质量，可能高于苏州以外地区的人。致此之由，盐商出了一份力。巡漕御史陈科捷在讲到扬州育婴堂的建设时说到两种因素：“当道诸公爱人励俗之意，商人乐义奉公之举。”肯定了商人的义举。毫无疑问，扬州盐商协助盐务衙门和地方政府开展社会公共事务、公益和福利事业的活动，颇著成效，提高了社会救灾能力，与此同时盐商及其后裔成为文化人和学者，成功地融入当地社会。商人的乐于义行，未必是他们的生性好善，当同他们的特殊商人身份有关，有着多种社会原因：报效国家，这有直接孝敬皇帝的，贡献政府的，如国家打仗，捐献经费，又有间接的，即为地方做好事，有利地方社会的稳定，令皇帝放心于地方的安宁和盐税的有保证；与盐务主管部门保持良好关系，两淮盐商是官督商办制度下的盐业商人，其经营受盐衙控制，人身上对政府和盐衙有所依附，按照盐衙指令、劝谕进行社会公益和救助活动，才便于同盐衙搞好关系，使业务维持、发展下去；建设社区，为地方做好事，以取悦于土著，更好地立足于当地社会，同时，公益的建设，也有利于其商务的运营，如水上航道的疏浚和维护，以保障其盐船的通行。有了这些因素的权衡，也才有了动力，去进行地方公益建设、做好救济，既报效国家，又回报社会，一举而数得，何乐而不为。清代扬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市面的繁荣，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力于盐商（主要是徽商及其后裔）的经济支持和人力的尽心，这也表明移民是社会的活力。
官绅写照第1节 清代官绅的晚年生活（1）
官员和绅士到了晚年，早已功成名就，自宜于优游林下，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享受美好的人生。乾隆十五年（1750）中举的赵翼（1727～1814），在60年后（嘉庆十五年）因重赴鹿鸣宴自诩：
中岁归田，但专营于著述，猥以林居晚景，适逢乡举初程，蒙皇上宠加旧秩以赏衔，准随新班而赴宴。（《檐曝杂记·续》）
晚岁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笔者近日阅览了清朝人物的百余种年谱，再回忆以往读过的清人传记，感到赵翼式的优游林下者有之，而不安于此者亦复不少，不可得此境遇者则更多。如若把他们的晚景归纳分类，大约可以分为以下
几种类型。
醉心撰述
笔者发现许多以文字为生的学者，或以撰著为主要职责的官员，无论在什么年龄段，对于研究学术都有兴趣；到了老年，仍孜孜不倦，继续著书立说，当作人生的追求，写出大量的著作。另外以行政事务为主的官员，科举出身的，本来有能力写作，晚年利用时间舞文弄墨而乐此不疲的也大有人在。
人们一提到明清之际的学术大师，必定说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1610～1695）著述等身， 年过花甲之后， 新著和总结以前的著作又出了一批。他是余姚人，平时阅读诸家文集，凡是关涉到家乡的文字都记录下来。到63岁（1672）时，将《姚江逸诗》15卷梓刻行世，同时还辑有《姚江文略》、《姚江琐事》。次年到宁波天一阁阅览，把流通不广的书抄出书目，其他学人从而辗转抄写，使之流传于世。
康熙十四年（1675）黄氏编辑成《明文案》，多达217卷，后被辑入《四库全书》。67岁将代表作《明儒学案》写成，这部巨著总括有明一代学术思想史。自订《南雷文案》于71岁，并由门人校刊。到79岁，将《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修订，删汰三分之一，编成《南雷文定》。83岁得重病，应酬文字一概摒绝，力疾整理文稿，将平日读《水经注》的心得汇辑成《今水经》；适值《明儒学案》刻印校对，口述序文，由儿子代书。从这一年起，所作的文章，命名为《病榻集》。次年（1693），将《明文海》482卷选成，又从中择出尤须阅读的文章编成《明文授读》。86岁寿终正寝，殁前，犹作《葬制或问》、《梨洲末命》等文（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
顺康时期的诗坛祭酒王士禛（1634～1711）成名甚早，然而终身时时在写作诗文。康熙三十四年（1695）62岁，任户部侍郎，“部务稍暇，与同人、诸及门为结夏文字之会”，将以前的诗词和杂文汇编为《蚕尾集》，古文词另编成《渔阳文略》。次年奉命去川陕祭祀山川，写诗百余篇，集成《雍益集》，并作《秦蜀驿程后记》、《陇蜀余闻》，还认为自己写的诗少了，不如前次去四川作的多。66岁在都察院左都御史任上，撰成《古欢录》。康熙四十三年71岁结集《蚕尾续集》，同年因办案得咎，罢职回籍。73岁将当年写的诗集成《古夫于亭稿》，次年又将新作编成《蚕尾后集》。76岁新作《分甘余话》，辞世前一年的77岁已病得很厉害，仍有《己丑庚寅近诗》问世，同时《渔阳诗话》也编成。他的全集《带经堂集》92卷在他逝世后数月刻成。他自回籍即开始写作年谱，后来因病不能握管，口授由儿子代书，完成《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可知他在晚年，年年有新作、新书，与黄宗羲一样始终没有停笔（《王氏自订年谱》）。
以编刻《士礼居丛书》闻名于世的黄丕烈（1763～1825），一生访书、购书、借书、抄书、著书、出书，被世人视为“书淫”。60岁时家已贫乏，除夕那天出卖元版《国朝名臣事略》渡过年关，次年冬又出售元刻本《东坡乐府》。可是他还购进宋刻本唐人的《碧云集》、明抄本《李群玉诗集》，与友人石韫玉、尤兴诗等人结成问梅诗社，频频开展活动。每会必赋诗唱和，并坚持校书写记跋。辞世之年跋校本《封氏闻见录》，为顾秀野藏抄本《珩璜新论》连续三次作跋，为《李群玉诗集》写跋、再跋（江《黄荛圃年谱》）。金石学家、朴学家、日照人许瀚（1797～1866），著有《攀古小庐文》，64岁时因捻军战争，书版被毁。这时贫病交加，足不能行，但是“手未尝释卷”，朋友怜悯他，推荐到县书院主持讲席。他为增加收入，写信与吴重周联系，乐为吴式芬校订金石学著作《捃古录》。并要求将《金石汇目分编》一同校勘，结果如愿以偿，将《捃古录》20卷校定（袁行云《许瀚年谱》）。
官绅写照第1节 清代官绅的晚年生活（2）
南海人吴荣光（1773～1843），曾任湖南巡抚，68岁休致，次年作出《辛丑消夏记》，自订年谱亦写至这一年。70岁出版《筠清馆金文》、《筠清馆金石文字》，并开始撰著《历代名人年谱》。及至病笃，研究工作仍未停顿，不能执笔，请人代书。儿子们怕他劳神伤身，劝他歇息，也是不听。原来吴氏“无他消遣，依然手不释卷，是以精神消耗，虽日服参剂，竟未奏效”。不过，17卷书总是完成了，未留遗憾（《吴荷屋自订年谱》）。以上几位，晚年仍醉心于写作，究其缘由，约有三种。一是多年形成的习惯，继续青壮年时期的事业，是学术追求的延续。像王士禛、黄丕烈等人，可能他们就是把研究、著述当作性命之所在，乐趣之所在，人生意义之所在，所以才能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后人看来，没有学术研究，他们的一生将大为失色。其二，为了丰富晚年的生活，将精力用到著书立说上，如吴荣光，没有别的嗜好，只有靠读书写作来消磨时光。在清代，人们的休闲生活比较单调，官绅纵有经济条件举行老人诗会（所谓“九老会”、“七老会”之类），但很难经常进行。可以出外观光，如吴荣光致仕后到广西就医，游览桂林山水，然而不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允许他外出旅行。而阅览写作，令精力有处使，可减少精神上的苦恼。
其三，为了生活，不得不行文卖钱，以养家糊口，许瀚即是如此。
优游林下
官员告老还乡，不必案牍劳形，也可以放下“伴君如伴虎”的心理包袱；或虽罢官家居，有处分在身，但通常的情形是不会再出事的。这两种人都可以说无官一身轻，应当可以养尊处优，颐养天年。确实有这么一批人。乾隆帝有两个文字之交，一是苏州沈德潜，另一位是浙江嘉兴人钱陈群（1686～1774），前者身后陷入文字狱，后者则保持盛誉。钱氏于乾隆初充顺天学政，其母善绘画，将亲身经历的训子读书情景，绘成《夜纺授经图》。及其亡故，钱陈群奏明其事，乾隆帝特题诗其上，有句云：
嘉禾欲序贤媛传，
不愧当年画荻人。
钱氏官至刑部左侍郎，乾隆十五年（1750）65岁因病致仕回籍。乾隆帝为安慰他，命其子编修汝诚侍行，并赐以诗。乾隆二十五年赐其《乔梓图》，因为钱氏想献诗而不敢造次，乾隆帝说怕他老年心情不舒畅，故有此举。钱氏76岁进京庆祝皇太后七旬圣寿，并参加香山九老会。乾隆帝于二十七年、三十年的南巡，钱氏与沈德潜迎驾，乾隆帝赐诗云：
二老江浙之大老，新从九老会中回。
身体康强自逢吉，芝兰气味还相陪。
迎堤恭遇以为喜，出诗命和群应推。
更与殷勤订佳约，期颐定复登金台。
希望后会有期，同时关心钱氏年衰，特命汝诚归籍侍养。钱氏原来居室狭窄，至此另建新宅，父子家人朝夕团聚，得享天伦之乐。
钱氏又向乾隆帝进呈其父所刻图章，其母所绘图画，乾隆帝为之赐诗、作跋。乾隆三十六年，已经86岁的钱氏再次赴京为80岁的皇太后祝嘏，乾隆帝赏他紫禁城骑马，令汝诚扶掖出入内廷，又得参与香山九老会之荣，因进呈《恭和御制香山九老诗》，有句云“鹿训岩畔当童扶”，乾隆帝称赞他意境超逸，作图以赐。钱氏故后，赐谥“文端”，乾隆帝作《怀旧诗》，称赞他：
迎銮三于浙，祝厘两入京。
唱和称最多，颂中规亦行。
林下唯恂谨，文外无他营。
优游登大台，生贤殁亦荣。
诚如乾隆帝所说，钱氏享年89岁，荣宠逾常，但他遵守一条规则：“文外无他营”，即休致后不预政事，小心地与皇帝唱和，大约这也是得享大年的秘诀（《清史列传》本传、《文端公年谱》）。
福建长乐人梁章钜（1775～1849），官至江苏巡抚，道光二十二年（1842）68岁休致，并未居于故里，而寄居福建浦城四年余，出版《退庵所藏金石书画题跋》、《藤花吟馆诗钞》。当其所造的北东园“草木日长，半亩塘中游鱼亦渐大，甚可闭户自娱”的时候，认为“浦中风俗日偷，省中时局亦顿异，所闻所见多非意料所期”，颇感不适。儿子们劝他远游避乱，友人约他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