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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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态剪影（三）第20节 清初广东人游历江南（3）
纪念崇祯，凭吊孝陵。这是复明人士政治态度的表现。兴化人李洪储出家为僧，支持江浙人民武装抗清，1651年被捕，获救出狱，不忘故君，每逢三月十九日崇祯殉社稷的日子焚香礼拜，以示纪念。他这样做了28年，直至亡故（《国朝先正事略·李洪储》）。前面提到的李清也是每遇崇祯忌日设牌位哭祭。金陵王元倬每年三月十九日与林茂之等六人在家里设祭，1659年1660年屈大均和他们一同祭奠，认为是一件幸事（《翁山佚文辑》卷中）。溧阳人汤泰亨遇到崇祯忌辰，绝食纪念（《国朝先正事略·汤泰亨》）。遗民追念先君，还表现在对崇祯遗物的态度上。崇祯有一架“翔凤”琴，明亡流散济南，为李姓所宝藏，明太常寺官员杨正经流落淮泗间，每值崇祯忌日赶到李家看琴。屈大均在北京听故明太监说到御琴事，寻访至李家，等候杨正经几十天，届日设玉座，举行祭奠礼，并为御琴清理尘埃（《翁山文钞·御琴记》）。金陵的明遗民缅怀故君的又一常见活动是瞻仰明孝陵。1668年正月初四日方尔止等结伴到孝陵，在明太祖遗物前礼拜，写出感怀诗（《翁山文外》卷一）。屈大均前往瞻拜，遇上驻防的清兵砍斫陵殿木柱，把钱给他们，请求不要破坏（《翁山文外》卷一）。许多江南隐士和全国的隐士一样不奉清朝正朔，惟用干支纪年，屈大均诗“山僧不记谁家腊，依旧楼台甲子年”（《翁山诗外》卷十六），所指即此。屈氏本人用明年号，称明朝为朝，在有关明朝的文献中，如《孝陵恭谒记》，自称臣，称呼永历帝为“上”（《翁山文外》卷七）。陈恭尹亦不用清朝纪年。用明年号，纪念崇祯，凭吊孝陵，表示虽生活在清朝，但忠心于明朝，活着就是为前朝的复辟而努力，至于能否成功可以不管，表示这份心意，在心理上得到平衡、取得安慰。不仅隐士如此，有人在清朝做官，但承认南明政权，也是对前朝有所眷恋。如康熙间编修、桐城戴名世著《南山集》，用永历年号，被人告发，形成文字狱，可见不用清朝纪年是一种很重大的政治表态。
互相策励，谋图复兴。粤人到江苏眼见明朝遗物，对故国的感情倍增，复明的意志更加坚定。1652年陈恭尹在江船上看金陵，感到“故都残照在，一望尚峥嵘”（《独漉堂集·诗集》卷一），受到鼓舞。屈大均居留江苏时随处触景生情，更增亡国的切肤之痛，到南京灵谷寺，发出“兴亡无限恨，消得一声钟”的感慨（《翁山诗外》卷八），说到金陵，惊呼“如何亡国恨，尽在大江东”（《翁山诗外》卷九）。更重要的是吴粤两地遗民交流思想，互相感染，知道有志同道合者，有知音，增强了复明信心。在金陵有位随从郑成功来攻时流落下来的战士行乞为生，汉人辫发标志降清蓄发不剃头，官府拿他没有办法。屈大均到金陵获知其事，深为感动，心想现在人们剃发，就像汉代的刑徒，剃了发去修城郭，不是都成了刑余之人吗（《翁山文外》卷十二）！非常愤慨。他在江南人中觅到挚友，如知道薛熙是“天下之有心人，感时悲愤，每于言外见之”，和他相交是一幸事（《翁山诗外》卷八）。屈氏在江苏住在吴野人家，吴氏悲明之亡，感情倾注在所著《东淘集》中，屈氏与他交谈，读他的诗文，结为知己（《翁山诗外》卷八）。屈氏也给友人以启迪。金陵李某是明初功臣后裔，崇祯末年武状元，流落北方，1665年归里，意志消沉，以炼丹为业，屈氏要他继承先人遗业，关心复明大事，赠诗鼓励他：“他日交河战，还期再冠军。”（《翁山诗外》卷五）
屈氏在交游中增强了复明的决心，如见遗民对崇祯琴的供奉，认为明朝有时来运转之日：“
偶然失势龙为鱼，终见时来马生角。”（《翁山诗外》卷三）
在从镇江到江宁的路上，感到“江南岁岁添形势，料得天星在建康”（《翁山诗外》卷十五）。最足以表明他斗志的是在江宁雨花
台设置衣冠冢，立碑写作“南海屈大均衣冠之冢”，他不依习惯写自己是“处士”、“遗民”，原因是不愿以此终身，还想干
一番事业，或许有复明成功的可能，用他的话说是：“盖欲俟时而出，以行先圣人之道，不欲终其身于草莽。”（《翁山文外》卷八）
世态剪影（三）第20节 清初广东人游历江南（4）
清朝未统一以前，粤人北游大多与屈氏有同样的感受，以后整个形势的变化，使一些人感到失望，有的人熬不住了，跑到清朝混个一官半职。仕清怀明，心理失衡，寻求解脱。江苏有一些文人到清朝政府做官，南明礼部尚书钱谦益于1645年在江宁迎降，少詹事、太仓吴伟业在1652年应清朝征召出任秘书院侍讲，1679年布衣潘耒应博学鸿词科出仕。但是这些人官场上多不得意，又受到坚持汉民族意识的舆论谴责，内心有矛盾：既想保持清朝的功名官职，又对明朝怀有感情，于是对清朝若即若离。吴伟业遗言死后着僧装，坟前石题“诗人吴伟业之墓”，再不要任何纪念物，知道他的人都为他悲伤，而他本人大约以此表示对仕清的忏悔。与吴、潘等人有相同的境遇的人，也到江苏探遗迹、访朋友，表示对故明的怀念，谋求解脱心理上的负担。南海人程可则是抗清殉节的陈邦彦的学生，与屈大均、薛剑公是同学，和其师之子恭尹是世交了。屈、薛、恭尹均隐居不仕，程于1652年参加会试，中了会元（又被取消），留京任内阁中书、兵部郎中，不止一次到江苏，与冒襄诗文唱酬，殷殷表示结交之情，冒氏赠以诗集。程氏对两朝臣民的处境，也有伤感之情，在北京送屈大均南归诗中写道：
别离须少壮，丧乱饱风烟。
羽翼谁相价，行藏各自怜。（《海日堂集·诗集》卷三）
他的悲哀，对屈氏是同情其觅友复明飘泊，对自身则是不得意的哀叹。南海人梁佩兰于1657年中举，迟至1688年中进士，其间在京与朱彝尊等相唱和，中进士一年余即辞职回乡。他游江苏，慨叹良多，在《江行杂咏》里说：
六朝人不识，垂钓客空看。
……
尤怜阴殿草，衰飒到长干。（《岭南三大家诗选·梁佩兰》卷六）
瞻仰凤阳明皇陵写道：“忍看陵墓上，风雨折松楸。”（同上卷五）表现怀念先朝的凄凉心情，但他只是到此为止，没有复明的愿望，所以在《金陵》为题的诗中说：“欲问兴亡向何处，秦淮沽酒破无聊。”（同上卷七）番禺方殿元在参加会试期间往来于江苏道上，1664年中进士，先后任郯县、江宁令，最后定居苏州，作《归与难赋并序》讲他的心境：“暂栖淮水，时作越吟，此邦兴废，助我伤悲，故国存止，求之梦卜，孰相怜而可语。”（同治《番禺县志》卷四十三）既想为清朝出力，又思念先朝，心里矛盾，到江苏找解脱。
综上所述，江苏的历史与现状形成的反清复明政治中心地位，为各地复明人士所向往，纷纷向它靠近，或定居，或游历，参与复明活动，互相策励，既壮大了江苏地区力量，又鼓舞各地志士，回到原籍继续活动。广东人到江苏，同其他地方人一样，汇合到复明队伍中，作出了贡献。同时在奔波之苦中磨炼了意志，把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带回故乡，坚持斗争。
余论
（一） 清初粤人到江苏访问，与吴人相与砥砺，坚持反清复明活动，表现了人民反对残暴统治的抗争精神。明朝腐败，活该灭亡，但清朝统治全国之初，强力推行剃发易服的民族压迫政策，激起汉人反抗。人民以明朝代表汉族，支持南明政权，或以复明为旗号进行活动，这在当时是必然的，可以理解的，因此清初反清复明活动是正义的事业，可歌可泣，应当给予肯定和赞扬。
（二） 反清复明队伍，以士人为主干。无论是广东、江苏，抑或全国，莫不是明朝的士人和清初读书不仕的人构成复明活动中坚力量，本文所讲到的各种人物的学历、学业表明这一点。读书人代表民族意识乃其素质所决定，在古代社会尤其如此。屈大均说：
自申酉（1644～1645）以来，天下贤士大夫之死国者，类多文士，惟士人之能死国也，其所以为文者，固有以异乎人也。（《翁山文外》卷二）
谁都可以做志士仁人，但士大夫读圣贤书，更懂得国家民族大义，故而能够为理想而献身。
世态剪影（四）第21节 清代后期广东人移徙上海（1）
上海在清代前期就是一个交通商业重镇，在“江宁条约”中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后，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迅速。洋务运动后，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买办资产者徐润（1838～1911）在1883年说：“上海自泰西互市，百业振兴，万商咸集，富庶甲于东南。”（《徐愚斋自叙年谱》）
岂只富甲东南，孙世馥在《徐愚斋自叙年谱序》中说“上海为中外总枢”。清末上海商业之兴盛为全国之冠，“实为中外贸易之中枢”（《清稗类钞》）。在政治上上海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留连于此，所谓“四方冠盖往来无虚日，名流硕彦，接迹来游”（王韬《彛袄厦褡源罚Ｎ略硕鹘涤形踔劣星ǘ忌虾５纳柘搿Ｔ谛姓仙虾Ｋ淙辉词窍刂危罄粗皇撬账商赖淖さ兀导噬鲜且桓鼍谜沃行摹Ｇ宕绕涫墙虾５匚槐浠薮螅⒄寡该汀Ｉ虾５男耸ⅲ送林用竦墓毕祝泼穹⒒恿酥卮笞饔谩Ｋ且桓鲆泼癯鞘校碌木用窭醋越铡⒄憬⒐愣⒏＝ā不盏仁 Ｈ绻颐前亚宕虾５姆⒄梗茸饕桓鲅菰钡难莩觯蛲饫淳用裣嗟庇谒б帐钡慕淌Γ莩鲋械牡佳荨⒒笔Γ计鹆瞬豢扇鄙俚淖饔茫馐∫泼裼胪林餐ㄉ枇松虾！９愣丝梢运凳巧虾＝ㄉ璧牡佳葜弧９愣擞肷虾５墓叵担收咦急赣萌抢醋魉得鳌！ �
广东沿海居民，富有冒险精神，在清代，国内至各省，海外往南洋、美洲，多从事商业和做工，像潮州“舶艚船，则运达各省，虽盗贼、风波不惧也”（乾隆《潮州府志》卷十二）。粤民到上海，在清前期就不乏其人。乾隆中周硕勋主修的《潮州府志》，说该府“妇女妆束，以航海往来苏松间，相仿者多”。这是说潮人经海道到上海，进入松江府，再到苏州。既然形成女子学习苏松人化妆的习惯，可见往来苏松的人不在少数。随着清代经济发展，粤人以经商的敏感，在上海开埠之后，即意识到它是“南北仕商往来孔道，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光绪《嘉应州志》卷二十三），遂热衷于到上海做买卖，所以19世纪五六十年代沪上粤人激增，以后陆续增加，绝对数量很大，在上海人口中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上海开埠，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商人纷纷到来，原在广州贸易的也有不少转向上海。广东的买办商人看到这种形势，与西方人同时赶往上海，有的还走在西方人前头。四五十年代上海的中西贸易中的掮客、通事、买办有一半是广东人，甚至于达到2／3的惊人比重（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广东商人同样极其敏感，对上海产生浓厚兴趣，易地而来。
广东人到沪，因家庭、宗族、邻里关系，互相牵引，像滚雪球一样，人数越来越多。有名的买办、官僚商人徐润、唐廷枢、郑观应家族就是显例。徐润的伯父徐钰亭在沪任宝顺洋行总办；四叔徐瑞珩在沪经营绿茶业，徐润即由其四叔于1852年带到上海；徐润从叔徐关大于1855年到沪当礼记洋行学徒；1875年徐润在沪举行家宴，出席的有其堂弟脑臣、笏臣、赞臣、枚臣、揆臣及玉生、小勤、述斋等人，可知其家族在沪人口之众。香山唐廷枢、廷植、杰臣、纪常、廷庚、国泰均在沪营生。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也在上海做柯化威洋行买办（《盛世危言后编》卷八）。广东人到上海的多，在王韬的小说中都有了反映，《淞隐漫录》写蓟素秋是孤儿，跟随姑母过活，其姑母是粤商的妾，该商安家在上海，经常到汉口买茶，及至“赭寇南下”（当指太平军到江南），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