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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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扬条件，原定50岁以外死了的寡妇才能申请旌表，改定为40岁以上守寡已达15年的（《清世宗实录》卷四、卷十二）。几年后，又以有的官员不认真执行，下令把建立节孝祠的情况作为卸任交待的一项内容。在这个政策下，旌表节孝成了地方官的一件要务。常熟县把西洋天主堂改为节孝祠，储放节妇、烈妇、孝妇、贞女的牌位（邓琳《虞乡志略》卷三）。吴江县于乾嘉道间建立贞节坊7个，旌节坊50个（光绪《吴江县续志》卷七）。受到旌表的人很多，上海在同治以前表彰的节烈妇女已多达3000多人。有的宗族祠堂也给节妇贞女建立祠宇，并在家谱上大书她们的事迹，“一以阐幽，一以励俗”。
清朝政府和社会上层人士在经济上对寡妇施行小恩小惠，以图阻止她们再嫁。一些地方官和绅衿组织恤嫠堂、安节局、全节堂、崇节堂、清节堂、保节堂、儒嫠局，这些堂、局有一些田产，给贫穷寡妇一些资助，或接受她们进堂生活。有的宗族给寡妇抚恤金，特别是在有义庄、赡族田的宗族内。如华亭张氏义庄规定，寡妇之家即使经济不拮据，亦按贫穷族人标准给予口粮、衣物（《张氏捐义田折奏附义庄条例》）。浙江永康县应氏宗族有恤嫠田百余亩，收入全给节妇贞女（《春在堂杂文四编》卷一）。有的地方给佃农寡妇以优待，如广东香山刘清的佃农死了，儿子尚幼，遗孀失去租地就无法维生，刘清为保持其“清节”，允许继续耕种，交不足地租也不追逼（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三十四）。
寡妇的悲惨生活封建势力的压迫，思想的束缚，产生了它的恶果——在妇女中造成许多悲剧。最惨的是殉夫制度。一些妇女在丈夫死后自杀相随，清吴友如绘《古今谈丛图·节烈可风》，表现烈妇殉夫情形“不幸夫亡，动以身殉，经者、刃者、鸩者、绝粒者数数见焉。……处子或未嫁而自杀，或不嫁而终身”（同治《休宁县志》卷五）。如石埭县方坤死了，妻李氏自刎（康熙《石埭县志》卷七）。有的人本来不想死，但有人逼她改嫁，她为了保持贞节，以自杀来抗争。福建流行一首民歌说：
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
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尊绳在梁。
女儿贪生奈逼死，断肠幽怨填胸臆。
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藉以传姓氏。
三尺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还魂。（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三）
控诉了宗法势力对妇女的迫害，揭示了寡妇被迫殉夫的一个社会根源。
清朝政府对殉夫现象，既赞扬，又有所保留。康熙二十七年（1688）以前，对于殉夫者多加表彰，这一年大学士等又题请旌表山西的烈妇荆氏等人，康熙帝因而说，“今见京师及诸省殉死者尚众”，然而丈夫寿短，妻子何必自殒，这种轻生是反常的事，过去旌表，使死亡者“益众”，自今以后，严行禁止“王以下至于细民妇女从死之事”（《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当然不再旌扬了。康熙帝表现了开明的态度。但是殉夫乃是“夫为妻纲”的产物和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思想和制度不改变，必然会有殉夫的现象。而它是“大义凛然”的事情，统治者觉得不表彰不好，到雍正六年（1728）就斟酌情形，表扬那种尤为节烈的。特例一开，地方官请旌的就多了起来，到雍正十三年（1735）闰四月的头几天，请旌表的节烈妇女就多至十数人（《上谕内阁》），于是再令劝谕妇女不要殉夫。清朝政府尽管不是那样积极倡导殉夫，但那时的婚姻制度决定了这是不可能根绝的现象。
世态剪影（二）第11节 旌表贞节与寡妇再婚（2）
守寡，是统治阶级极力提倡的，一部分被“忠臣无二主，烈女无二夫”思想控制了的妇女，“耻再嫁”（同治《宁国县通志》卷一），“知重名节，以再嫁为耻”（嘉庆《旌德县志》卷一）。守寡，对于没有独立经济的妇女来说，在富贵人家生活有着落，尚可维生，对贫穷人家，就极其困难了，所以有一部分寡妇要再婚，但是仍有一部分人身处贫贱，犹守空房。如武进郑马氏29岁丧夫，身边有三男一女，夫家、娘家都穷得“室如悬磬，无以度日”，好心人劝她改适，马氏表示“宁饿死，不改节”（《荥阳郑氏大统宗谱》卷二），终于把孤儿养大，可算是守寡者的典型。嫠妇不仅失却丈夫的爱，还受一些人的欺凌，生活艰难，备尝人间的辛酸，是人生的极大不幸。
守贞，又是守寡中最悲惨的事情。有的未婚妻在未婚夫亡故时殉情死去，有的到夫家，或在娘家守寡。如前述石埭县方坤妻李氏殉夫事，其子方启祥先方坤夫妇死，启祥聘妻林婉卿闻丧，来守孝，面上刺“守制”二字，表明誓不改嫁的决心。
未婚妻守贞已属离奇，更加惨怪的是广东的“慕清”。
广东风俗，把未婚妻的不出嫁叫做“守清”，“原未许嫁而缔婚于已死之男子，往而守节，曰‘慕清’”。据说，有许氏少女向父母要求同意她慕清，双亲不答应，她说姐姐没有嫁着可心的丈夫，生活痛苦，二老也担心，设若我再遇到那样的人，不是让你们更难过了吗？而且我身体瘦弱，不能适应家务劳动，嫁出去也没有好处，找个死鬼做名义上的丈夫，我就可以安心生活了，要不然就出家做尼姑，那样名声反倒不好。她父母见她态度坚决，只得依从。恰巧有个姓陈的未婚男子死了，就把她“嫁”到陈家。陈家小姑和这个嫂子很处得来，虽已定亲，也把婚退了，求慕清在家（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一）。许氏女的那一番议论，说明在残酷的封建制度下，女子出嫁后可能遇到的种种不幸，因此，还不如独身的好。守清、慕清，是妇女丧失人生乐趣情况下的婚姻习俗。未婚而守节，在社会上层也有不同的看法。有反对者，理由是：据礼法规定，未婚夫死，未婚妻列入齐衰之服，三年丧毕，就可以脱离关系了；再说婚姻包括一系列仪式，有定婚礼、结婚礼，未婚夫亡，即没有举行过结亲仪式，算不得真正夫妻。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守贞是诡僻的行为，不符合圣贤的礼教。嘉道时学者俞正燮说：
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其意实有难安：未同衾而同穴谓之无害，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分乎！
他认为赞扬贞女的人是贤者没有认真思考这些问题的缘故（《癸巳类稿》卷十三）。比较起来，还是倡导守贞的社会舆论强大。清朝政府对于守贞既不反对，也不鼓励。“独室女未婚守节及以身殉者例勿旌”（《朱文端公集》卷二）。规定是这样，然而旌表的贞女并不少。总之，统治阶级的提倡，是产生守贞、慕清现象的重要原因，即使俞正燮等反对守贞的观点，也是在圣贤规范里打圈子，并不能揭露封建势力压迫妇女的实质，因而很难起到制止守贞的作用。
守节者、殉葬者中，社会上层家庭的女子比较多。但是，下层妇女中有一种守节现象，当作深入分析。先看几个操持家务的孀妇事例：
宝山潘杨氏，“家贫，凭十指以给衣食，奉翁姑，孝养无缺”。
同县李周氏，“日治布以课子读”（光绪《宝山县志》卷十一）。
奉贤曹吴氏，“佣工奉姑，生养死葬，凡曹姓柩，无祀暴露，概为埋瘗”。
同县范沈氏，“抚孤耕织，营葬三世”（光绪《奉贤县志》卷十四）。
金坛刘汤氏，“家无斗储，勤十指以给”。
同县史程氏，“日夜纺织，易布易粟”（民国《金坛县志》卷十）。
这类资料很多，在地方志的列女传里可以随手拈到。有浓厚封建思想的地方志作者，利用她们的孝顺公婆宣扬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纪。不管潘杨氏等人的行动是否出于封建伦常的支配，她们的行为本身却更重要。她们是贫穷的妇女，她们的劳动维持了由于男子死去而陷于绝境的家庭，她们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使老人得其终，终而有葬，使儿童得其育，长而成人。这是有社会责任感者敬老养幼的美德。妇女再婚现象的普遍存在统治者反对和阻挠寡妇改嫁，就表明这件事情中有斗争。对于这个问题，社会上存在三种力量：一方面是阻挠女子再婚，一方面是要求再婚的权利，还有一种破坏妇女贞操的恶势力。
世态剪影（二）第11节 旌表贞节与寡妇再婚（3）
在清代，寡妇再婚的现象具有一定普遍性。在上海，“闾阎刺草之家，因穷饿改节者十之八九”（同治《上海县志》卷二十四）。改嫁的女子占到寡妇的百分之八九十，是绝大多数。再婚妇女是“失节”之人，为统治者所蔑视，所以她们的事情很难见于记载，偶尔在表彰节妇的时候，记下她们，以显示节妇气节的高尚。要之，记载少并不能改变寡妇普遍再婚的事实。
部分女子的再婚，在思想认识上有基础。允许、同情妇女再嫁的思想在下层民众中存在着。笔者见到一些寡妇、贞女的亲友劝其改嫁的资料，颇能说明问题。有的丈夫在弥留之际劝妻子在他死后改嫁，如太仓张祥麟对妻陶氏说：“家贫母老，生无所资，我死汝即嫁，第勿弃我母也。”（王宜畲《太仓州志》卷二十三）。有父母劝女儿改嫁的，有公婆劝寡媳出走的，有亲朋邻里劝再婚的，南陵吴懋馆妻任氏寡居，“家贫如洗，人皆劝其改适”（民国《南陵县志》卷三十五）。
从这些事例中不难发现，被劝改嫁的寡妇多是穷人，劝人改嫁的也多是穷人，他（她）们是劳动者。由此可见下层民众与统治者对寡妇再婚问题看法不尽相同，下层民众认为寡妇再婚是可以理解的，是合乎情理的，应当被允许。他们对那些节烈之妇，在同情之中，也有所贬责。嘉庆时，浙江乌程有一个沈氏嫠妇，家贫而不改嫁，活活饿死，她的母亲和姐姐都是再婚的妇女，沈氏生前劝母亲不要改嫁，姐姐改适了就和她断绝往来。沈氏死后，她母亲说她“愚”，想不开，落得年轻轻死亡的结果。经她母亲说，“于是里中人咸以愚妇目之”（张士元《嘉树山房集》卷十、张海珊《小安乐窝文集》卷四）。这表明社会下层民众认为贫苦守节乃至死亡是不值得的，对沈氏持否定态度，这与统治者的观点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学者中也有人持有允许寡妇再婚的思想。俞正燮《癸巳类稿·节妇说》中认为对寡妇应抱这种态度：“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礼敬之斯可矣。”钱泳在《履园丛话·改嫁》中指出阻挠孀妇再嫁是“讲道学之误”，他说妇女是否再婚，应该“看门户之大小，家之贫富，推情揆理，度德量力而行之可也，何有一定耶！沈圭有云：兄弟以不分家为义，不若分之以全其义。妇人以不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他们同情因贫穷而再婚的寡妇，与社会下层的思想相通。他们是接近下层人民的贫儒，能够多少反映一点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
强迫寡妇再婚与盗卖嫠妇的社会恶势力
为争取生存而再婚的孀妇是出于自愿，婚事的主动权基本上在她们手中，也有寡妇不愿结婚而被强制进行的，其中又有几种情形：
其一，因财产继承问题而被迫。清朝政府规定，寡妇改嫁，“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八三）。即改嫁妇女不但不能接受前夫的遗产，连嫁妆也不一定属本人。因此，有的寡妇家拥有较多丈夫遗留的财
产，她的族人为了霸占它，就逼迫孀妇改嫁。江苏巡抚陈宏谋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发布的《保全节义示》中说：“三吴恶习，妇女守节者亲族尊长中竟有无良之徒，或因有田产垂涎侵分，……多方逼逐，令其改嫁。”（《培远堂偶存稿）卷四十六）常熟顾晓岳妻潘淑清守寡，“族人觊觎遗赀，朝夕逼嫁”（乾隆《苏州府志）卷七十一）。
其二，为夫家所卖。有些贫穷人家，使寡媳出嫁，既可减轻家庭人口负担，还可得些财礼。宣城谈良逵之父卖寡媳稽氏，后者不乐意，也强迫出去（嘉庆《宁国府志》卷三十二）。崇明人瞿发，以七折钱24两财礼，把寡媳嫁给秦观受（中国第—历史档案馆藏档·内阁题本·刑科·土地债务类）。
其三，社会恶势力盗卖寡妇。南汇有“扛孀”恶习，即流氓勾结寡妇所属宗族的恶人，私自为孀妇立婚书，夜间抢人，强行嫁卖（光绪《南汇县志》卷二十）。
对于妇女再婚问题的两点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