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第1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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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此不远是花园，任何人都不得入内。各种不同的睡眠犹如一些花草，默默无闻地生长在这座花园里：曼陀罗，印度大麻，各种乙醚精，颠茄，鸦片，缬草。这些睡眠花迟迟不开，直到那个负有天命的陌生人前来触动他们一下，它们便绽开出奇丽的花朵，连续好几个小时在睡眠者身上释放出一个个睡梦，那郁烈的香味令人惊异万状，赞叹不绝。花园深处是修道院，窗子全部敞开，不断地回响着我们在睡觉前学习的功课，只有到觉醒时才能记熟。这时，我们心里的闹钟滴答滴答地响个不停（这是觉醒的预兆），闹钟的定时万无一失，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而当家庭主妇来向我们报告七点钟时，发现我们已经醒来。在这间向睡梦敞开大门的房间里，睡梦在不倦地工作，使人们忘记了爱情的忧愁。有时，这项工作会被一个充满模糊记忆的恶梦打断，但它很快又会重新开始。我们醒来后，仍然有梦的记忆悬挂在房间那黑漆漆的墙壁上，但这些记忆被黑暗笼罩着，往往要到下午，当一个相似的印象把光线投到它们身上时，我们才第一次看见它们。有几个已变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认，尽管在梦中是那样的清晰。当我们认不出来时，只好匆匆把它们埋入泥土中，就象埋葬很快就腐烂的尸体或遗骸旁的物品，这些物品已经受到严重损坏，即使最高明的修理匠，也难以使它们复原，再派用场。
栅栏旁是采矿场，深睡到这里来寻找浸泡脑子的涂料。这种涂料坚硬无比，如果睡眠者的意志要把睡眠者唤醒，即使在一个黄金般美好的早晨，也必须象年轻的西格弗里德①那样挥舞刀斧，大砍一阵。再过去仍然是恶梦的世界。愚蠢的医生硬说恶梦比失眠更容易使人疲倦。其实相反，它们能使爱沉思的人转移注意力。恶梦会向我们呈现一本本怪诞的画册，比如，我们已故的双亲刚刚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但不排除不久就能痊愈的可能性。在等待父母疫愈的过程中，我们把他们圈入一个小老鼠笼内，他们变得比白鼠还要小，浑身长满了大红水泡，头上插着一根羽毛，模仿西塞罗②在给我们发表雄辩的演说。在这本画册旁边是觉醒的转盘。因为这个转盘，我们会暂时遇到烦恼，必须回到一幢五十年前就倒塌了的房子里去，然而，随着睡眠的退却，这幢房子的形象逐渐消失，这中间还会出现好几个不同的形象，等到转盘停止转动，我们得到最后一个形象，同我们睁开双眼所见的形象竟会吻合。
①德国神话中英雄。
②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哲学家。
有时我什么也没有听见，因为我陷入了万丈深渊的睡眠中，幸亏我不久逃了出来，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我脑袋沉甸甸的，塞满了东西，要把那些灵活的植物性神经系统——它们很象喂养的赫丘利①的仙女——在我睡觉时加倍活动带给我的东西全部消化掉。
我们把这种睡眠叫做铅睡，也就是沉睡，因为这样的睡眠中止后，甚至过了很长时间，我们还会感到浑身死沉沉的象个铅人。我们不再是什么活人了。可是，为什么当我们象寻找遗失的物品那样寻找自己的思想和个性的时候，最终找回来的总是“我”，而不是别人呢？为什么当我们重新开始思考时，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仍然是以前的个性呢？我们看不出是什么在支配这种选择，为什么在成千上万个可能的候选人中，偏偏选中了昨天的“我”。当思想确实被阻断的时候（或者一觉睡到天亮，或者梦的内容与清醒时意识中的印象完全不同），究竟是什么在给我们引路呢？也确实有过死亡，例如当心脏停止了跳动，而舌节律性牵引法②使我们苏醒的时候。一个房间，哪怕我们只见过一次，也可能会唤醒我们的记忆，而在这些记忆上面，还悬着更悠久的记忆；或者它们中有的会被埋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我们毫无意识。经过睡眠这个大有好处的灵魂脱窍，觉醒时的情景实际上应该和我们回忆起遗忘了的名字、诗句或副歌时的情景一样。如果把灵魂的死而复生当作记忆的一个奇特现象，那倒也许是可以理解的。
①罗马神话中的大英雄，为主神朱庇特和凡女所生，遭到天后朱诺陷害，但自小受到仙女庇护。
②刺激窒息者的呼吸反射。
我醒了。阳光灿烂的天空要拉我起床，但是初冬那明媚清寒的早晨却透着凉气，使我不敢离开被窝。我仰起头，伸长脖子，一半身子仍藏在被窝中，我瞪大眼睛，望着窗外的树木。树叶一改平时的模样，犹如画在一块看不见的画布上的一、两团色块，金灿灿，红艳艳，悬挂在空中。我就象一只正在变态的蝶蛹，具有双重性，一种环境很难适应我身体的各个部分：我的视觉只要求色彩，不在乎温暖，相反我的胸脯却只需要温暖，不在乎色彩。我等火生好后才起床。金灿灿和紫莹莹的早晨宛若一幅透明悦目的图画。我凝视着这幅晨景图，刚才我拨了拨火，人为地在这幅寒冷的图画上增添了一层它所缺少的暖色彩。火象烟斗一样，欢快地燃烧，冒烟，使我产生了一种既粗俗又微妙的快感。说粗俗，因为快感建立在肉体舒适的基础上，说微妙，因为快感使我产生了一种朦胧而纯洁的幻想。我的盥洗室里糊着一张刺眼的红纸，上面印满了黑花和白花，我的眼睛很难适应。但是这些花在我面前不停地以新的姿态出现，迫使我同它们接触而不是冲突，使我起床时的充满歌声的欢快气氛发生了变化；这些花迫使我站在红色的海洋中去看我这个新住所，这个不同于巴黎的世界。这个新住所是一块愉快的屏风，新鲜空气源源流入，跟我父母的房子坐向完全不同。有几天我心神不定，或者渴望见到我的外祖母，怕她在家生病，或者想起了撂在巴黎的一件正在进行的工作，眼下进展并不顺利。（即使在这里，有时候我也有办法故意给自己找点别扭。）这些忧虑，不是这个便是那个会冒出来扰乱我的睡眠，我无力驱散我的忧愁，我觉得顷刻间我的整个生命都笼罩了愁云。于是我从旅馆找了个人，让他去军营捎个口信给圣卢，告诉他如果有可能——我知道这是很困难的——希望他到我这里来一趟。一小时后他来了。一听见门铃响，我感到我的一切忧虑顿然烟消云散。我知道，忧虑在我面前是强者，但在圣卢面前却是弱者。他一来，我的注意力就抛开了我的忧虑，转移到他身上，期待他作出决定。他刚进来，就把一清早他充分展现的活力带到了我的周围，创造了与我房间的气氛迥然相异的朝气蓬勃的环境。我一下就适应了这个新环境，并且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反应。
“对不起，打搅您了。我心里烦得很，您想必猜到了。”
“不，我只以为您想见我，我感到这很好。您叫人去找我，我很高兴。怎么啦？哪里不舒服？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我向他抒胸中的忧虑。他倾听着，直言不讳地回答我的问题。但是他还没有讲话就已经把我变成和他一样的人了。他工作繁重，这使他整天匆匆忙忙，思维活跃，心情舒畅。我也象他那样感到，刚才使我心绪纷扰的那些烦恼与他繁重的工作相比，实在微不足道。我就象一个病人，好几天睁不开眼了，人们请来了大夫，大夫轻轻地、灵巧地把病人的眼皮分开，从中取出一颗沙子；病人治好了病，心也就安定了。我所有的烦恼化作一份电报，圣卢自告奋勇，承担了发电报的任务。我仿佛觉得生活完全变了，变得那样美好，我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真想做些事情。
“您现在干什么？”我问圣卢。
“我马上就得走，一刻钟后部队要去操练，要我去。”
“把您叫来，让您为难了吧？”
“没什么为难的，上尉很客气，他说既然是您叫我，就应该来，但我不想耽搁太久。”
“要是我赶快起床，到您操练的地方去，这会使我很感兴趣的，说不定在您休息的时候还可以同您聊上几句呢。”
“我劝您别这样。您一宵没有合眼，为了一件小事（是小事，我敢向您保证！）愁了一夜，现在您刚平静下来，还是把头放回到枕头上去吧，好好睡上一觉，这对您的身体大有好处，您的神经细胞排出的无机盐太多了。不要马上就睡着，因为我们讨厌的军乐又要从您窗前经过。不过，我想，军乐过后您就会清静的。晚饭见。”
但是不久，我对军事理论开始感兴趣了（圣卢的朋友们在晚饭时经常谈论），于是我就常去看骑兵团演习。我头脑中整天想着要从近处看看他们的各级长官，正象那些把音乐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整天生活在音乐会中的人一样，会兴致勃勃地出没于咖啡馆，投入到乐师的生活中去。到练兵场要走好多路，累得我吃罢晚饭就想睡觉，脑袋晕晕乎乎，不时地东歪西倒。第二天，我发现我没有听见军乐声。在巴尔贝克海滩也是这样，每当圣卢带我到里夫贝尔去吃晚餐，第二天也总听不见海滩的音乐会。我想起床时，感到动弹不了——这是一种十分舒适的感觉。我仿佛被肌肉和滋养侧根紧紧地缚在一块深不可测的看不见的土地上，疲劳使我的关节变得异常敏感。我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前面的生活道路似乎变长了，因为我又退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那时在贡布雷，每次我们到盖尔芒特村边去散步，第二天我总会累得起不了床。诗人们总说，当我们回到童年时代生活过的一幢房子，一座花园，刹那间就会找回从前的我们。象这样的旧地重游全凭运气，失望和成功的可能各占一半。固定的地方经历过不同的岁月，最好还是到我们自己身上去寻找那些岁月。因此，极度的疲劳再加上一宵的沉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们寻回我们过去的岁月。疲劳为使我们沉入睡眠最深的地道（那里，昨天的回光返照，记忆的微弱光线再也照不亮内心的独白，即使独白本身不想停止也不行），孜孜不倦地翻掘着我们身体这块土地和岩层，使我们在肌肉插入和扭曲它们的侧根、吸入新生命的地方，找回孩提时代玩耍的花园。用不着长途跋涉去寻找这个花园，而是应该深入地道。覆盖大地的东西不再覆盖在大地身上，而是铺在底下；要参观一个古城的遗迹，光长途跋涉是不够的，还应该在地下发掘。但是，我们也会发现，有时候某些偶然的瞬间的印象，比这种身体的疲劳更容易使我们回忆起往事，使往事好象长了翅膀在我们眼前轻轻掠过，形象更加逼真，更加令人心旷神怡，令人耳晕目眩，令人终生难忘。
有时候我累得快要散架了，因为连续几天看演习，没能睡觉，我多么希望能回到旅馆去啊！上床时，我感到如释重负，庆幸终于摆脱了魔法师和巫婆，这些术士充斥于人们喜闻乐见的十七世纪的“小说”中。睡眠和第二天早晨的懒觉不只是一则迷人的童话故事了，不仅迷人，也许还有好处。我思忖，任何痛苦都可以找到避难所，好的找不到，至少可以得到休息。这些想法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有时假日圣卢不能外出，我便常去军营看望他。军营离旅馆有好一段路，必须出城，穿过一座旱桥。我站在旱桥上极目远望，感到视野非常宽广。大风在这些高地上刮个不停，军营院子三面的房屋都灌满了风，仿佛成了风魔窟，不停地在咆哮怒吼。如果罗贝有事，我就在他的房门口或在饭厅里等他，同他的朋友聊聊天。他把他的朋友都介绍给我了，有时他不在军营时我也会来看他们。我从窗口俯视底下一百米的田野，田野光秃秃的，但是点级着一块块绿油油的新苗田，常常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给田野铺上了一条条光辉灿烂的象珐琅那样透明的绿带。我在等他的时候，常听到有人议论他。我很快就了解到他的人缘很好，大家都喜欢他。有几个士兵，不和他一个中队，出身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只能从外部看见贵族上流社会，从没能涉足其间，对圣卢的性格略知一二，因此对他产生了好感，同时还夹杂着对这个年轻人的羡慕，因为他们到巴黎过周末时，总能看见他在和平咖啡馆同于塞斯公爵和奥尔良亲王一起消夜。正因为这样，他们从圣卢英俊的脸庞，从他走路和同人打招呼的笨拙姿势，从他不停地甩动单片眼镜的动作，从他高高耸起的军帽和质地太细、颜色太红的军裤，引进了“帅”的概念。他们确信，骑兵团最优雅的军官，即使是那个批准我在军营留宿一夜的威武的上尉，都缺少这种“帅”劲。
与他相比，上尉显得过于庄重，可以说有点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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