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你一匹马3-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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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随缘，但现在比较入世，喜欢广结善缘。”三十余年心路历程，三毛喜不喜欢做三毛？　
　　“三毛从来没有做过三毛，你们都被我骗啦。我做我！”她大乐。　
　　“三毛”只是个笔名，可是“我喜欢三毛，喜欢她的真。喜欢，很喜欢。尤其笔下的三毛，觉得她很可贵。如果不喜欢她，我相信我就不会写她了。可是并不喜欢三毛带来的一些劳累，也不喜欢被访问、座谈会时的三毛，但，她还是可爱。”　
　　台湾的生活对三毛，又是一份新的历练。她期望自己在里面时时保持自己，做一个永远宠不坏的三毛。至于别人如何看三毛，她喜欢大家“雾里看花”。文学的美丽在于它的再创造。三毛，也不给她实体。每一个人可因自己的个性而想像三毛的样子，然后，可以有千千万万个不同的三毛。　
　　三毛还教不教书？　
　　“这是我一直在文章里问学生的啊！”　
　　下辈子呢？　
　　三毛喜欢再做一次荷西的太太。“我这生有过很多的男朋友，可是从来没有这么自然过。全使我变成一个最纯洁的小孩子。当然来世不会再是今生的荷西、三毛了。可是没有关系，我们会懂。”　
　　荷西过去后，叶曼女士曾送给三毛一个牌子：“GONERNEVERWINWINNERNEVERGONE”。再没有多讲话。三毛说：“我和叶曼叶老师只做过三次简短的谈话，但她句句真理，我一生受用无穷。有一次，坐在她的办公室里，我告诉她，我要出家了。她说，出家不是一件虚幻的事。如果有一天，你在佛学里看到的是红红的太阳从海里升起，而不是退隐山林，你才了解什么是佛学。”　
　　那时候，三毛不懂，可是现在晓得了。一别三年，她现在可以打电话给叶曼了。三毛要说：“谢谢你，叶曼教师，我看见红红的太阳了。”　
　　就是这句话。　
　　访问三毛，就好像读一本万壑千峰、一路奇花异树、令人莫辨虚实的书。她敏感、忧虑、没有安全感，是个同时喜欢查泰莱夫人和芸娘的一个女人。　
　　她说，她一生不写爱情故事，只写自己的故事。然而她的故事，就如同爱情一样的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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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师（跋）　
shu　
子菁

　　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在台湾做一个中国的孩子，就要在沉重的书包下奋斗十几年，做无谓的体力透支。从小，我们就很温顺听话，大了难道就不了吗？我们是不会听话，但是学校定要叫我们剪一个西瓜皮的头发，露出耳朵来叫我们听话。于是我们变成了一个只会听话的孩子，而没有了自己。　
　　做了十几年的学生，到今天总算熬出头来，在大学的窄门里占有一席之地，我不敢说做学生不好，至少今天的我，仍受到国家、社会的抚育，坐在台下安心的听老师上课。　
　　做学生是没有权利批判教师的，打从做小学生时开口闭口“老师说”开始，老师的形象就是一个权威，小小的个子在他的面前唯唯诺诺的，连大气都不敢哼一声，因为老师就代表了尊严。但人是会长大的，于是我们学会了用眼睛观察、用心灵去体会；这个老师是不是一个好老师，他肚子里到底有没有墨水，他有没有爱心，教书对他是兴趣、是义务抑或是一个铁饭碗？　
　　学生不是石头，而是有血有肉的个体，打了会疼骂了会哭的孩子。　
　　大学生更难教也就是因为我们有了更明显的自我意志，有了自己的一套价值观，除非教师的确有教学上的方法和爱心，有实质上的内容让人心服，否则空有老师之名，站在台上，在学生的眼里，也不过是个躯壳而已。　
　　三毛第一天来华冈上课，可以用行动这两个字来形容，因为来一睹其风采的学生，像是一颗颗软糖装在大肚小颈的瓶子里溢了出来，是的。教室太小了些，但这不是准备做演讲，而是要上课。　
　　“后面站着的同学，我的一个椅子也可以搬去坐，快要开始了。”她说。“好了，现在请各位把情绪安定下来，文艺课是自由的，各位请随便坐，不要拘束，肚子饿的可以吃东西，只要不妨碍到上课的专心，心情不要太紧张，这一堂课心情不放松是听不来的……”定了定神，全场鸦雀无声，没有人吃东西讲话，大家都盯着她打量，只为了看一看她、听一听她。　
　　一身素白的过膝长裙，薄施脂粉，媚而不浓，头上挽了一个髻，清爽怡人，白色的短裙套进咖啡色的平底皮鞋，直挺挺昂昂然地站在台前。　
　　“我叫陈平，今天我们要上的是‘小说研究’课……”从她的眼神、声音、气息和手势里，可以感觉到这堂课将不会给人带来任何心理压力，不用强迫自己呆呆地坐在那儿不住地看表。　
　　等到那一声下课钟响时瞄了一下时针，才感到时间竟过得这么快，好像还没听过瘾，怎么就这样结束了？”意犹未尽的感觉让我们再做期待——下礼拜再见。这位新老师，全新的形象和态度。　
　　见了一次面，我们之间已不再是作者与读者间的关系，所以不再称她三毛，而唤她做“陈老师”。第一个学期飞逝而过，第二个学期就这样又来了。　
　　师徒间的缘分绝不是偶像式的崇拜，而是一天天被驯养，就像《小王子》书中那只狐狸与小王子的接触一般，是渐渐批判与接受，而不是偶然惊鸿一瞥，就马上在心中把老师用自己的想像塑造出完美来，那种感情是浮动的，不实在。我们不会欺骗自己，更不容易被老师所迷惑的。　
　　多一份了解，也就多一分真实，老师在学生面前是不能做假的，陈老师用真挚的情感来薰陶我们，我们既不是顽石当然亦受所感，因此我们相信学生与老师之间是可以沟通的。　
　　老师有时住在学校的菲华楼宿舍，房门前有个美丽的牌子，上面几行小字：“我喜欢跟朋友先约定时间再见面。如果您突然好意上山来看我，而我恰好也在家，很可能因为正在工作，而不开门，请您原谅。请不要敲门，除非我们已经约好，谢谢。”　
　　我想或许每一个人跟我当初第一次瞥见这几行小字的感触一样，既震惊而不知所措。中国人的喜悦是有朋友自远方来，但这么有原则的拒人于门外也是罕见。　
　　不要不相信你的眼睛，但也不要不相信你的冲动，细细地想一想，如果我们都是闲人，天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当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是今天如果您是三毛或是陈平老师，请您再思，做一个文字工作者，三更半夜爬格子是习惯，做一个老师也不易，起早睡晚改作业是责任。今天三毛已不是往日迦纳利群岛上三毛，在台湾，有无数的人等着见她，信件、电话和面对面。她有多少时间和体力？她不是神，是人，和你我一样，我生怕她做了“三毛这笔名下的牺牲者”而逃离中国，再也看不到、听不到、见不到她的人，声音、和文章。她会的，因为她很明白生活的意义。门上挂的牌子，已说明了做三毛的不胜负荷。　
　　老师一篇文章里说她自己有时感到是一个小丑，为许多人的欣慰而沿着。要知道小丑在台前笑，在台下是不好笑的。　
　　老师是所有她关心的人，和关心她的人的特别天使，别以为天使是好当的，相对的付出未必会有令人释然的感觉，只是我们无法拒绝，拒绝她那无尽的鼓励、爱心与强悍的生命在学生良知背后的催促，直到每一个人的心版上刻进三毛的名字。但是她也失去了所有的自由和时间，只是为了三毛能带给人们一些东西，所以付出了无尽的体力心血投入人群。我不敢问她；我们的老师，她快乐吗？　
　　老师今天站在讲台上，开的课是“小说研究”，而我们所得到的又岂只是小说而已，三毛的非小说故事就活生生地映在我们眼前。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往往给我们一个死板的模式，让我们向里套，合适的衣服穿在合适的人身上是舒服，若是不合适呢？就成了束缚。　
　　今天师道之不存也，久矣！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孩子愈来愈听话了，不再有任何怀疑，因为多一份存疑就多一份反抗，也多一份苦难，不说话！先是不敢，再是不愿，到后来也懒得去说，什么是麻木不仁，去问一问这一代苦闷的学生。　
　　可是在“小说研究”课里你是看不到沉默的，今天全台湾只有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文艺创作组开了这堂课，研究的是一个启发创作潜能的课题，探讨的是一个又一个人性的问题，所有的小说情节也逃不过描写人类的问题，让我们学着如何去观察，来解释人之所以存在的价值。　
　　当然，陈老师也分析起、承、转、合的小说技巧。她能够将理论的东西，经过完善的表达，使那份艺术的特质，在课上讲出来。老师上课不仅是知识经验方法的传递，更是某种观念的建立，她告诉我们一个小故事，都是书中人生的经验，我们不是不讲理论，只是我们用生活来印证理论，是活活泼泼的课，真是如沐春风。　
　　老师教我们观察世上的景相，使我们知道不要轻视任何一个生命，包括印在白纸黑字上的“孝敬父母”，尊师重道”都有它行为上的意义，但是知其然，而且又知其所以然的人有多少，知而能行的又有多少？传道者用照本宣科式的教人已不实用，如果只是如此，那么识字的人难道自己不会去看书？　
　　上小说课我们谈人之生人之死，什么是人性，好人与坏人是不是绝对的，善与恶是与非真有其不变的真理吗？我们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那么什么才是真理？真理是动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第一堂上课时，老师发觉全班许多同学对《红楼梦》、《水浒传》这两本白话文学如此生疏，没有说什么，可是看得出她也有些急了，她在先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之后，毅然开了《红楼梦》。可是说得十分客气，说只是对同学在这两本小说上，做一个“引介”的工作。陈老师对于《红楼梦》，不是索隐派，不是考证派，而是由艺术欣赏与人物刻划上说出这本书的境界来的。下一学期，她开了《水浒传》。我们上《红楼梦》、《水浒传》不是因为这两本书只是一个爱情悲剧或是一些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而是看出文学的美、对话的高妙、内心的刻划、人性的复杂、章回的安排、情节的前后呼应……艺术没有价钱也没有是非道德，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是一般人性而不是单纯的罪恶。从那一个角度我们做如此的论断，只是去观察、去体验吗？光是这样是不够的，但是我们不能去做每一个别人，我们只有一个自己，所以仍是要去探索，用心去了悟。　
　　讲这两本书，可以看出，老师的课来自她一生对于中国白话文学不舍的热爱和了解，她的《宝玉与袭人》、《潘金莲与武松》、《鲁达的心境转变与时令》都是极有特质而极有自我见解的精采课。这两本书，在她的引介下，薪火传了下去，我们也狂爱了。她讲的何止是语言文字的美，简直是活活的心理分析，又是艺术的极致。　
　　老师在开学的前几周曾说：“中国的孩子被训练得很被动。只愿意听而不喜欢讲出自己的意见。”谈文学与人生不是用电脑阅卷来解答，说标准答案只有一个。我们需要与人沟通，需要了解人，也需要肯定自己，所以我们不但要说话，也要学着成功的表达自己。不过在课堂上发问，好像很难，人心不同，各有所见。所以老师鼓励同学们做双向的沟通，虽然有时讨论场面是激烈的，但是我们信任老师，不怕她，只有在互相信赖的情况之下大放厥词，说错了话才不会有后遗症。　
　　后来“有问题”的同学很多，刚开始或许是因为说话想为自己的观念站定脚步，所以口气很强硬，胆子又大，真怕无意中的语言可能伤了老师，但她心胸很宽，认真听学生的看法，一点也不计较，只有鼓励，让我们安心的再谈下去，直到双方面心服。　
　　她常常分析其他作家的文章，可是很少论断绝对的成败。她自己的散文，甚而影印了请全班同学批改，说是学习改作文。同学将她改得一塌糊涂交上去，她一面看一面嘻嘻的笑。在课堂上，老师常常替我们灌输一个观念：“我们中文系的，尤其是念文艺组的，将来的出路好多好多……”因为每当我们面对出路时，总是先凉了半截，但老师却不时地启示我们，如何面对社会，在社会上如何立足，想从事再深一步研究的同学如何做论文报告，想要从事写作的人，如何去面对投稿和出版商，事事都提到一些，生怕我们与社会脱节，更怕我们失去自信。试想什么样的老师会像父母一样有说不完的鼓励？如果没有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