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的故事-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丁丁，姓丁名丁，是我的一位忘年交。
据我的阅人经验来评估，他在知青一代人里面，是个很不错的青年。然而，不知为
什么，好多人一谈到他，当面也罢，背后也罢，总是摇头者多。一个人，能够被人指着
眼睛鼻子说他的是或不是，倘非很逊，就是他有任人评头品足的雅量。冲这一点虚怀若
谷，我认为丁丁非同小可。
你知道你口碑不佳吗？”我们两个本不甚见外，加之他的禀性坦直，故而敢这样问
他。
“我又不聋不瞎，不痴不傻。”
他不是不聪明的人，不过，不作出伶俐的样子罢了。我从学术角度同他探讨，“为
什么？”因为他不至于如此。
“随人家便罗！”他说，“第一，人家怎么看，是人家的事；第二，我自己怎么做，
是我自己的事。”然后，迈着他那种特别结实的列兵步伐，走了开去。咯咯咯，像砸夯。
我后来观察到，这小子走路，脚后跟先着地，所以，总弄得楼板不同凡响。
不过，我挺“待见”他。这是北京话，含有一点敬重的意思。一个人，好，不得意
忘形；坏，不怨天尤人；富，不张牙舞爪；穷，不垂头丧气。他就像一个在队列里行进
的士兵，一步一步走着自己的成功的或者失败的路，让我佩服。老实说，我并不赞同他
的某些做法，想法，看法，以及活法，但他说，每个人的角色一半是天定的，没法改变
的，但另一半，是自己决定的，便不可能和别人一样。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各人自便，
最好不过的了。
想想，也是这么一个道理。这世界上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嘛？他说得更绝，我这片叶
子，干嘛要和人家一模一样呢？冲这句话，你便懂得丁丁一半。
丁丁有时赏脸到我这儿来，无什么特别的目的。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这很好，
无需我放下笔来陪着。他在我书房里像主人一样地东翻西看，也不管我的脸色是赞同，
还是反对。他就这样自信。若找到什么好书或新杂志，值得看，就自己倒茶，或者自己
抽烟，仰卧在沙发上阅读。看够了，站起来，咚咚咚地离开。
他走后，老伴就开窗放烟。莫合烟，自己抽得香，别人闻起来就奥，好一会，也放
不干净。“这个丁丁”我老伴发表她的观点，“太自以为是。”
“难道对你一个劲地点头哈腰，就好嘛？”我不大喜欢一些装孙子的年轻人，因为
一旦帮助他到了羽毛丰满以后，就要把你当他的孙子。丁丁不，始终如一，不咸不淡，
不近不远。
有一次，我忽发奇想；“丁丁，令尊给阁下起名字时，大概只是想到你上小学时容
易书写的一面，却绝对没有考虑到名字会对人的性格，所产生的微妙影响。”
“至于那么严重吧？”这是他的口头语，也是他对于整个世界的态度。
我声明，当然这是不可靠的感觉。不过，对他说深说浅都无关系，无需顾忌，他不
像时下文坛一些想当领袖的年轻人那样过敏，也不像一些神经兮兮的女作家那样小心眼，
总把别人看成很碍他事的绊脚石，甚至假想敌，其实，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地盘大得
很的。丁丁不太喜欢把事情严重起来看，他认为，凡没有一拳头打在我脸上者，不必疑
神见鬼，先在心里筑起一道防线。所以，我对他说话放心。“因为，你这个‘丁’字，
马上让人想起伐木丁丁的‘丁’，敲打铁钉的‘钉’，叮住不放的‘叮’，很可怕！”
我也说不出很具体的道理，只有意会，不能言传，好像这个“丁”字成了他性格的
象征。后来，他那不是妻子的妻子杨菲尔玛，认为我的直觉有道理。太棒了，她说，叫
他了甲、丁乙、丁丙都不像他，只有这个丁丁，最合乎他这个认死理的家伙了。
所以，杨菲尔玛有时索性叫他“死了”。在她嘴里，这可以是爱称，也可以是蔑称，
视其情绪而定。
杨菲尔玛，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他第一次说要带位女朋友来我家，还以为他从
外国拐回一个洋妞呢？一见面，她自我介绍，说我应该有些认识她，是我朋友的朋友的
女儿。她是比较早的国旅或者是中旅拿派司的很能干的导游，陪同外国人到中国来玩。
后来，她自己单挑一个旅游公司，组织中国人到外国去玩，越做越大发，现在，说她是
旅游界的大亨，或者投资界的巨头，不算过誉之词。
“老爷子，这是一个能干人吃饱饭的时代。活得不好，别怪党和政府，怪自己无能。”
不用说，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宠儿。
据我朋友讲，她原来的名字叫杨淑珍。后来，到派出所一查，北京市，仅城区里至
少有一千位同名同姓同音的妇女。太俗了。于是，她要求改成时派一点的杨阳。这位小
姐是个路路通的人物，派出所哪在话下，所长善意地提醒她。这名字至少被两千个男人
和女人拥有。于是，当场来了灵感，她用了现在这个杨菲尔玛。
我估计，全中国也许就只有她一个人叫这样的怪名。然而，也正因为这样，谁要第
一面见到她，和听到这个名字，便永远也不会忘记。冲她设计出这个不中不西的杨菲尔
玛，她和丁丁维持目前这种比妻子自由些，比女友亲密些的情人关系，就觉得她是个很
有作为的女人。“这样好，来去自由。”她说。
杨菲尔玛头一次踏进我家的门槛，见面礼是一箱XO。
丁丁从车的后背箱里拿出来，很吃力地放在我的客厅里。我不是受宠若惊，而是吓
了一跳：“干吗？”
“这是老姐的一点意思！”
送洋酒是时下的一种风尚，一般都是一瓶，送两瓶者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杨
菲尔玛的手法，和她的名字一样，一下子就给你留下一个绝对是刻骨铭心的第一印象。
“厉害”我服了。
丁丁说：“幸亏你不抽烟，要不她会送你一件。”
“一件是多少？”
“五十条吧！”
我一听，差点没吓死。
他们不怎么避讳我目前两人维持的AA制的同居关系，虽然她很有钱，但二一添作五，
绝对公平负担。小姐告诉我太太说，这样谁不觉得欠谁的状态更好些。太累的爱情，和
太麻麻烦烦的婚姻，挺耽误事，还挺浪费精神。更难得的是，她说，这两年同居下来，
我们两个还算磨合得不错。
我老伴说：“磨合这个词，我老在汽车的后窗上看到。”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需要磨合的过程，不行，就得换零件了。”她说。
我们大家都笑了。你不能不服气杨菲尔玛的想象力。
我初初认识丁丁的时候，他还是个文学爱好者，在新街口礼堂听过我的课。我之所
以马上对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戴了一顶孔乙己的毡帽。现在，北京几乎没人
戴那玩意，至于孔乙己的家乡，有没有人戴，我不敢肯定。反正，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像他这样年纪轻轻的，戴毡帽头的，大概就他一位。从那以后，我见
他一直戴到今天，大概还带到日本，带到美国。我问过他，为什么要这样打扮？
他说不为什么，然后，反问我，为什么一定要为什么？他又接着问：犯法嘛？不犯
法。我碍着你什么了嘛？不碍你的事，那么，你有什么必要管我头上戴什么呢？
我无言以答。
杨菲尔玛说，别理他，他就是这样一个认死理的人。他如果想做什么，就一定要做
成什么。反之，他如果不想做什么，你拿刀逼着，他也不上轿，这毡帽头就是一例。
她是在日本认识这个丁丁的，而且，一下子把自己交给了他。
不过，丁丁说她其实并不浪漫，她是个做大事的女人。对于爱情，婚姻，家庭，性
生活，不会太投人的。她是个事业上具有攻击型的女人。他承认，他被她的性格所吸引。
那时，她刚开始带中国的有钱人到外国去度假。在箱根，一个钱多得不知怎么花的
烧包，说是受不了旅馆里温泉浴池的硫磺味，要求换个地方。这种国外旅游，日程都是
安排死的，而且她也不可能撇下大家，为他一人单独服务。那时，丁丁给她打工，说，
“你把他交给我吧！她有些不放心，“行嘛，年轻人！”她比了丁大两岁，所以，他叫
她老姐。他说“你只有这条道好走。”杨菲尔玛无奈，由他带走这位刁钻的暴发户。她
领着其他人转了一圈日本列岛回来，这位嫌硫磺味的旅游团成员很高兴地归队了。她问
丁丁，你用什么法子让他眼贴的？丁丁说，完成任务就行了，何必盘根问底。她又去问
那个暴发户。那家伙倒也坦率，这个丁丁，把我带到东京，在新宿的红灯区吧，我们走
散了。甭提那个倒霉了，挨了接别说，还弄到警察局，大丢人了。后来，丁丁找到我，
把我带到四国岛的今治港，住的是没有那硫磺味的温泉宾馆，整整在海上钓了三天鱼，
别提那个开心了，这钱花得太值了。她的结论是：日本人真精，可日本鱼真傻。
她终于还是从下了嘴里掏出了实话。他说：“是我雇了两个日本人小流氓，新宿街
头有的是这样的人渣，花上五千日元，把这个暴发户好好修理一顿。然后，弄他到今治
钓鱼去。”
“你怎么知道他有这一好？”
“他每从鱼具店门前走过的时候，脚步总要放慢。”
我对杨菲尔玛说，这就是丁丁想当作家，学会了观察人的结果。
“得了吧，老爷子，文学不怎么伟大，只有生活让人聪明。”她的话，我不爱听，
但却是事实。
那次讲课前，有个文学界朋友的聚会，随后饭局，主人殷勤，劝吃劝喝。结果，上
了讲台，血液都跑到胃里去帮助消化了，脑袋里呈空白状态。我也不晓得怎么结束那堂
课的，主持者不满意，脸嘟噜着，听课者也失望，掌声稀落。他是比较个别的一个听众，
站在礼堂中间，给我拍巴掌。他认为我讲得好，而且绝不是为了安慰失落的我。他说他
曾经递上来一个条子，我回答，一个人当作家好，还是当评论家好？这绝对是个傻问题，
我想我不会答复的。他告诉我，我回答了，就三个字，都不好。“有什么比讲实话还好
的呢？”他说。
我不相信我会说得那样直率，不过从那以后，凡有讲演，我一定空腹。
但他千真万确，由于我这“都不好”三个字，打消了当作家或者评论家的念头，放
弃了还差一年就毕业的中文系，跑到日本去了。这期间还到过美国，后来还到过澳大利
亚，因为他有一张与毛利首领人物合影的照片。他的毡帽与土著的服饰，很般配。等再
见到他时，他已经一边打工，一边留学，从日本和美国拿到学位，学成回国了。他来看
我，并谢谢我几年前的三个字，弄得我很尴尬。作为我那番话的报答，送了我一套日本
男人穿的宽大和服。当时，我并未把它放在心上，便随意接受了，不如那一箱XO，造成
的震撼力强。后来，高田有司，丁丁的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他招待，我作陪。在长富
宫，为了好玩特地穿起这件日本袍赴宴。杨菲尔玛恭维我，说，老爷子挺像《红灯记》
里的鸠山。从高田的话里，才知道丁丁的礼品，非同小可，第一，真货，第二，名牌，
第三，价值不菲，至少得打两三个月的工才能买到。日本，凡机器能生产的都便宜，凡
手工制作的都绝对不便宜。
我埋怨他瞎花钱，何必呢？出门在外，生活不易。
“至于那么严重嘛！”他一边给我倒月本清酒，一边说。我也就不客气了，这正是
他们这一代人的观念，把什么事都看得不那么重，而丁丁，尤甚。
由于脱口而出的三字经，竟改变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我多少觉得抱歉。倒不是怕
中国少了一个作家，或一个评论家，那没准倒是好事。而是因此使他成为了后来这种不
良不莠的样子，我觉得有责任。所以，他回国后不久，我把他介绍给我一个当官的朋友，
也算是一位新上升的权贵吧，在他主管的国营公司里，搞日文翻译。杨菲尔玛，早年经
常带日本团逛中国，以后又带中国人逛日本；也是半个日本通。她说丁丁的日语，一级
棒。
一开始，他对谋职不怎么积极，说“第一、我还没有玩够，第二。我目前还能活，
第三、我还没有想好干什么。”
“第四”杨菲尔玛接着说；“我想，他应该进入政坛！”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焉，你有什么更好的安排嘛？”我问她。
她说；“当然有。”
一了丁是当官的料嘛？”我怀疑。
她说：“他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