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列国史演义丛书--英国史演义-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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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海波涛汹涌，英人崛起西洋，艰难创业出名王，多少贤臣良将。
曾号日不落国，转瞬天畔斜阳，一篇演义话沧桑，权作渔歌樵唱。
——调寄《西江月》
话说人类文明，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倏忽已然6000 余载。
那文明大舞台上，可说是好戏连台，重头名角依次亮相，小丑龙套穿插其间，数百个民族和国家，今日你鼎盛富强，明日他发达兴旺，却没有哪个能长久占踞舞台中央。真个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一似，走马灯般看兴亡。正合了古诗所云：“各领风骚数百年。”
单说那各国当中，有个英吉利，原本不过僻远海岛上一蕞尔小国，天灾屡降，人祸频仍，上古乃至中世纪早期确曾遭受不少战乱苦楚。谁想16 世纪以后，有几位英雄横空出世，或为明君贤相，或为能臣良将，一个个雄才伟略，矢志开济，第次大展宏图，眼看着使得英国一年年强大崛起。其后又几经革故鼎新，奋发图强，至18～19 世纪，那英国竟成了文明大舞台上红透半天的大牌名角！文化科技发达，社会经济繁荣，政治制度开明。民富国强，更兼船坚炮利，向外扩张自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直使殖民地遍布五洲四海，势力圈扩及海角天涯，因而得名“日不落的大英帝国”。英人自己也好不得意，将此语谱成歌曲四处传唱。却不料，“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本世纪以降，那大英竟渐渐走了下坡，国势日益衰颓，露出破败模样。两次大战更是耗伤元气，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到得如今，莫说挂头牌唱压轴，怕是连个二等角色也挨不上，再抖不起当年的威风。
昔日子临川上，感慨道：“逝者如斯夫。”诚哉是言。千古是非兴亡，众多豪杰英雄，如今俱已化作历史长河之水，滔滔东去，难觅其踪。然则兴何以兴？亡何以亡？孰为是？孰为非？英雄有几多？奸佞又谁人？如此种种，后来者不免要问个究竟。是故在下不揣梼昧，于那滚滚长河之中撷取浪花几朵，缀成一部有关英史之演义，奉献众位看官。众位若能在嗟呀慨叹之余，生出些许联想，得到点滴教训，鉴古而知今，贤贤贱不肖，在下便是不枉了心血笔墨。
正是：千载兴隆归逝水，空留落日傍西山。
欲知端的如何，且看正文分解。
总序 新历史演义的风采《世界列国史演义》即将问世了。
演义体，作为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用于文学艺术作品，这自然不难被接受，但要用于表现社会科学的一些学科甚至自然科学的著作，一般人接受起来似乎就不那么容易了。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早在古代就有人力图使演义体作品朝向文艺小说方向发展，而今天也还有人在否定演义体著作的科学价值。
本丛书，还有前几年陆续出版的几套丛书，如《世界史通俗演义》、《浩劫与辉煌——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和《世界末代皇帝演义》等，虽然都具有演义体的形式，但就其内容而言，却都是对世界通史和专门史的探讨与研究成果的体现。它们与古代的演义作品有很大的不同。从内容上说，不同于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因为后者大多采用虚构、杜撰、夸张的表现手法，作品所选取的视角、规模和风格，是由作家的形象化思维和想象决定的。同时，它们也有别于历史演义的《东周列国志》和《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等，后者虽然大体上取材于史书，但由于受到正史纪传体断代史法的影响，较少写到活动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人民大众，大多篇幅用于描写帝王将相等内部篡窃乱夺、王朝递变乃至宫闱秘闻。从形式上说，上述新作品是对旧演义体的革新。形成于明清之际的演义体，源于唐宋时期的“说书”，深受广大民众喜爱。以历史为创作题材的演义作品，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以通俗取胜，流传甚广，传播历史知识的作用超过了堪称高文典册的二十四史。但同时还应看到，这种演义体写史方法已不能适合现代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读者的欣赏水平。古代演义的“套路”甚多，如对昏君、清官、武打、暴动、起义等的描写，几乎同出一辙，缺乏时代及个性特征。由于遵循“慈祥领袖”的框架，像刘备、宋江这样本应颇有个性的正面人物就没有写好。古时演义还有片面追求现场热闹和表面动作性的倾向。如《借东风》、《草船借箭》等故事，就不能启迪人们从更高层次思考问题。由于脱胎于说书话本，旧体演义生造噱头的现象普遍存在，大量的“噱头”重复雷同，并时常有庸俗现象。其他还有用语八股、生癖之弊等。历史的发展是没有套路的，现在文化水平较高的人们有谁还愿读“套路”充斥的作品呢？新历史演义在采用演义体时，大胆克服其种种不足，并借鉴西方小说之长，深刻、细致地揭示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革新尝试也许会使演义体写史方法更加适合当代读者的欣赏口味。由于我们的演义丛书与古代演义作品有着这些不同，故可称“新历史演义”。
另一方面，我们的演义作品与纯史学即传统史学著作也有朗显不同。历史的主体是人，以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是人，其社会功能仍然作用于人。从本质上讲，历史对后人具有不可质疑的科学性、艺术性和启喻性。简单地讲，这就是我们编撰新历史演义的主要思想基础，而它的种种特点无一不是从这一思想基础生发出来的。与纯史学相比，新历史演义具有如下特色。第一，写作的立场面向人。新历史演义主张史学社会化、史学大众化。
历史是群众创造的，反映历史发展、陶冶人们情操、使人增长智慧的历史著作也应该面向群众，为他们所喜闻乐见，从而使他们在轻松的阅读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可是，在中国，当前史学著作由于其形式严谨、内容枯燥、语言艰涩，使广大读者往往“望而生畏”。这样的史学著作曲高和寡，已于无可奈何之中走入“象牙之塔”。大多数此类专著仅限于同行史学工作者数十人或仅数人阅读，有的甚至仅仅限于作者评定职称之用。史家实在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他们写成的著作的读者如此之少，其心血岂非是付诸东流？为了突破此种困境，新历史演义以演义的形式努力创造新的史学流派——“演义史学”，为史学研究与人民大众之间架设新的沟通与理解的桥梁。它以通俗的形式、生动的笔法、流畅的语言，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地再现丰富多采的人类历史，使历史从抽象的“故纸堆”变为有血有肉的生动形象，从而使“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第二，写作的内容围绕人。新历史演义提出“以人带史”的命题，即以人物的活动为中心来编织历史。它不同于一般史学著作，多见事件、少见人物或多见群体、少见个体；也有别于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著作，多见人物、少见事件或多见个体、少见群体。“以人带史”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性：其一，叙述相对集中，紧紧围绕某些中心人物来进行，中心人物如若具有代表性，亦可作为叙述的对象，但不是泛论一切人。其二，人物的选择取决于历史的真实与典型性的结合。可以是帝王将相，也可以是普通劳动大众；可以是促进历史进步的正面人物，也可以是阻碍发展的反面人物。其三，记述的主题是事。以人系事，但不是因人涉事，人物是附于事件的。人与事在着墨浓淡上的规定性，也是新历史演义不同于演义小说和人物传记的主要表现之一。
第三，写作的角度重视历史的另一面。人类历史是一尊构造极其复杂的主体式艺术雕塑，它由无数个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面”所组成。新历史演义在不断地发现历史的另一面，努力使作品接近长期以来所追求的历史原貌，努力对历史做出更加完整和充分的理解。所谓历史的另一面，是很宽泛的，在一定意义上说甚至是无限的。问题是我们要重视它，去发现它。例如，在阶级社会，人们之间除了阶级关系外，还存在有大量或多或少打上阶级烙印但不等于阶级关系的人伦、人际关系，其中包括家庭、亲友、师生、同事、上下级、同乡等关系。再如，人类在生存和发展中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除看得见的外部活动外，还有大量的看不见的活动，即心理活动。类似这样比较重要的“另一面”，如不去发现和运用，我们的历史研究必然受到严重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讲，历史的另一面发现得愈多，研究得愈透，我们就离历史的原貌愈近。
第四，写作的风格真与美共求。历史事实并不等同于历史真实。历史真实除了事实之外还包含着人类的精神面貌。所谓求真，即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包括人类的精神面貌来刻画历史，这是新历史演义严格遵循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史家在对人物和事体的描写上，保持高度的真实性，反对于史无据的虚构，即使采用民间传说或野史记实，亦须查有旁证。求美是人的本性。无论是创造历史的人类，还是研究历史的学者，在实践中都有各自的美学追求。所谓“美学追求”，对新历史演义的作者来讲，主要表现于个人的参与，即在不损害历史的科学性的前提下，投入了自己的感情，如对材料的取舍、事件的编排以及环境的描写、气氛的渲染、人物的刻画、语言的运用等，都表现出史家在创作上的艺术功力。这样做，既可补充史料的缺漏，又可使作品更加生动。司马迁和希罗多德正是由于自己的积极参与，才把历史的真实性与编纂的艺术性成功地结合起来，使《史记》和《历史》分别成为东西方世界第一部史学名著，而他们也因此被誉为“历史之父”。新历史演义的求真与求美是统一的，难以分割的，二者相互促进，互为表里。求真之时注重用艺术方法来丰富和加强对事物的认识，而求美之时则注重用现代科学的成就去把握世界。史学研究的严肃性与作者的形象化感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真和美同时体现在一部著作之中。
第五，写作的领域涉及多学科。在一定意义上说，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新历史演义的多学科性。新历史演义的研究对象，是人及其所代表的群体在生存和发展中进行的一切活动。人是一个个具有自然、社会、思维等方面属性的高度协调、不可分割的生物体，也是一个不断从外界吸收和交换物质能量及信息的耗散结构系统。这样的人所进行的历史活动，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活动，是极其丰富多彩和纷繁复杂的，更不用说这些历史活动是立体式的、多层次的。面临如此复杂的研究对象，新历史演义当然不可能仅只涉及单一学科，它采用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心理、生理和社会关系上，进行探索，以此得到正确认识。
一言以蔽之，新历史演义，从内容及其真实性上看，与一般文学作品有根本区别；从形式和方法上看，与纯史学即传统史学著作也有明显不同。它是以文学方法对史学内容进行的加工和补充，因而兼具史学和文学两种特性，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可称为“史学写生”。这种史书，既可满足广大读者的知识追求，又可满足他们的艺术享受，这正是我们的新历史演义力求达到的效果。
编著一套书，当然期望它能收到最大的效果，使最大多数读者看后知识上收获十分，精神上享受十分。如果仅能使读者收获四五分，享受五六分，那就没有收到最大效果。当然，限于史料的发掘与搜集，限于编著者的经验和水平，特别是多学科研究的能力和文学艺术素养，也许无论如何都不会收到最大效果。可是，一个严肃认真写作的史学工作者，总不肯放弃这个追求，总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本套书的编著者正是抱着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创作的。
依据最大效果的标准，本套书可得几分，评判权属于广大读者。在这里，我可以郑重申明，编著者们的的确确向这个最大效果的目标努力了，尽心了，因而也使作品与最大效果的目标靠近了。
编著者们为争取最大效果付出了巨大艰辛。他们在写作过程中，不仅要了解和掌握新历史演义的基本创作原则和要求，搜集散存在专著和教材之外的零星的而又是大量的资料（包括具有旁证的稗史轶闻和民间传说等），还要熟悉甚至重新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建立起自己的相应的知识结构，从而解决明清以来历史演义作家所遇到的既要吸取演义小说之长，又要将史料处理得恰到好处的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