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皇帝分身-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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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范围内，完全由总顾问衙门自治。
而总顾问衙门完全是肖图白一言堂，而肖图白本人直接由崇祯皇帝所领导。肖图白和皇帝之间的身份，这是本尊与分身，两人实质上等于是同一个人。明确的抛出“经济特区”概念，使得肖图白杜绝大明体制制约的可能。
肖图白不屑去融入大明传统体制，因为那一套体制已经腐朽了，任何人融入进入，都会被污染成为废物。
事实上，肖图白要建立全新的体制，去革掉大明传统体制的命。
只不过，现如今正是大明朝传统体制的这些蛀虫、窃贼们，支撑着大明朝不崩溃。所以，肖图白不愿意现在就打垮摔碎这个腐朽的体制。
肖图白更愿意一砖一瓦的建设，昨天吞掉一葛沽，明天吞掉一个咸水沽。你看，才两个沽而已，小小的天津都有七十二沽。
但是，被肖图白吞并的一个沽，不久的将来，都会实现工业化！
以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一个沽肯定是玩不出什么花样的。但是，工业经济注定了，两个工业化的“沽”，其经济实力，甚至会超过苏州、杭州之类的经济重镇。
第八十九章 危险与机遇（三）
肖图白向来认为，明末唯一的出路是搞资本主义，搞城市化，搞工商业。除此之外，均没有办法解决“王朝周期律”的怪象。
改朝换代，本质上不过是先通过破坏，屠杀掉大量人口。人口、生产力大幅度降低，之后再重建。
王朝周期律，大乱大治，其实是在死循环，原地踏圈子，永远不能进步。而城镇化、工业化，才是结束这种无意义的循环，让中华文明进入全新的阶段的良方。
正是对于工业化、城镇化，充满了崇拜，所以肖图白领导下的顾问党人，对于建设庞大的城市，也是非常着迷的。
咸水沽——将来至少是50平方公里的大城市！
事实上，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城市面积都一直并不是很大。
比如，此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北京城，城市面积也才有80多平方公里。而17世纪世界最大的城市——君士坦丁堡的面积也才100平方公里。
而伦敦、巴黎之类的名城，才不过是二三十平方公里左右。
明朝时期大约有1000多座县城，小则只有两三平方公里，大则十多多平方公里。至于南京、苏州、杭州、广州之类比较有名的大城市，面积大约是在五十平方公里左右。
等到咸水沽竣工，在17世纪的全球，至少能够算得上世界前30名的大城市。这一番宣传，更令顾问党人，充满了建设激情。
在6月中旬，葛沽已经派遣一些工程建设人员，去咸水沽进行进行测绘地形地貌，给咸水沽将来的城镇建设，打好基础。
虽然，在鞑子没有退兵之前，咸水沽不会大兴土木。但是，测绘和设计之类的准备工作，还是要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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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鞑子从独石口入关后。
北方各地谣言四起！
什么鞑子已经打到北京，什么皇帝逃亡到河南，这一类的消息漫天的飞。这也造成了北直隶和山东等地，大量地主富户的恐慌抛售产业，北直隶、山西、山东、河北各省，地价、房价大跌。
与此同时，各地奸商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尤其是粮食价格，陷入了恐慌性上涨。大米价格一度达到每石10两银子，小麦高粱价格也达到每石3两多银子。
而粮价大涨之后，天津和北京开始流行——烤红薯！
烤红薯，最先是出现在葛沽镇。
葛沽镇粮食丰收之后，由于马铃薯大多数都卖给了粮食商人，红薯却比较滞销。为了消化红薯的库存，葛沽政府与当地酒店合作，试着推出烤红薯这个新产品。
一石红薯的批发价格低廉至0。3两银子。
哪怕烤红薯每斤售价十文钱，1石红薯烤熟后，也能够卖到3。77两银子。将烧烤的煤炭钱算进去，一石烤红薯的利润也达到2两银子。
最初，葛沽的酒楼担心政府强行摊派销售红薯，有很多的顾虑。不过，葛沽政府先采取免费送每家酒楼10石红薯，令其烤熟后进行销售。
酒店的老板也比较敷衍的烤了一些红薯，沿街贩卖，每斤红薯的价格，也完全遵循政府给予的指导价——10文钱一斤。
结果，烤熟后的红薯，因为低廉的价格和可口的味道，迅速的风靡葛沽。就连天津卫的市民，也为了贪便宜，前来葛沽购买烤红薯。
而随着烤红薯的美味，在市井口口相传，红薯作为一种粮食，终于被北方的百姓们接受了。…；
以前，推广红薯不利，主要是地方官强行摊派农民种植，但是红薯既不能用于缴税，也不能交地租，粮食商人也不下乡收红薯，所以才推广不开。
眼下，随着烤红薯的风靡，许多百姓亲自尝过了红薯的味道。市场开始接受了这种食物之后，相信一些比较开明的农民、地主，也会试着种植这种作物。
烤红薯风靡，带动了红薯的需求。
以粮食商人见缝插针的习惯，见到这种粮食已经被市场接受，那么，他们肯定也会前来收购红薯！
只要粮食商人，争相收购红薯，那么这种作物，推广也就容易了！
这就是资本的力量！
政府讲一堆红薯的优点，让百姓种植，差点好心办坏事，酿成民变。
而商人肯掏钱收购红薯，那么农民和地主，便会迅速的学习如何去种植这种作物。
“商人真是趋利的动物，以前我廉价推销红薯，他们都不要。现在却一个个缠着我要红薯了！”将岸露出了得意的笑意。
肖图白打趣笑道：“将大人，心里肯定是非常得意吧？”
将岸只能嘿嘿一笑，道：“当然得意了！现在商人来收红薯，我可要给他们添加一系列附加条款，比如限制红薯的市场零售价，不允许商人发国难财！”
鞑子入侵，商人乘机囤积居奇，食品价格扶摇直上。
而香喷喷的烤红薯，一斤10文钱。对于底层的百姓来说，简直是恩赐。
天津的粮食商人也是因为烤红薯的商机，向葛沽求购红薯。葛沽销售红薯，是有附加条件的——红薯批发价每石0。3两，零售价不得超过每石0。5两。而烤红薯，价格不得超过每斤10文钱。
这个“苛刻”的条件，使得不少的奸商们感觉到不痛快。不过顾问党人，追求利益的同时，兼顾百姓生存，这是原则问题，将岸不准备退让。
而在销售了100万马铃薯，73万石红薯后，葛沽自身储备的粮食还是非常充裕的，足以保证葛沽一年以上粮食自给。
而销售出去的马铃薯、红薯，不但给葛沽带来了200万两的银子和铜钱之外，更重要的是，粮食商人以奴隶抵价，这使得葛沽新增的6万名“契约奴”。
所以，此时的葛沽总人口已经增加到了11万人，略微显得拥挤了一些。许多产业，都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迹象。不过，等到咸水沽开发之后，劳动力资源便是多多益善为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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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章 郑芝豹的船队（一）
崇祯九年，六月十七日。
独石口破后，从长城关隘进入北直隶的阿济格大显得锐不可当，连续横扫沿途各处堡垒，边疆局势，处处告急。沿途各州县的地方官和将士们，急的心如火燎，连续向后方求援。
居庸关中，高起潜却显得悠闲自在。
在高起潜看来，鞑子迟早要退兵，只要他手中的兵马未受到重创，待鞑子自己退兵之后，弄一些鞑子遗失在关内的尸体，割个几千具首级，用以请功便是。冒失与的鞑子决战，如果损兵折将，那么高起潜也会脑袋搬家。
毕竟，高起潜统领的兵马大多数是京营部队。
京营是皇上的天子亲兵，嫡系中的嫡系，是朝廷稳定的军事基础。
大明朝崇祯年间，各地藩镇还没有彻底变成军阀，这是因为南北京营部队还是有30万军队属于天子亲兵。
后来的南明朝，京营精锐已经不复存在，朝廷需求求着藩镇来保护自己。所以，藩镇一个个对朝廷阴奉阳违，连圣旨也是可以违抗不尊的。
此时，高起潜正淫笑着与数名妻妾打情骂俏，身为太监，他也是有**。为了证明自己能行，高起潜更是掩耳盗铃一般，纳了十多名妻妾。
这里面，不乏京城中的名妓、花魁，也有一些强夺而来的人妻、美妇。
太监玩女人，自是以虐为主。
除了舌头舔之外，还有捆绑、皮鞭、滴蜡，各种花招，都以折磨为主。弄的女人精疲力竭，露出讨饶模样，用以满足太监的虚荣心。
正在高起潜将一名美妾捆成美人犬，牵于室内嬉弄。
帐外传来扫兴的声音：“报，监军大人，紧急军情。。。。。。”
高起潜闷哼一声道：“什么事？”
帐外的军官道：“鞑子兵锋已达延庆州，延庆知州和参将写信求援军！”
高起潜摔碎一只价值千两的青玉花瓶，道：“边疆处处告急，都找我要援军，杂家那里变出援军来？京城要守，内三关要守，杂家还嫌手中兵马不够用呢！告诉延庆知州，让他们坚持一番！如果延庆知州能击退鞑子，杂家给他请功！”
那军官犹豫道：“这。。。。。。”
延庆州要能击退鞑子，那满清也不会是大明心腹之患了。
“滚吧！”高起潜打发了闲杂人等，又带着淫笑道，“宝贝，杂家来了！”
延庆州下辖永宁、怀来二县，拥有十万军民。而明朝中期的土木堡之变，主要就是发生在延庆州。
在独石口陷落之后，土木堡、昌平、居庸关等等是三座关卡，这三道关卡不失，鞑子是总不能够飞到北京城下！
高起潜拒绝了延庆州请援。
延庆州军民士气大跌。
鞑子八万大军猛攻下，
三天后，延庆、永宁、怀来三城陷落，当地十万军民，除了数千名工匠、读书人、年轻女子之外，绝大多数皆遭屠戮。
居庸关守将打通总兵王朴不禁摇头道：“高起潜用兵之道，见死不救，战略重镇不坚守。如此打仗，焉能不窝囊？”
手下副将纷纷道：“大人慎言，莫要让高监军听到了！”
高起潜的小肚鸡肠，那是有名的。
哪怕是督抚级的文臣，也随时有可能被他阴死。更何况，比文臣话语权更低的武将？
一品的总兵官，在明朝，话语权也仅仅与七品的县令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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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市舶司衙门。
李慎之、陈观鱼正在对弈。
棋局下的半晌。
李慎之叹道：“心烦意燥，无法落子！”
陈观鱼也道：“不下也罢，去看看海景可好？”
“十多日未见大海船了，只有一些腥臭的渔船，有何好看？”李慎之心中显得有点忧心忡忡。
李慎之倒不担心天津的安全形势。
这天津是一座海港，哪怕是遇到重兵围城，也能乘海船安全逃脱。其次，葛沽镇那边皇家新军的棱堡，李慎之等人也看过了，觉得这种狰狞的防御堡垒，有火铳、火炮进行防御，哪怕是数万鞑子，也未必对葛沽产生威胁。
不过，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六月以来，商船减少来天津，使得天津的海外贸易量迅速的萎缩。
产品减少出口，也是无妨。在国内出售，凭着皇家纺织公司的机器先进，成本低廉，也能够获得一定的利润。
最关键的问题是，皇家纺织公司仰仗商船将南方的棉花运到天津。南方的船舶不来天津，已经对公司的生产，造成了巨大的制约。
“慎之兄也无需担忧棉花的问题，哪怕这海上商贩不敢来。大运河的漕运，总不会中断的。那漕运的棉料，虽比海运稍贵。。。。。。”陈观鱼安慰道。
李慎之道：“不是稍贵，而是贵的离谱！漕运的成本本身就比海运昂贵，加上漕运钞关一路收苛捐杂税。一斤棉花沿途之中增加60多文成本。漕运而来的棉花卖到北方，价格达到每斤200文，比海运贵了一倍多！”
大明棉花正常的价格，在北方售价一般是100文钱一斤。
在南方的产地直接去农户家中去收，成本价可以低至70文钱一斤。再通过海运贩运到天津，扣掉了关税之后，成本价越是90文钱。
而三斤棉花才能纺织一匹布，加上人工、房租、机器耗损费用，一匹棉布成本是在450文~600文左右浮动。
明末北方布匹的市场价，稳定在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