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皇帝分身-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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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徐光启提出重修历法需要“以数学为根本”，兼顾气象学、水利学、军事工程技术、建筑学、机械力学、大地测量、医学、会计，甚至还包括音乐等等一系列的研究部门。
所以，“历局”已经不仅仅是天文历法研究部门，而是大明王朝规模最大庞大的科学院。
在徐光启去世后，历局由李天经主持，而里面很多的核心科研人员，都是西方传教士兼职的。
说起来比较荒唐的是，欧洲的宗教裁判所，在欧洲本土依然在迫害科学家。但是，另外一方面，为了在中国传教，西方宗教势力不得不选拔科学素养优秀的传教士，打入中国北京高层，传教士以科学技术为中国政府服务，换取在中国境内传教的权利。
明末历史上，有两位传教士最为有名，甚至载入史册。
其一是利玛窦，利玛窦来到中国后采用了“合儒”的方式传教，谦虚的学习儒家思想，并穿着儒家的服装，打扮和中国儒者一般。并带去了世界地图、圣经、自鸣钟等等礼物，在中国打着学术交流的名义，发展天主教事业。利玛窦与徐光启合力翻译《几何原本》，与明朝众多地图专家合力制作《坤舆万国全图》。因为，利玛窦合儒策略比较成功，并在明朝士林，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当然了，在中国交友和学术交流，并不是利玛窦来中国的主要目的。他真正的目的主要是传播天主教。事实上，利玛窦虽然翻译了不少西方自然科学书籍，但是他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翻译《圣经》，并且以儒家的理论去解释读解《圣经》。因为利玛窦从全新角度诠释儒家学说，倒被明朝士林尊为“秦西大儒”。
而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传教士是汤若望，他是在神学院读书时，无意在图书馆中看到了关于利玛窦在东方传教的记载后，开始苦学各种对传教有用的自然科学和汉语。到了大明后，受到利玛窦好友徐光启的照顾，成为了徐光启的助手。而汤若望像儿子一般的对待徐光启，更是讨得这位老大人的欢心。
徐光启病危时，指定了汤若望成为中国教区的天主教下一任领袖。并且，临终托孤的方式，让东林党的巨头们对汤若望等等天主教徒多多照顾。
当然，相比利玛窦来说，汤若望则是功利心更强一些，在经历满清兵临北京城下时，朝中热议要铸造威力更强的火炮，增强对北京的防御。汤若望便写信给崇祯，表示自己能造出质量更好的红衣大炮。因此，受到了崇祯的赏识，不但在历局中工作，更兼职了红衣大炮铸造的技术顾问。在崇祯年间，汤若望至少监制了500多门红衣大炮，在战场中创造了不俗的战绩，因为崇祯皇帝对汤若望也是一再赏赐、提拔。
而汤若望从崇祯年便开始在北京城，经历了崇祯、李自成、顺治、康熙等等政权更迭，如同不倒翁一般。
到了康熙朝准备实行“文字狱”愚民政策，而汤若望传洋、传播西方学术，以及制作火器，触怒了康熙而被判了凌迟处死。
当然了，清廷处死汤若望的理由的其推算日食错误。但是问题是，汤若望推算的日食是正确的，属于冤杀的范畴，史称“历狱”，也属于清廷“文字狱”的一种。
令人讽刺的是，徐光启死后，汤若望继承其未完成事业，经过几十年努力编写的“现代农历”，在不久后开始显露出了比传统农历更精确。
所以，从康熙年开始，逐步的采用了“现代农历”。而后世所用的农历，其实主要也是指徐光启、汤若望修订、完善后的现代农历。
对于即将要见到汤若望这个充满争议的历史名人，肖图白心中颇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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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章 传教士（一）
中国近代史上的西方传教士，给人予不好的印象。因为那一时期，神权匍匐于西方列国殖民利益之下，使得传教士更多的沦为西方世俗政权的殖民工具。
而17世纪欧洲神权势力庞大，传教利益甚至能够与殖民利益相提并论。在欧洲17世纪各国宗教改革之前，大多数的欧洲国王，还是需要教廷承认和册封。后世欧洲人追逐的梦想，是成为资本家、政客、科学家。
而这时代，成为传教士，尤其是到海外传播福音的传教士，是非常时髦，也是受的教廷支持和鼓励的行为。
有的传教士是因为心血来潮，也有的则是因为虔诚的信仰，还有一些是为了政治投机。但是不论他们怀着什么目的。这些明末时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对明朝政府贡献了其自然科学方面的学识。
明末的那批精英传教士，也是有史以来素质最高的一批。他们不但要掌握《圣经》中的神学知识，更是要学会数学、天文学、物理、化学、农业、医学等等一堆的杂学。
当然了，欧洲向中国输送大批拥有科学家素养的传教士，也仅仅限于明末时期。之后，随着欧洲的科学逐渐昌明，科学技术人才都成为了宝贝，舍不得将这些一流的科技人才，却送去海外当传教士。
在17世纪的宗教改革之前，这是唯一能够大量获得西方杰出科技人才的机会。之后，这种培养精通科技的传教精英活动，开始终止了。派出的传教人才，素质上，再也达不到利玛窦、汤若望等人的高度。
不过，令欧洲教廷吐血的是，明朝时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换取了十万教徒的成果。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文字狱”浩劫之中，被彻底取缔。
也就是说，欧洲教廷在中国教区投入的人力物力，到头来成果还是化为乌有。
肖图白本身是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但是他也认同“宗教信仰自由”的宗旨。肖图白并不反对任何一种宗教——佛教、道教、耶教、伊教等等，肖图白都可以比较宽容对待。
但是对于宗教信仰，肖图白的底线是——任何一种宗教不得强迫别人信教，更不允许宗教的戒律教条，凌驾在国家法律之上。
而令人赞赏的是，明末的这批传教士，除了科学素质非常过硬之外，更是入乡随俗，遵守中国的法律和风俗习惯。
肖图白在钦天监，见到了汤若望诸人时候。见到传教士们站成一排排，都穿着中国儒袍，几乎每个人除了肤色、头发、眼珠的颜色不同之外。
虽是一批西方传教士，却人人都一股子儒家子弟风度了。
就这是利玛窦当年所提倡的“合儒”！
明末的每一名传教士，都遵循“合儒”的规则，在中国传教，要学习儒家经典，按照儒家的规矩，进行传播《圣经》的教义。所以，明末信教的主要是儒家子弟，不像清末那般以愚民和假洋鬼子为主。
可以说，合儒是一种很聪明，也很文明的传教行为。
不过，再过几十年西方教廷，更改了传教的教条，开始将“合儒”传教列为典型的异端，要求中国地区的传教士们，严格遵守西方教廷的那些教条。结果，迅速的导致中国的天主教，被取缔。
“诸位神父，不远万里，来到我大明，将聪明才智，奉献给我国历法修订事业，着实令人敬佩！”肖图白诚心道。…；
汤若望露出笑意说：“为了让世人接受福音，我们付出点世俗聪明才智，算得了什么？个人的聪明、知识，在主的伟大面前，不值一提。如果我们的付出，能够让更多人接受福音，在主的面前，我们的收获会更多。。。。。。”
肖图白心中想到，要不是看在你们那点“小聪明小智慧”的份上，大明朝也懒得理睬你们的福音。
肖图白问道：“本官的来意，你们是否清楚？”
汤若望等人说道：“是的，吾等之前已经接到圣旨！说肖大人您需要中西文字翻译人才，要吾等配合肖大人的工作！”
“是的！我需要你们的才智，帮我翻译一些西方的数学、科学的书籍。而作为回报，你们为我翻译的越多有用的书籍，我便允许你们传播更多的福音！”肖图白说道，“现在你们在北京、南京等地建设了十多所教堂，获得了10万信徒。如果你们给本官允许你们，建设更多的教堂。让你们在中国有百万信徒，欧洲教廷会不会册封你等众人为圣徒呢？”
汤若望等人虽然表面上荣辱不惊。
不过肖图白看到了，他们眼睛不断的闪着，现实出其内心的震动。
汤若望等人被派到中国，做好了扎根一辈子，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基本上，一辈子都难以有机会回到欧洲。
不过，他们发自内心的希望自己的传教事业，能够在欧洲广为人知，并写入教廷的传教史册上。
早年来明朝的利玛窦，后半辈子都呆在中国，死后葬在北京，是儒家士林人士帮他抬棺下葬。
而利玛窦的传教事迹，通过信件向欧洲汇报。也使得利玛窦差一点就因为传教就被封为圣徒。来到中国的传教士，绝大多数都是为利玛窦的事迹所感召。
名留青史，不但是中国儒家士人的理想。对于天主教徒来说，能够被载入西方的宗教史册上，也是他们人生最大的目标之一。
传教士龙华民闻言，不由大口的喘息，道：“大人，您要翻译的著作成千上万本，这是一项很大一项工程。翻译完成一本，您会给我们传教事业，多大的帮助？”
肖图白淡然道：“每次翻译50本，允许你们多增加一个县的传教权。每多翻译25本，可以换取建立一所教堂的资格！当然了，你们还需要配合我大明的政策，打击其他非法传教的宗教组织。大明只批准你们耶稣会，是大明境内唯一合法的天主教派，其他的教派皆为非法！”
第六十七章 传教士（二）
龙华民不由抱怨道：“大人，一部自然科学的书籍，至少要一年左右才能翻译完成。50本自然科学书籍，就足以让一名学贯中西，并且拥有不俗科学素养的翻译者，耗费一辈子的精力了！而一辈子只能换取一个县的传教权？”
龙华民也是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之一。虽然，不像同期的汤若望那么有名，但也是一名学贯中西的学者。
最大的缺点是太热衷于争权夺利。因为龙华民是欧洲一个没落贵族出身，希望在东方证明自己，让自己的家族获得振兴。而且，龙华民也并不承认汤若望为中国教区的领袖，在清初时，写信给教廷抱怨汤若望等人的无能，从而获得了教廷最新指令，成为中国教区的主教身份。
在明朝时期，由于明朝皇帝和官员比较宽容，所以传教士们习惯了在这种宽容环境中传教。而在康熙年间，由于龙华民私自离开北京，去了山东传教，而与满清朝廷产生了激烈冲突，最终导致天主教全面被禁！
肖图白淡然说道：“我大明有1。2亿人口，比整个欧洲人口加起来都多一倍。而整个大明有1000多个县，平均每个县便是城市和农村人口加起来少则几十万，则是百多万。一县便抵得上你们欧洲一个小国家，在欧洲，你们想要获得一个小国家的传教资格，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顿时，传教士们哑口不言了！
事实上，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站稳脚步，是因为徐光启为代表的少数东林党人的支持，才是明末西方天主教在中国站得住脚的根本原因。
而徐光启临终前并且病床前，向东林党诸公进行托孤，希望东林党看在他的面子上，对天主教徒们照顾一些。
但是，失去了徐光启这种级别的天主教徒的照拂，也使得天主教徒的境遇比前几年变差了一些。
为了改变困境，汤若望给崇祯写信，提出自己能够铸造质量更好的大炮。也是希望，直接走皇帝的路线，让崇祯皇帝支持他们的传教事业。
汤若望的铸炮技术，其实是和传教士邓玉函学的。邓玉函是以铸炮技能闻名，获得了大明朝重用的传教士，作为一名火炮专家，邓玉函《远西奇器图说》，被大明朝的军工体系，视为无数人拜读的神作。
不过，崇祯五年邓玉函在北京病逝，使得西方传教士的铸炮方面的人才出现了空白。于是汤若望便成为了传教士中的铸炮第一人，帮助崇祯皇帝铸造了500多门各类的技术先进的火炮。
而事实上，崇祯皇帝也只对传教士的铸炮，修订天文历法感兴趣。至于传教事业，却并未获得皇帝的大力支持。
“大人，那么一言为定！我耶稣教可以为您翻译书籍，而您允许我们扩大传教范围，并保护我们的传教利益！”汤若望毅然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在中国传教，不依靠实权官员的帮助，是不可能有什么成果的。明末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