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皇帝分身-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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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成功后，结果却被农民当做猪食，用来喂猪！
而在天启年间，大明首席农业科学家，徐光启大人大力的推广红薯种植，因为地方政府为讨好徐光启大人，速于求成强行推广红薯，引起百姓拒种。最终，推广红薯也就不了了之，再也没有地方官吃力不讨好去推广这种高产作物了。
对比了马铃薯、红薯的不同待遇之后。肖图白果断的决定——种植马铃薯为主！
第十九章 建镇、开荒、马铃薯
葛沽军营不远处，流民安置之地。肖图白在大笔一挥，将之命名为“葛沽镇”，让历史上的葛沽镇提前了百多年出现。
按照肖图白的规划，葛沽镇将会是一座工商业和种植美洲高产作物为支柱产业的新型城镇。
此时，葛沽镇草创，还未任命正式的镇长。总顾问衙门的人事司的50名官吏，负责这座城镇的规划、建设。
司长将岸更是奋斗在第一线，二十年幕僚生涯，使得将岸行政组织能力被锻炼的炉火纯青。
在将岸的督促下，流民们只用三天就搭建起五百多座帐篷。6000多名流民，按照家庭为单位，安置在帐篷中。没有家庭的流民，则按照男女有别，分别在集体宿舍帐篷中安顿。
除了居住的帐篷之外，营地中还有作为厕所、浴室的帐篷。所有的流民要求养成，在厕所大小便，以及经常在浴室中沐浴的卫生习惯。
在饮食方面，营地提供高粱、小麦等等粗粮制作的稀粥，以及用海洋捕捞的廉价海鱼做菜。对于长身体的儿童，可以提供米饭、猪肉、牛羊奶等等营养。
在服装衣被方面，葛沽镇在北京、天津两地，向数百名裁缝下了订单。按照统计出来的人口，定制了一万多套棉衣、棉裤、棉帽、棉鞋系列冬装。
每名契约奴能够领到两套崭新的冬装。而棉被则是制作了6000套，是按照一人一套棉被的规格发放。
等到新衣服、新棉被全部下发之后，营地要求居民将一些不卫生的旧衣服、旧被褥焚烧、掩埋掉。
毕竟，这些脏衣被，里面隐藏着大量的细菌、跳骚，有着引发疫情的隐患。
为了预防疫情爆发！
每一名生病的契约奴，都会受到免费的医疗。哪怕是与传染病毫不相关的骨折、腰肌劳损之类的毛病，也会被顺手治疗了。
短时间里面，总顾问衙门为此已经拿出了15万两银子的安置费。这些预算，都被切切实实的用到了灾民身上。
根据暗访的东厂、锦衣卫两套人马的回报，经手人员很老实，暂未发现中饱私囊现象。除此之外，总顾问衙门的服务态度也很好，令所有灾民如沐春风。
一名老年契约奴感恩的说法：“老奴活了大半辈子，过的都是有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总顾问衙门的官老爷，比咱亲儿子待咱更好！要是大明的官，都有这么好，那就天下太平了。。。。。。”
在流民们大致安顿下来之后。
葛沽镇将劳动力进行科学的分配，组织500名劳动力建造房屋，2000人进行对葛沽镇周围开荒。
剩下的，妇女、老人们，也做一些简单的后勤任务，比如缝补、洗晒衣辈，煮饭烧菜、照顾幼童。
由于，肖图白给出的任务是春耕之前，底线是给20万亩荒地开荒，并引河水灌溉。
目前，葛沽镇的2000名劳动力开荒，平均每人需要开荒100亩田以上。看似比较艰巨，但是总顾问衙在市场上斥资5万两，买到1000头耕牛。
配合锋利的钢梨，一头牛一天可以开荒3亩。1000头牛，一天就足以开荒3000亩，两个月时间足以开荒20万亩。
与此同时，组织人挖几条沟渠，将几里外的河水引来灌溉，也并没有难度。
问题是，将岸知道完成了底线任务并不能够让领导满意，只有超额完成，才算让领导惊讶。所以，将岸觉得决定，雇佣天津的一些军户，为葛沽镇打工。帮葛沽镇开荒一亩田，验收合格后，给300文钱。…；
这样，雇人开荒十万亩，预算是3万两。雇人将剩余的30万亩田垦出来，也才花费9万两银子。
如果，这些地能够生长粮食，9万两的付出可能会获得百万两的回报。如果，这些地不能生长庄稼，造成9万两银子的巨大亏损，将岸也会为此负责。。。。。。
将岸看了看桌子上数年前的邸报，里面就有徐光启当年写的天津屯田垦荒的奏折内容。此外，桌上更是摆放了一本《农政全书》，书里面有讲解马铃薯、红薯等等作物的特性——能够在苦寒之地生长！
“赌一把了！”将岸咬牙说道。有时候，做官也讲究赌博——赌赢了平步青云，赌输了摘掉乌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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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黄独。蔓生叶如豆；根圆如鸡卵；内白皮黄；……煮食、亦可蒸食。又煮芋汁；洗腻衣；洁白如玉。。。。。。。”这是《农政全书》上关于马铃薯的记载。
明朝人把马铃薯叫做土芋，肖图白对于这个名称是比较陌生的。但是，看到了土豆之后，肖图白知道这应该就是自己要找的马铃薯了。
徐光启虽然了解土豆这种作物，但是并没有像红薯那样的喜爱。徐光启为红薯（甘薯）可写过《甘薯疏》的文章，大力称赞甘薯的作用，并且详细记录甘薯的种植心得、要领。可以说，徐光启是是一名“甘薯控”也不为过。
土豆也是适合在苦寒之地生长，产量不逊色红薯，在味道上比红薯更适合作为主食。只不过土豆进入中国就被养在了深宫、皇庄中，种植范围并不如甘薯那么广泛，徐光启也没有深入研究。
肖图白令人到皇庄中寻找，果然有过关于土豆的种植记录，并且皇庄的仓库中，就保存了600万斤土豆，可以作为种子使用。
而且，皇庄就有100多个太监，专门负责种土豆。肖图白知晓后，也将这些拥有土豆种植经验的太监，调到了葛沽镇。
经过众太监讲解。
肖图白对照后世的土豆种植经验，写下土豆种植流程：
1、切块。将每个种薯切成8块以上。因其顶端优势，尽量在顶端有芽眼处多切块。。
2、催芽。将薯块平放在干净湿润的土壤上，使薯芽向上，上铺2厘米土再平放一层种薯，反复3层～4层后再上铺5厘米厚土，堆放在背阳处，15天后即可播种。
3、播种要求行距70厘米、株距20厘米，沟深6厘米～8厘米，放种薯时使薯芽向上，然后覆土起垄高10厘米～15厘米。
4、每亩田播种100斤种子，可以收获1500斤以上。
而土豆的生长期大约有90天～100天。按照天津的气候条件，明年的二月份可以播种，到五月份即可收获。
肖图白令人将土豆种子，全部的拿到了葛沽镇。这600万斤土豆，看起来不少。其实，全部当做种子，也仅能够给6万亩田地进行播种。
肖图白无奈，准备每亩田播下25斤种子，这样便能够播种24万亩了。虽然这样一来，平均每亩的产量会减少。不过，总产量会比只给6万亩播种要高的多。
如果葛沽镇能够开垦出更多的田地，那么肖图白准备去种点红薯。
天津的红薯，虽然没有推广开来，但是怎么说徐光启当年的大力推广下，天津至今还保留一万亩的红薯种植面积。
至于红薯被明朝人当成猪食，肖图白并不在意。真不行，就将红薯真的拿来作猪饲料。反正肖图白的军营中3000名大兵，餐餐吃肉，已经导致了天津猪肉的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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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巡抚、东林党、市舶司
天津巡抚衙门。
巡抚贺世寿烦心的在府中踱步半晌，心中不得安宁。
幕僚赵慢熊悠然问道：“东翁，为何事烦心？”
贺世寿面显怒容道：“自然是为了那个总顾问衙门！”
赵慢熊道：“为令郎那件事？”
贺世寿摇头道：“犬子那件事，老夫早忘在脑后。。。。。。。问题是，这个肖图白和他的那个衙门也真奇怪。顾问、顾问，也应该像幕僚一般，给皇上提提意见也就是了。可是，这衙门也不知道什么个章程，什么都能管。你看那葛沽，本该是归我天津巡抚衙门去组织人力垦荒，但是却被那总顾问衙门管去了，那肖图白居然在葛沽建立一城镇，自己委派官员管理，不将老夫放在眼里。。。。。。。更令人忍无可忍的是，天津开市舶司，这既不归天津巡抚衙门管，又不归户部、漕运总督管，他的那个总顾问衙门又管起了市舶司，简直是岂有此理！”
赵慢熊冷笑，道：“东翁勿要动怒！那肖某人观其为人，嚣张跋扈、目中无人。整个朝中诸公对他有好感的几乎不存在！而天津市舶司这块肥肉，想要摘桃子的，肯定大有人在！东翁您观望即可——且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
贺世寿目光发出一道精光：“哼，如此奸妄，装神弄鬼，迟早要让他像魏阉一般不得好死！”
“东翁，慎言。。。。。。那个人可是和魏阉一般，掌控锦衣卫和东厂大权！”
“我怕他做甚？现如今的锦衣卫和东厂，不过是掉光了毛的凤凰，连只土鸡也不如！”
作为东林党人士，贺世寿也没有什么政绩可言。唯一出名的地方，仅仅是因为天启年东林党与魏忠贤的阉党之间的党争时，被阉党排挤，被迫辞官。
阉党倒台后，东林党开始权倾朝野，贺世寿被重新启用。
简单说，这个人是一个典型的东林党，平时也就能够吟诗颂词，于国于民没有做出任何建设性的政绩。
但是，排挤非东林党出身的官员，却是他们最擅长的“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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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世寿为代表的东林党人的妒忌、怨恨，这也代表着总顾问衙门扎扎实实的做出了许多成绩。
十一月以来，天津海鱼食品公司与渔民签订捕捞协议，使得天津的上千名渔民，生活逐渐走向了富裕。
而皇家新军招募的3000新兵，有1000多人都是天津当地人。这些领着高薪的新军士兵，。一人入伍之后，全家经济都变得宽裕起来。
而葛沽镇的建立，给大量流民提供了工作。再加上雇佣农闲的军户、民户去葛沽垦荒，使得到了十二月中旬，天津街头连乞丐难得见到了。
让一方太平，也就这么简单！
由于总顾问衙门的大气，这使得许多天津百姓不由嘀咕：“总顾问衙门，真是钱多了烧得慌！”
而总顾问衙门虽然花钱如流水，实际上赚钱也是非常迅猛的。不说天津渔业公司，每月至少能够赚取七千两银子的净利润。
光是天津市舶司建立后，更是给总顾问衙门带来的惊人的收入！
明朝的市舶司，其实主要的任务是管理藩属国朝贡。
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属国，在朝贡的时候，可以携带一些“私货”。这些私货完税之后，便可以在指定的地区进行贸易。
而西方人来到亚洲后，一直想要挤入中国的贸易体系。…；
然而，明朝基本上的不理会这些西方人的贸易请求，除非西方的国王向中国称臣，成为中国的藩属国，才有资格与中国产生贸易往来。
因为与中国官方进行正式的贸易往来，比想象中要艰难，使得不少的西方人，恼羞成怒。
比如，崇祯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与明朝发生了数次明荷战争，均是明朝打赢了。所以，荷兰人有明一朝，皆被排挤中华贸易体系的边缘。
崇祯年间还有几名英国的船主屁颠屁颠的组队来到东方贸易，结果在广州与中国商人吵架，也被明政府罚款罚到破产。不过，后来英国人因为搭上郑芝龙家族的那条线，反而比荷兰人更容易获得中国商品。
简单说，明政府对西方人，都是当做不请自来的海盗（事实上，西方海商一般都是兼职海盗，遇弱则抢，遇强则商），泉州、广州的市舶司，从来未公开允许西方人前来贸易。
天津的市舶司，与广州、泉州的市舶司不同，任何一国商人，都可以来天津贸易。哪怕是倭寇，或者是满清鞑子，只要缴纳10％的关税均可贸易。
至于朝贡、勘合的文书，天津是不需要的！
因为天津市舶司的政策的开明，海关刚刚开启不久，已经吸引了10多艘商船。其中，6艘是广州、福建的商船，2艘葡萄牙商船，2艘日本船，1艘朝鲜船。
葡萄牙人贩运了一些蔗糖、西洋钟、玻璃器具，皆是市场上较为欢迎的奢侈品，大约在天津赚走了30万两白银。不过，很快葡萄牙又支付了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