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道-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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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徒竞口语无益也。”
康熙对汤斌的评论也不一致，时好时坏，曾说： “精通道学自古为难。朕闻汤斌曾与河南之人（指孙奇逢）相与讲明，如此尚于道学相近。”以后又说： “汤斌前在江宁居官有声，朕亦甚加优遇。且彼尝自以为道学，如果系道学，惟以忠诚为本，岂在君前作一等语，退后又作一等语哉？”又说： “昔江苏巡抚汤斌，好辑书刊刻，其书朕俱见之，当其任巡抚时，未尝能行一事”，“竟不能践其书中之言”。康熙帝认为他言行并不一致。当时徐乾学等人在康熙帝面前大讲汤斌的坏话，康熙帝难免受蒙蔽。君主对大臣的了解从来都是不全面的。做皇帝的，要想不被蒙蔽是不可能的，要想得到“真知”更是不可能的。
就在康熙帝离京的那些日子，有一天中午，汤斌在某官吏家饮茶回家后，忽然腹痛难忍，到半夜便死了。人们怀疑他是中毒死的，是徐乾学还是明珠下的手，不得而知。同僚们去他家中吊唁，见他躺在板床上，上着敝衣蓝袄，下穿褐色布裤，检点遗物，除了一些书籍，只有白银八两，连棺材也买不起，还是同僚赠二十两银子，才得以出殡。这件事正发生在九月，应验了他的梦。
汤斌治程朱理学，亦不废王阳明之心学，倡导“身体力行”。就在他临死之际，他还在谆谆教导两个儿子说： “孟子有言，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就是天理。你们总要时时内省，养此一片真心，久而久之，做人做事，自然而然会合乎圣人大道。如果只是讲表面文章，规行矩步，外表看来是道学，其实只是内心不知有真是非的乡愿而已，于人于己，皆无益处……”话还没有讲完，他就咽气了。有人诋毁汤斌是“伪道学”，其实，如果士大夫都能如汤斌这样洁己奉公，为民请命，又何至于天下事败坏得不可收拾？汤斌做官多年，仍是两袖清风，一贫如洗。国家一品大员，如此清贫，可见他操守之严，怎么能说是“伪道学”呢？
保护清官张伯行
张伯行也是一位既讲理论又有实践的理学清官。康熙帝对于清官总是尽量加以保护。
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河南仪封人，治程朱理学，尝言“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学莫先于主敬”，因自号“敬庵”。康熙二十四年中进士，候补中书。以《小学》、《近思录》、《程朱语类》诸书为入圣门的必修课，尽发濂洛关闽诸大儒之书，口诵手抄。张鹏翮任河道总督时很欣赏他的才能，特意向皇上引荐他协助修河，他上“治河议”十条，系统地提出了对黄河、淮河、运河的治理方案，因劳绩卓著授补济宁道。
张伯行以外吏起家，他做官清正，然而要做清官，很不容易。张伯行在济宁道任上，正遇灾荒。他倾家财买米、买棉衣分发给饥饿及冻馁者。不久皇上有旨赈济灾民，张伯行奉旨开仓赈济汶上、阳谷等县人民。这时，有人弹劾他擅自动用官仓米谷数万石。张伯行上书申辩说，赈济灾民乃是尊奉恩旨，决非擅自动用；开仓发粮，乃是广布皇恩，非为一己邀誉；饥民户口皆可查考，非敢自肥，难道可以坐视各州县灾民流离死亡而不救？官仓有余粟，田野有饥莩，才是本官之罪，如果说赈济灾民有罪，那么将来山东各官都以此为戒，把官仓粮米看得比百姓生命更重，其危害就不可言了。
张伯行此疏说到了为官的根本处，当官为民做主，才是本分，是极难做到的事情。康熙帝颇能明辨是非，并没有怪罪张伯行。他对清官一向采取扶植和鼓励政策，扶正压邪，发现清官后无不提拔重用。他亲自保举张伯行为福建巡抚。
张伯行到了福建又遇上旱灾，他又力请捐粮赈济，使人民度过饥荒。恐怕在任何时候，灾荒都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且不说官府收税地主收租如狼似虎，单说那奸商就可恶得很。他们先大量收购粮食，再把粮食卖到外省，人为地制造粮食短缺之后，然后抬高粮价，大赚一笔。他们从饥荒之中得到最大的利润，单纯从做生意的角度讲，这很聪明，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但是太缺德。张伯行了解这些情况之后，每年都派官吏去外省买粮，并严禁粮食出口，有力地打击了粮商的投机行为，保护了人民的利益。终其一任，福建无饥荒。由此可见，自然灾害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人祸。
张伯行认为，治民当以养成为先，以教化为本。这是很显然的道理，百姓没有饭吃不行，但是温饱之后必须教化，否则与禽兽无异，社会依旧动乱。他曾在家乡讲学多年，本来不欲出仕，打算以讲学终老，为官后仍然悉心学问。他在山东时就捐资创建了临清的清渊书院、夏镇的夏镇书院，并修复了济阳旧有的书院，广招士子。闲暇时，他经常到书院与士子讲论学问。这时候他仍然留心河务，并将治河心得写成《居济一得》一书。他认为： 治河在于得人，治河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往往坏于不学无术之人”。所以他不论走到哪里都大兴文教。在福建任上，他又于福州九仙山麓建立了鳌峰书院，捐出自家的藏书一千多卷，并广招儒士，搜集先儒文集，校订刊印，使理学复明，令士子振奋。
不久，张伯行升迁江宁（南京）按察使，有人提醒他，新官上任时，按规矩要送上司礼金。他说： “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随后他再升至江苏巡抚。由于他“操守极清”，大张纲纪，摧抑污吏，很快就与两江总督大贪官噶礼发生尖锐冲突。
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苏省乡试，考官与总督噶礼受贿舞弊，发榜之后，苏州士子哗然，千余人抬着财神爷游行至孔庙，供奉于明伦堂，以示抗议。
康熙帝命户部尚书张鹏翮，会同总督噶礼、巡抚张伯行，以及安徽巡抚梁世勋共审此案，由于有噶礼牵涉在其中，迟迟不能定案。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张伯行愤而疏参噶礼，告他在科场案中，以白银五十万两，徇私贿买举人，并专门打击守正不阿的清官，包庇秽迹昭彰的逢迎趋附者。噶礼倒打一耙，参张伯行“七大罪状”。
康熙帝将此案先后交由尚书张鹏翮、总漕赫寿、尚书穆和伦、张廷枢审理。除张鹏翮外，三人皆袒护噶礼。因为他是满洲贵族，无德而小有才能，所以做到两江总督。由满洲贵族把持大权，是清廷为了保证大清的江山不被汉人夺走的一项基本措施。一般来说，满汉官员发生矛盾，汉人总是遭受打击迫害。噶礼在山西巡抚任内，即因与太原知府赵凤诏勾结，私征加派，贪得无厌，虐吏害民而屡遭御史弹劾，都因为康熙帝的偏袒而得以官运亨通。弹劾他的御史则以诬告罪被革职。有了前车之鉴，他们当然袒护噶礼，打击张伯行，照老规矩办就是了。这是官场做事的技巧，也是造成官场贪风炽烈的原因。
如果换了另一人与噶礼互参，一定是自讨苦吃，可是这个张伯行与众不同，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他是一位有名的清官，康熙帝下江南，降旨命督抚荐举贤官能员，张伯行未被荐举，康熙帝亲自举荐，盛赞张伯行为“江南第一清官”。他对官员们说： “你们为何不保举张伯行？朕来保举，将来居官好，天下人以朕为明君，若贪赃坏法，天下人笑朕不识人。”张伯行所以敢于参劾他的顶头上司，也许正是利用了康熙帝的这句话。如果康熙帝这次再袒护噶礼，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了。四位尚书、总督大人都没有看透这一层。因此康熙帝很不满意。康熙帝不能不明确表态了，他说： “噶礼的操守朕是不信任的，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盘剥一半了。当年苏州知府陈鹏年稍有声誉，噶礼久欲害之，曾将其‘虎丘诗’二首，奏称内有悖谬语，可是朕阅其诗，其中并无谬语。他又曾参中军副将李麟骑射俱劣，李麟护驾时，朕试他骑射俱好。若令噶礼与之比武，定不能及。朕于是已心疑噶礼，二人互参一案，朕初次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不能审出，再遣大臣往审，与前次无异，尔等应能体会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君子无所疑惧，天下太平。”
当初，噶礼诬告苏州知府陈鹏年，说陈鹏年所作的《重游虎丘诗》是反诗，康熙帝派刑部尚书张鹏翮查处此事，张鹏翮秉公办事，称噶礼是牵强附会，借题发挥。噶礼大怒，扬言： “张鹏翮若不给我面子，惹急了我，我就杀了他的儿子。”因为张鹏翮的儿子，恰系噶礼的部下。张鹏翮不为所动，仍然大胆揭发的噶礼恶行，为陈鹏年主持公道。然而大臣再议时，仍不愿承认偏袒了噶礼，为了搞平衡就把张伯行拉来陪绑，两人一起革职，理由是： 二人相互讦参，有失大臣体。
当张伯行罢官之日，扬州士民罢市聚哭，万人空巷来送张伯行回苏州。苏州等郡的士民也举行罢市抗议。百姓送果菜给张伯行，他坚辞不收。士民哭道： “公在任，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心。”为了安慰百姓，他收下了一块豆腐干和一束鲜菜。张伯行由水路回苏州，沿江数万人护送，到了苏州，百姓又纷纷送来蔬菜水果。
不得已，康熙帝亲自干预此案。他说： “从古治天下者，莫要于至公。朕御极五十余年，凡内外大小之事，皆必公心处之。观近日外官，满洲所参，大抵皆汉人；汉人所参，大抵多汉军，皆非从公起见。朕悉据理处断，并无偏袒。张伯行居官清廉，人所共知，其家亦殷实。朕巡河工时，适彼为按察使，知之甚悉，但才具略短耳。噶礼办事历练，至其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语云： ‘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惜命，然后天下久安。’又云： ‘清官不累民。’朕为天下主，如此等清官，不为保全，则凡为清官者，亦何所倚恃以自安乎？”“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尽知，但缺少才具。噶礼虽才具有余，而性喜生事，未闻有清正之名。命张伯行仍留原任，噶礼依议革职。”在康熙帝看来，论才能，噶礼胜过张伯行。当年在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战役中，噶礼因运粮迅速，受到康熙帝赏识，不到三年授山西巡抚。可是康熙帝更重视清廉。康熙帝对“廉”与“能”关系的认识颇清，最终使清官得以扬眉吐气。江苏士民闻讯，奔走欢呼，如逢节日，家家贴红幅，皆书“天子圣明，还我天下一清官”。康熙帝爱护清官，也是尊重民意的表现。康熙帝对噶礼的人品始终有疑问，有一次他向噶礼的母亲询问噶礼的情况，噶礼的母亲揭发了儿子贪赃枉法的罪行，噶礼丧心病狂，竟然要鸩杀老母。事发后，被康熙帝赐命自尽。不久，当年与噶礼勾结盘剥百姓的酷吏赵凤诏也倒霉了，被判斩决，明显是因为两人有过那段关系的缘故。
在封建官场中，即使是整治贪官，也往往成为官吏之间相互倾轧的一种手段，或皇帝用以证明自己高明的手段，反贪固然是为了政治清明，但是纯粹为了政治清明而反贪的事却不多见。一般情况是才胜于德者，往往比德胜于才者更受重视。贪官被整治的真正原因往往不是由于贪腐，而是由于皇帝对他的认识不佳。人类认识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什么？古人以为主要取决于人心，即人心的光明磊落与否。因为康熙帝自己就注重修身，所以对于清官多有保全。但是像康熙帝这样自觉地以“公心处之”的皇帝也难免庇护贪官。可见做清官极其不易，非有深厚的道德修养和坚强的意志决不能做到。
清初，政治相对清明，理学盛行，是一大原因，凡理学名臣，莫不是清官。于成龙即曾被康熙帝誉之为“理学之真者”。史称于成龙“素以帖括无益经济，遂专攻经史之学，于程朱源流尤多发明，为诸生时已负大儒之望”。张伯行更是当时名儒，他一生“读书自少至老，不厌不倦，虽鞍马舟车之上，死生危急之秋，未尝释卷”。他于康熙二十四年中进士后，不去做官而归乡闭门读书，这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少有。他辟园筑屋，陈书数千卷，凡天文、地理、医卜、农圃以及佛、老之说，靡不涉猎。他在园中苦研七年，一生之中先后纂辑诸儒经典《续近思录》等上百种。他著述颇勤，有《困学录》等著作数十卷。理学主张“知源于行”，康熙帝强调“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方得益于所学”。于成龙、汤斌、张伯行等清官之所以备受康熙帝赏识，正在于他们的穷理知性与伦理涵养是与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如此之真知灼见去指导治理地方的工作，自然会收到实际成效了。如一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