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留守女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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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天都抱着一线希望，我们同心协力，我们拿出全部的勇气来同病魔作战，我们幻想着会有奇迹发生，会挫退病魔，把娜娜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从病魔手中夺回来。　

　　连续几个月里，阿莲从来没有离开过病房一步，她变得形容枯槁，瘦骨嶙峋。有一天晚上，她靠在我的肩头说，我快要支持不住了，我快要不行了。我好累好累啊，从身体到心灵，都极度疲惫。我轻抚着她的腰背，安慰着她，一转头，突然发现她已经睡着了。　

　　医生说，治疗这种病，需要三个疗程，然而，五个月后，第二个疗程尚未结束，阿莲已经囊空如洗。她的存款，朋友们的捐助和借款，还有出售两套房子的钱，全部送到了医院里。娜娜仍然生命垂危。　

　　娜娜出院是在初秋的一个黄昏，那天刮着很大的风。天气预报说，本年度最大的一场台风要来了。大街小巷都张贴着鲜红色的告示，上面写着关紧门窗提早回家等等注意事项。大街上行人稀少，少有的几个行人也都步履匆匆。树叶纸屑和塑料袋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横冲直撞所向披靡，风吹打在脸上，有一种冷冷的硬硬的痛。　

　　阿莲再也无法支付每日昂贵的医药费，她已经囊空如洗一无所有，她唯一拥有的，就是患病的娜娜。她背着一个布挎包，挎包里是她所有的家当。几件衣服，她的和娜娜的，还有娜娜的课本。我抱着娜娜，她在我的身后默默地走着。　

　　娜娜安静地伏在我的怀中，似乎很累很累，她望着已经陌生了的街道，眼光柔软无力。没有钱，娜娜被迫出院。疗程尚未结束。　

　　我带着阿莲和娜娜回到我租住的单元房里，曾经生活在富裕与奢华中的她们已经无家可归。不知道娜娜的生命是否能够得以延续，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不知道这种无家可归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　

　　许多天后，我还能记得那夜的台风。那夜，台风登陆福州。天地间一片灰暗，只有呼啸的风怒吼着从一条条街道里，从一幢幢楼房间，从一棵棵树梢上掠过，它像一个疯狂的巨人，对着阻挡它的任何东西拳打脚踢，咆哮不已。它把楼顶上的广告牌一脚踢到地上，把一路经过的树枝都扯断，把那些低矮的房屋一脚蹬翻。它跌跌撞撞地一头碰在高耸的大楼上，痛苦地嘶声叫喊，它抱着高楼使劲摇撼，想让它们化为齑粉，然而无法达到目的，它就老羞成怒，把每一家窗户的玻璃都砸碎。然后，余怒未消的它继续在福州的街道上游荡，步履踉跄，喘着粗气，恶狠狠地破坏着一切可以破坏的东西。　

　　风力刚刚减弱，暴雨紧跟着就来了。先是一颗一颗，急速地从天而降，凶狠地砸着地面和楼顶，砸出一片爆豆般的声音。接着，雨点密集，像千军万马纷至沓来，像山洪暴发奔泻而下，像天崩地裂势不可挡。锯齿般的闪电劈开了黑沉沉的天空，将高楼和天宇连为一体，照亮了窗外惨白的雨帘，照亮了在风雨中痛苦挣扎的树木。闪电过后是雷霆万钧，雷声在天空中炸响，一幢幢楼房在恐惧中颤抖着……　

　　我和阿莲坐在房间里，望着窗外惊天动地的风雨，窗和门都关得很紧很紧，我们力图把恐惧关在门外，然而，每一声惊雷都让我们的心缩成一团。借助着闪电，我们看见楼下那棵高大榕树被大风吹得歪歪斜斜。我们担心雷声会惊醒酣睡中的娜娜，走到床边一看，娜娜居然睁大着眼睛，她一直没有睡着。她在想什么？　

　　那天夜晚，在风雨飘摇中的那间房屋里，我们一夜无眠。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怀着沉重的心思，坐等天亮。　

　　天亮后，大街上人声鼎沸，到处都是被狂风刮倒的树木，一棵又一棵，歪倒在昏黄的积水中。上班的人卷起裤管，艰难地涉水而行。空中还在下着蒙蒙细雨。　　

　　那场台风一直肆虐了三天，三天过后，云散雾开，而福州已是一片狼藉。　

　　三天过后，阿莲一定要搬走，她说，她不能影响我的生活，她搬到了仓山的一间民房里。而仓山，是福州最贫穷的地方。一间间低矮的简陋的房屋环拱着一幢幢高大的厂房，那些房屋里租住着众多的打工妹。　

　　仓山距离我上班的报社很远很远，那段时间里，我开始参与报社一些重大的策划，经常要出外采访，我们见面的次数便渐渐减少了。　　

　　阿莲离婚的消息我是听芳婷说的，倔强的阿莲从不会在我的面前表露出软弱，也从来不会轻易对我说她的痛苦和伤心。　

　　芳婷说，就在阿莲和娜娜搬迁到仓山后的一个月，她的老公陈林峰从日本回来了，他是回来办离婚手续的。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个矮小的日本女人，那个日本女人四十多岁，脸上却涂抹了一层厚厚的脂粉，但厚厚的脂粉也难以掩盖她的庸俗和老态。那女人浑身珠光宝气趾高气扬，看人时总是偏着头斜着眼睛，一副怒气冲冲的模样。他们手挽着手在街巷中走来走去，唧唧呱呱旁若无人地用日语交谈着，丝毫也不顾及旁边人们的侧目鄙夷。听说那女人是日本北海道一家财团董事长的女儿，她比陈林峰要大二十多岁。　

　　陈林峰提出和阿莲离婚，就在阿莲租住的那间民房里。那个日本女人站在屋外的阳光下，斜着眼睛看着阿莲居住的陈旧低矮的房屋，脸上带着嘲弄不屑的神情。陈林峰没有坐，事实上那间房屋里连一张凳子也没有，要坐也只能坐在咯吱吱乱叫的床上。陈林峰用蹩脚的汉语对阿莲说着，还时不时地夹杂几句日语。他说，他不说汉语已经很久了，他已经忘记了汉语。　

　　阿莲神色平静，她一直在望着陈林峰，用那种空洞的眼神，没有喜悦没有悲愤。她好像在听陈林峰说着别人的故事，她好像不认识陈林峰。陈林峰异常惊惧，他不敢与阿莲的眼神对接，他望着屋顶，用盛气凌人掩盖着自己内心的恐慌。娜娜睡在床上，她已经骨瘦如柴。　

　　陈林峰说，我什么都不要，房子存款都给你。　


二十九　　阿莲一言不发。　

　　陈林峰说，女儿也归你。　

　　阿莲还是一言不发。　

　　陈林峰尴尬地笑了笑，说，你只要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就行了。　

　　阿莲依旧一言不发。　

　　陈林峰拿出一沓钱，放在床上，说，我知道你以后生活辛苦，这些钱留给你吧。　

　　阿莲突然拿起钱，扔在陈林峰的脸上，她说，钱拿走，字我签。　

　　阿莲就这样离婚了，几年的婚姻留给阿莲的只有一个病残的孩子。婚姻是一场赌博，在这场赌博中，阿莲输光了自己的所有。　

　　那些日子里，由于工作繁忙，我和阿莲都是用电话联系。我很少去她租住在仓山的家。每次去看到这一对患难中的母女，我都暗自落泪。娜娜越来越消瘦，由于以前的化疗，她的头发落光了，她的皮肤苍白得几乎透明。每次去她都缠着我，要我讲故事，她坐在门前的小凳子上，膝盖支着下巴，眼睛亮晶晶的。然而，她听了不到几分钟，就睡着了。我把她抱放到床上，悄悄地擦去眼泪。　

　　阿莲很少说话，她脸颊塌陷，头发干枯，神情木然。二十五岁的她看起来像五十二岁一样苍老而疲惫。　

　　每次去，我都会偷偷地揭开锅盖，看看这一对母女在吃什么，她们除了青菜就是土豆，连豆腐都没有。我把身上所有的钱偷偷放在娜娜枕下，然后离去……　

　　有一天，我一如既往地躺在床上想心思，突然接到报社电话，一位本地女子通过和一名台湾男子假结婚，想私渡去台湾，被边防派出所抓获。我不想去采访，我在随时等待着机会离开。可是，他们说，这种稿件只有我做才最合适，因为里面有情感的成分。推辞不过，我只好去了。　

　　在派出所，我见到了破获此案的民警，他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他说，那个男子是台湾高雄人，在福州一家外企做工程师，已经五十多岁了，台湾有妻子。而那个女子是福州本地人，二十五岁。　

　　我说，带那个女子进来，让我见见，我想采访，为什么这些年轻女子都喜欢去外面？　

　　门外想起拖沓而冗长的脚步声，那名女子进来了。我没有想到，她竟是阿莲。　

　　阿莲说，台湾男子就是经常去她家的那个皮肤黝黑的人。他很好，人很善良。她并不想和他结婚，他有家庭，她不想破坏他的家庭。她只是想让他把她带到台湾。她没有文凭，在福州找不到工作，她想去台湾打工，台湾工资高。娜娜患病期间，她借了别人好多钱，她要去台湾打工赚钱。　

　　我问，娜娜呢？　

　　阿莲迟疑了一下，说，死了。就在上个月。　

　　看着满脸愁苦的阿莲，我一句话也说不出。　

　　阿莲走出去后，我悄悄地问民警，阿莲会受到怎样的处罚？　

　　民警说，最少要判半年劳教。　

　　在我第一次离开福州前，我曾经专门去福州所有的劳教农场找过她，警察们都告诉我说，没有叫林凤莲这个名字的人。　

　　从她的朋友那里，我也没有得到她的任何消息。　

　　我不知道她是否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

　　京榕的故事

　　在我认识的众多留守女人中，京榕不像媚娘和阿莲她们那样美艳逼人，但她的真诚，她的纯净，她身上流溢的一种清洁的学生气质，仍然让人一见难忘。她总像孩子一样大声说话，大声欢笑，她的眼睛总像孩子一样明亮清纯，清澈见底。　

　　然而，没有人了解那双明亮的眼睛背后，潜藏的深深忧伤。　

　　京榕是霞浦人。霞浦是福建东部毗邻大海的一个小县，那里同样土壤贫瘠生活苦寒。那里人们的全部收入都依靠渔业，然而近海一带由于几十年来毫无节制地滥捕和没有约束的污染，早就没有鱼虾可以捕捞，无奈，他们只好把小舢板划到东南亚一带，一路饱受风浪颠簸。他们冒着死亡的威胁来到东南亚，却遭到当地军方的驱逐和追杀，他们刚刚撒下渔网又惶惶收起，在隆隆的炮声中吱呀呀地拼命划着小舢板向家园的方向逃窜，能够捡回一条命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霞浦没有出国的传统。生活难以为继的人们只好来到内地更大的城市打工。许多渔民转行从事着建筑业、搬运工这样的重体力劳动；而女人也同样走出家门，到别人的城市里讨生活。　

　　霞浦很贫穷，然而这样贫穷的地方偏偏盛产美女。　

　　京榕曾经给我说过，她的父亲是北京人，母亲是福州人—福州还有一个很美丽的别称叫榕城—榕树是福州特有的树种，所以她才会有这样一个个性显著的名字。然而，她为什么会出生在偏远落后的霞浦，京榕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京榕说，她从来没有见到过爸爸，而妈妈也在她十几岁时去世了。记忆中的妈妈总是满面愁容落落寡合，让人恐惧而难以接近。　

　　我永远都无法忘记第一次和京榕见面的情景。那是在福安，一个和霞浦同属于闽东地区的小城市。　

　　记忆中那是2003年的冬天，正有一种叫做“标会”的民间集资形式，像瘟疫一样在福安这个狭小的城市里蔓延。几个甚至几十个人聚集在一起，每人每月拿出一定量的资金，交给其中的一个人做生意，其余的人坐地分“赃”，而等到下一个月，相同的聚集而来的资金又交给下一个人，让他去做生意。那些日子里，福安的大街小巷人们三五成群，窃窃私语着与“标会”有关的一切话题。福安的经济呈现出畸形的泡沫般的繁荣，大街上游走着操持着各种外地口音的人群，奔驰着各种豪华高档车子。然而，短短的几个月后，这种昙花一现的经济就宣告崩裂，由“标会”构筑的虚拟繁荣瞬间化为乌有。于是，携款外逃者有之，跳楼自杀者有之，精神失常者有之。福安像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一部分人铤而走险抢劫杀人，一部分人神经失常滑入了崩溃的边缘和深渊。　

　　而我是为了采访“标会”才第一次来到闽东小城福安的。此前，对这种欺诈性质昭然若揭的“标会”，我早有耳闻，然而，报社却是直到《中国青年报》率先报道后，才派我前来采访。　

　　为了安全，那天夜晚我扮作一名渔夫，操持着媚娘和阿莲教会我的方言，居住在一家破败狭小的旅店里。　

　　那晚旅店的每个房间每张床位都住满了，因为收费低廉，那些卖鱼的卖菜的扮作瘸子行乞的扮作瞎子算命的都住在了这里。登记房间时，我见到了登记室里靠墙坐着的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姑娘，她面容白净皮肤细腻，短发垂肩精明干练，身上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很清纯的意味，迥然不同于这些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