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3-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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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他和塔克西斯侯爵夫人（Marie Taxis）的相识，对他的余生举足轻重。侯爵夫人不仅是他的施主，也是他由衷钦佩的女性。他们经常见面的地点，是现在意大利境内亚得里亚海边的杜伊诺城堡（Duino），那是侯爵夫人的领地之一。1910年4月20日，里尔克第一次到杜伊诺小住，他惊叹这宏伟的宫殿与壮丽的景观。1911年10月他重返杜伊诺，一直住到第二年5月。
有一天，他为回复一封讨厌的信而心恼，于是离开房间，信步朝下面的城堡走去。突然间，，狂风中似乎有个声音在向他喊叫：“是谁在天使的行列中倾听我的怒吼？”他马上记下这一句，一连串诗行跟进。他返回自己房间，到晚上第一首哀歌诞生了。不久，第二首哀歌以及其他几首的片断涌现，“晚期的里尔克”登场了。经过数年挣扎，他于1915年11月完成了第四首哀歌，接着是长达六年的沉默。
他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回首在一次大战期间他的状态：“战争期间，确切地说出于偶然，我几乎每年都在慕尼黑，等待着。一直在想：这日子一定会到头的。我不能理解，不能理解，还是不能理解！”他遇到前所未有的创作危机，他不得不终日伏案，博览群书。1914年夏，荷尔德林诗集的出版让他欣喜若狂，他那一时期的写作留下明显的荷尔德林的痕迹。
第一次大战结束后不久，他来到瑞士，这里的好客和宁静让他感动，他再也没有踏上德国的土地。瑞士成了他的又一个故乡。
1921年春，他深入研究了法国文学，特别是迷上了瓦雷里。瓦雷里在艺术上的完美让他激动。他写道：“当时我孑然一身，我在等待，我全部的事业在等待。一天我读到瓦雷里的书，我明白了：自己终于等到了头。”他开始把瓦雷里的诗翻译成德文。而瓦雷里以同样的情感报答了里尔克。1924年4月，他拜访了里尔克，里
尔克还在他当时居住的城堡种了一棵柳树，以志纪念。1926年9月13日，即在里尔克逝世前不久，他们还在日内瓦湖畔相聚。
1921年6月底，在一次漫游途中，他来到慕佐（Muzot），一下子就爱上了这瑞士山间的小镇，并决定在这里定居。东道主帮他租下一栋小楼，里尔克很快就搬进去。慕佐成了他一生中最后的避风港。随后几个月，他几乎没离开慕佐一步，等待着那最伟大的时刻再次降临。同年11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他必须像戒斋一样“戒信”，以节省更多的精力工作。
这一伟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1922年2月 2日到5日，二十五首十四行诗接踵而至，后来又增补了一首，完成了《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诗》的第一部分。紧接着，2月7日到11日，《杜伊诺哀歌》第七至第十首完稿。14日，第五首哀歌被另一首精品取代，于是《杜伊诺哀歌》珠联璧合。其源泉并未到此停歇，奥尔甫斯的主题仍萦绕在心头，从2月15日到23日，他又完成《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诗》的第二部分共二十九首。此外，还有若干短诗问世。
2月11日他在给杜伊诺女主人的信中欢呼：“终于，侯爵夫人，终于，这一天到来了。这幸福，无比幸福的一天呵。我可以告诉您，哀歌终于大功告成了，一共十首！……所有这些哀歌是在几天之内一气呵成的。这是一股无以名状的狂飚，是精神中的一阵飓风（和当年在杜伊诺的情形相仿），我身上所有的纤维，所有的组织都咔咔地断裂了——根本不吃饭，天知道是谁养活了我。”他在1925年给波兰文的译者写道：“我觉得这确实是天恩浩荡：我一口气鼓起了两张风帆，一张是小巧的玫瑰色帆——十四行诗，另一张是巨大的白帆——哀歌。”
1922年被称为现代派文学的“神奇之年”，里尔克的这两组诗与艾略特的《荒原》、瓦雷里的《幻美集》、瓦耶霍的长诗《垂尔西》以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起问世。
十
行文至此，我对开篇时对两首长诗的偏激做出修正，这与我重新阅读时被其中的某些精辟诗句感动有关。但无论如何，我仍偏爱里尔克的那几首短涛。在某种意义上，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某种排斥往往是先天的，取决于气质和血液。总体而言，我对长诗持怀疑态度，长诗很难保持足够的张力，那是诗歌的奥秘所在。
这并非仅仅是个人好恶的问题，也许值得再回到西方诗歌的大背景中来考察里尔克。在德语诗歌中有——条由克洛普斯托克、歌德、席勒到荷尔德林将哀歌与赞歌相结合的传统，里尔克正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他特别受到荷尔德林的影响。荷尔德林由于疯狂而独树一帜，先知先觉，极力偏离德语诗歌的正统轨道。里尔克对荷尔德林情有独钟，是他懂得这偏离的意义，他试图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在这一传统链条上，《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诗》在德语诗歌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问题在于，我在前面提到西方基督教的传统以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以希腊理性精神为源头的逻各斯传统，而西方诗歌一直是与这一传统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自《荷马史诗》以来，由于其他文类的出现，诗歌的叙事性逐渐剥离，越来越趋于抒情性及感官的全面开放。但植根于西方语言内部的逻各斯成为诗人的怪圈，越是抗拒就越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到了二十世纪，更多的西方诗人试图摆脱这个怪圈，超现实主义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支，他们甚至想借助自动写作来战胜逻各斯的阴影。
敏感的里尔克从荷尔德林那儿学到的是这种怀疑精神。他的第四首哀歌，是在阅读刚出版的荷尔德林诗集后完成的。这首诗反的正是柏拉图和基督教的基本精神。里尔克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必须扬弃自然与自由之间的区别。人应该向自然过渡，消融在自然里，化为实体中的实体。
1912年1月12日，即他刚刚开始进入《杜伊诺哀歌》时，他在一封从杜伊诺寄出的信中写道：“我在不同的时期有这种体会：苹果比世上其他东西更持久，几乎不会消失，即使吃掉了它，它也常常化成精神。原罪大概也是如此（如果曾有原罪的话）。”
他的好朋友在里尔克和侯爵夫人的通信集的导言中特别提了这席话，并做了如下评述： “一切都应是精神的，一切都应是苹果……理解和品尝之间应毫无区别。正如艺术中图像与本质毫无区别一样。归根结底，不应有什么逻各斯，居于理解和品尝之间，不溶化在舌尖上，正是为了不溶化舌尖上而存在的逻各斯。里尔克生逻各斯的气，生不像水果的滋味那样溶化在舌尖上的逻各斯的气，生耶稣基督的气。尼采断言：怨恨是随着基督教一起来到世上的……”
反过来说，里尔克的局限也恰恰在于此。由于他的家庭环境、教育背景、人生阅历，都注定了他反抗的局限。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他为上流社会所接受并得其庇荫，势必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他必须知道如何和上流社会打交道，深谙他们的语言和教养，其大量的书信正反映了这一点。他行文睿智幽默，寓于一种贵族式的优雅中。相比之下，后继的德语诗人保尔·策兰，由于其边缘化的背景和苦难的历程，在对逻各斯的反叛与颠覆上，他比里尔克成功得多。
如果说《杜伊诺哀歌》是里尔克试图打造的与天比高的镜子，那么《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诗》就是他在其中探头留下的影像，他想借希腊神话中的歌手奥尔甫斯反观自己肯定自己。《杜伊诺哀歌》包罗万象而显得空洞浮华，相比之下，《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诗》在不经意中更自由，也由于形式局限更克制。
与逻各斯话语相对应的是形式上的铺张扬厉及雄辩口气，这在《杜伊诺哀歌》中特别明显。里尔克在其中扮演的是先知，他呼风唤雨，“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由于篇幅限制，我们就不在此多说了。
十一
我自己也在悄悄跟你的那种宿命
感较量，没能得出任何结论。我知道，
诗人一方面受到命运的加冕和垂顾，
另一方面却被命运的轮子碾得粉身碎
骨。他天生要承受这种命运。
——莎洛美回忆录
从《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诗》那疯狂的2月以后，大概由于过度消耗，里尔克的健康开始走下坡路。他感到极度疲倦，嗜睡，体重明显下降。他不得不求助医生，一再去疗养院治疗。
1924年初他重访巴黎，住了七个月，直到8 月才离开。这对他来说几乎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四分之一世纪以前，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诗人，为写一本关于罗丹的专著来到巴黎，如今他功成名就，巴黎笔会俱乐部为他举办招待会，贵夫人争相请他去做客。更重要的是，他想写的作品已经完成。
里尔克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1926年10 月，在采摘玫瑰时，他被玫瑰刺破左手而引发急性败血症，更加剧了病情。他整日卧床，备受痛苦煎熬。11月30日起，为了迎接死亡，他拒绝再用麻醉剂，闭门谢客。12月13日，他在给莎洛美最后的信中写道：“你看，那就是三年来我警觉的天性在引导我警告我……而如今，鲁，我无法告诉你我所经历的地狱。你知道我是怎样忍受痛苦的，肉体上以及我人生哲学中的剧痛，也许只有一次例外一次退缩。就是现在。它正彻底埋葬我，把我带走。日日夜夜！……而你，鲁，你俩都好吗？多保重。这是岁末一阵多病的风，不祥的风……”他最后用俄文写下“永别了，我亲爱的”。
1926年12月29日凌晨三时半，里尔克安静地死去。按照他的意愿，他被埋葬在一个古老教堂的墓地中。墓碑上刻着他自己写的墓志铭：
玫瑰，纯粹的矛盾，乐
为无人的睡梦，在众多
眼睑下。
我主沉浮
周梅森
第十一章
三十六
马达是突然闯进来的，也许敲了门，也许连门都没敲，真是太过分了！
赵安邦当时正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和钱惠人通电话，谈文山上市公司重组的事。迄今为止，文山仅有的四家上市公司全戴上了ST帽子，个个资不抵债，其中山河股份很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以前摘牌退市。赵安邦要求钱惠人和文山市政府务必重视一下，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力促这四家上市公司尽快进行实质性资产重组。
钱惠人在电话里叫苦连天，说是政策支持不等于包办代替，这四家上市公司早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一次次玩重组游戏，一次次坑害股民，玩到今天，可以说是糟糕透顶，公司的优良资产都在这种重组游戏过程中被控股股东掏空了。
赵安邦忍着一肚子怒火，做工作说：“钱胖子，你是谁，你是‘钱上市’嘛，现在又在文山做市长，可以重新制定游戏规则，从头搞起嘛！具体怎么搞，我不管，你办法肯定比我多，我只要一个结果，文山四家公司反正要保住上市资格！”
就说到这里，马达推开门探探头，自说白话进来了，还叫了声“赵省长”。
赵安邦冷冷看了马达一眼，对着电话继续说： “文山经济欠发达，好的股份制企业本来就不多，这四家上市公司真在你钱惠人手上全军覆没了，你脸上也无光吧？……行了，钱市长，不说了，就这样吧！”草草结束了通话。
放下电话，赵安邦没理睬马达，径自走到办公桌前，一屁股坐下了。
马达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赔着笑脸说：“赵省长，对不起，影响你工作了！”
赵安邦没好气地道：“谈不上影响，听你马达的汇报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不过，要按规矩来，我办公室不是旅游胜地，就算是旅游胜地，也得导游领着来！”
马达不无窘迫地解释说：“赵省长，我先去了秘书一处，林处长不在，有事出去了，你这门又半开着，我……我就进来了。本来想约一下的，可……可是……”
赵安邦不客气地打断了马达的话头，“别解释了，以后注意就是！说吧，马副厅长，你突然闯来，又要汇报什么大事啊？”说着，收拾起了桌上的文件包。
马达连连应着：“好，好，赵省长，那我就汇报一下！”却没汇报，见他在收拾文件包，有些不安地问： “哎，赵省长，你是不是还有啥事？要出去啊？”
赵安邦讥讽道：“马副厅长，我的工作安排就不必向你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