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3-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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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十九世纪中期起至二十世纪初，世俗化运动和基督教的对立，似乎是对上帝之死的进一步的肯定。其实无论如何离经叛道，大多数西方作家都延续着犹太一基督教的传统。 “上帝之死”开启了宗教求索的新纪元，一种以自身为途的求索。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里尔克的反叛与局限。他早期的浪漫主义对上帝之死这一主题的迷恋，到中晚期作品中对上帝之死的后果的探索，正反映了现代性在文学领域的嬗变，里尔克的诗歌与基督教的平行与偏离，最终导致一种乌托邦的新的宗教形式。他的二元性的信念是根深蒂固的，恰恰来自于基督教的心智结构。他的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是二元对立的意象，诸如上帝／撒旦、天堂／地狱、死亡／再生、灵魂／肉体。换言之，他没有脱离基督教的话语系统，这从根本上影响了他在写作中的突破。而巴黎时期显然是他对这套话语系统的最大偏离，这与和莎洛美的恋情、俄国原始精神的感召、巴黎的世俗与厌世的对立，以及罗丹言传身教有关。
七
如果说我是你那几年的妻子，那
是因为你是我生活中第一个男人，肉
体与男性是不可分割的，无疑是生活
的本来面目。我可以用你曾向我表白
时所说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向你坦白：
“只有你才是真的。”
——莎洛美回忆录
一个作家的命运往往是被一个女人改变的。1897年5月初，在一位朋友家喝茶时，里尔克结识了莎洛美（kouAndreas—Salome）。那年她三十六岁，比里尔克大十四岁。莎洛美是俄国将军的女儿，在彼得堡冬宫附近官邸中长大，后出国求学，在意大利结识了当时尚未成名的哲学家尼采，尼采向她求爱，被拒绝了。他向朋友们这样描述莎洛美：“目锐似鹰，勇猛如狮，尽管如此，还是个孩子气的姑娘”，“是目前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除了尼采的母亲和姐妹，莎洛美无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后来莎洛美和弗洛伊德又成为好朋友。
莎洛美的丈夫安德里斯（FriedrichCarlAn· dreas），经过多年的冒险旅行后成为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系的讲师。当着莎洛美的面，他用匕首刺进自己胸膛，险些致命。在死亡威胁下，莎洛美同意和他结婚，但有言在先，从新婚之夜到安德里斯死去的四十三年中，她一直拒绝与丈夫同床。
里尔克一见到莎洛美就堕入情网。他在头一封信写道：“亲爱的夫人，昨天难道并非是我享有特权和你在一起的破晓时光？”在猛烈的词
语进攻下，一个月后，莎洛美投降。整整三年，莎洛美成为他生活的中心。
莎洛美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尽管我们邂逅于社交场合，但从那以后我们俩就生活在一起，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对方。”“后来，里尔克紧随他的目标，即追求艺术的完美。很明显，为了达到目标，他付出了内心和谐的代价。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说，这种危险毫无疑问存在于所有艺术努力之中，而且跟生活是敌对的。对于里尔克而言，这种危险更加严重，因为他的才华被转而用来对那些几乎无法表达的东西做出抒情性的表达，最终目的是要通过他的诗歌的威力说出那些‘无法说出的东西’。”
认识莎洛美后，里尔克的改变是不可思议的，从对风景气候动植物的感知到身体上的需求。比如，他开始喜欢素食，跟莎洛美在林中光脚散步。在这一切之上，莎洛美给予他的是安全感和真正自信。从两件事上可以看出，爱情穿透得有多么深：其一，在莎洛美鼓励下，他从此把名字按照德文拼法，完成了对自我的重新命名；其二，他的书写体大变，有一种老式的优雅。他们于1901年曾一度中断通信，大约两年半，即1903年6月他俩又恢复通信。里尔克在信中写道：“谁知道我会不会在最黑暗的时刻到来呢？”此后，里尔克和她的关系从顶礼膜拜转为相敬如宾，友谊持续了一生。
和莎洛美紧密相联的是两次俄国之行。 1899年春，里尔克和莎洛美夫妇一起从柏林抵达莫斯科。到达后第二天晚上，他们见到了列夫·托尔斯泰，一起在克里姆林宫庆祝复活节之夜。五年后，里尔克写信给莎洛美：“我有生以来只经历过这一次复活节，那是个漫长、不寻常、令人战栗而振奋的夜晚，街上挤满人群，伊凡·维里奇（克里姆林宫的钟楼）在黑暗中敲打我，一下又一下。这就是我的复活节，我想人生有此一次足矣。在莫斯科之夜，我得到那信息及非凡的力量，它进入我的血液和心灵。”
他们还认识了俄国画家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他是诗人包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那时包里斯只有十岁，跟父亲到火车站为莎洛美和里尔克送行。他后来非常推崇里尔克，把他的诗译成俄文。
首次俄国之行只是走马观花。1900年5月 7日，第二次俄国之行开始了，这次只有他们俩。为了这次旅行，他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与第一次相比，这次旅行丰富多了。他们专程到图拉去拜访托尔斯泰；去基辅参观名胜古迹，加入宗教游行队伍；乘船沿伏尔加河漂流，看望他曾翻译过的农民诗人。里尔克作了如下描述：
在伏尔加河上，在这平静地翻滚
着的大海上，有白昼，有黑夜，许多白
昼，许多黑夜。……原有的一切度量
单位都必须重新制定。我现在知道
了：土地广大，水域宽阔，尤其是苍穹
更大。我迄今所见的只不过是土地、
河流河世界的图像罢了。而我在这里
看到的则是这一切的本身。我觉得我
好像目击了创造；寥寥数语表达了一
切存在，圣父尺度的万物……
他在1903年8月15日致莎洛美的信中声称：“我赖以生活的那些伟大和神秘的保证之一就是：俄国是我的故乡。”
俄国神话一直陪伴他的一生。
八
豹
（在巴黎植物园）
他因望穿栅栏
而变得视而不见。
似有千条栅栏在前
世界不复存在。
他在健步溜达
兜着最小的圈子。
如中心那力的舞蹈，
伟大的意志昏厥。
眼睑偶尔悄然
张开——一个影像进入
贯穿四肢的张力——
到内心，停住。
似乎有必要把参照的两种译本抄录在下，有助于展开关于翻译的讨论：
扫过栅栏的他的视线，
逐渐疲乏得视而不见。
他觉得栅栏仿佛有千条，
千条栅栏外不存在世界。
老在极小的圈子里打转，
壮健的跨步变成了步态蹒跚；
犹如力的舞蹈，环绕个中心，
伟大的意志在那里口呆目惊。
当眼睑偶尔悄悄地张开，
就有个影像进入到里边，
通过四肢的紧张的寂静，
将会要停留在他的心田。
（陈敬容译）
他的视力因栅木晃来晃去
而困乏，什么再也看不见。
世界在他似只一千根栅木
一千根栅木后面便没有世界。
威武步伐之轻柔的移行
在转着最小的圆圈，
有如一场力之舞围绕着中心
其间僵立着一个宏伟的意愿。
只是有时眼帘会无声
掀起——。于是一个图像映进来，
穿过肢体之紧张的寂静——
到达心中即不复存在。
（绿原译）
说实话，这两个译本都让我失望。陈的形式上的工整破坏了中文的自然节奏，显得拗口，以至于会产生这样的句式“千条栅栏外不存在世界”“壮健的跨步变成了步态蹒跚”。还有“伟大的意志在那里口呆目惊”。相比之下，绿原的译本较好，但也有败笔。比如，“威武步伐之轻柔的移行／在转着最小的圆圈，／有如一场力之舞围绕着中心／其间僵立着一个宏伟的意愿。” 首先两个“之”的用法破坏了总体上口语化的效果，“轻柔的移行”其实就是溜达，而“僵立着一个宏伟的意愿”显然是误导，原意是昏厥、惊呆。结尾处“到达心中即不复存在”就更是错上加错。参照英文译本，我压缩了中文句式，尽量使其自然顺畅。
《豹》写于1902年11月，仅比《秋日》晚两个月，收入1907年出版的《新诗集》中。据作者自己说，这是他在罗丹影响下所受的“一种严格的良好训练的结果”。罗丹曾督促他“像一个画家或雕塑家那样在自然面前工作，顽强地领会和模仿”。本诗的副标题“在巴黎植物园”就含有写生画的意味。
开篇表明困兽的处境：他因望穿栅栏／而变得视而不见。／似有千条栅栏在前／世界不复存在。人称代词“他”有作者自喻的意味，豹是作者的物化。“千条栅栏”用得妙，是从豹的眼中看到那遮挡世界的无尽的栅栏。在这里栅栏不再是静止的，随困兽的行走而滚动延伸。而栅栏这一隐喻代表着虚无，故世界不复存在。一般来说，隐喻是纵向的，是在与望穿、视而不见和世界不复存在的关联中展现自身的。
第二段第一句健步与溜达的对立，而兜着最小的圈子加剧了这内在的紧张，与伟大的意志昏厥相呼应。中心既是舞台的中心，又是作者内在的中心，是内与外的契合点。在我看来，力的舞蹈是这首诗的败笔，因过度显得多余；伟大的意志昏厥则是这首诗的高光点，由内在紧张而导致的必然结果。按雅哥布森所说的横向组合轴来看，力和舞蹈显然是陈词滥调，伟大的意志与昏厥之间则有一种因撞击而产生火花的奇特效果。幸好有了这不同凡响的后一句，才得以弥补前一句的缺憾。
第三段是全诗的高潮：眼睑偶尔悄然／张开——一个影像进入／贯穿四肢的张力——／到内心，停住。显然与开篇他因望穿栅栏／而变得视而不见，与第二段伟大的意志昏厥相呼应。在昏厥之后，眼睑偶尔悄然张开意味着那清醒的瞬间。接着是一连串动词的巧妙运用，从一个影像进入，于是贯穿四肢的张力最后到内心，停住，戛然而止。原文中动词比“贯穿”生动，有滑动穿过之意，而张力指的是静止中的紧张，即静与动的对立。影像到底是什么？显然是外部世界的影像，当它最后抵达内心时停住，暗示着恐惧与死亡。
九
任何人如果在内心深处看到这情
景都会明白：要减缓里尔克在终极意
义上的孤独感，我们所能做的是多么
微乎其微。只在一瞬间，他能亲手阻
断这种孤独感与幻象之间的联系。那
是在高山之巅，他防护着自己免于走
向深渊，因为他就是从那深渊里出来
的。那些看着这情景的只能听之任
之，虔诚但无力。
——莎洛美回忆录
在长篇小说《马尔特纪事》到《杜伊诺哀歌》的十多年时间，里尔克只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玛利亚的一生》。里尔克的创作与生活出现全面危机。他在写给莎洛美的信中缅怀最美好的巴黎时期，即《新诗集》的时期，那时他的写作如泉涌，不可遏制。“现在我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一边肩膀总是冰凉的。我做好了创作的一切准备，我受过如何创作的训练，而现在却根本没有得到创作的委托，这怎么可能呢？我是多余的吗？”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三年，他几乎在文坛销声匿迹。
1910年他和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