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起落叶好过冬 第四辑-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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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地重新引起了人们的认识和反省，她的名字是：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
一　
她生命的开端是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一个十分普通的犹太人家庭。她出生在1898年7月30日。她后来用的名字弗利德，原先只是母亲给她的昵称，而母亲在她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她由父亲带大，父亲一生辛勤工作，是文具店的助理。他最经常看到、也是喜欢看到的图景，就是小小的女儿弗利德，完全迷失在自己用色彩和纸张构筑起来的世界里。她从小就迷画画。　
作为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她没有含着银勺子来到这个世界。可在她成长的19、20世纪之交，她的家乡却处在黄金时期。当时的维也纳是欧洲的文化中心。在那里，一个普通孩子如弗利德，可以尽情享受视觉愉悦、心智健康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公园、咖啡馆里常常在举行音乐会和诗歌朗诵。她不用买门票，就可以整日流连在艺术历史博物馆，和名作对视。她也可以久久地坐在书店，从那些昂贵的艺术书籍上，把自己喜爱的大师作品，临摹在小本子上，不会受到干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维也纳祥和优雅、富于创造性的文化氛围，给弗利德的一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她亲眼目睹了在正常的环境气候下，一个花园可以如何地姹紫嫣红、千姿百态、欣欣向荣。自己就是一个印证——弗利德就是这片花园里孕育出来的一个蓓蕾。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弗利德十六岁。幸运的是，她能够避开战火，按照正常轨迹入学，经历了第一次正规的艺术训练。她选择了摄影专业。在那个年代，女孩子选择这个专业的还非常罕见。两年中，她师从摄影大师约翰内斯·比克曼（Johannes　Beckmann），训练着自己的技能和专业的艺术眼光。弗利德看到，艺术在表现着人的感情，似乎也在在描述着人的状态，可是她已经明白，人和人生，是远为复杂的存在。尽管摄影是艺术中最为“写实”的一个门类，可是经过提炼、提纯以及定格的场景，再普通的一瞬，还是带着强化和浓缩的意味。她写道，“摄影是在捕捉一个瞬间……可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他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他和自己的关系，却是无法用一个短暂的时刻来表达的。”　
倾向于哲学思考的习惯，使弗利德有些早熟，也使她的艺术气质没有在一开始就发酵成泛泛的激情。她的思考习惯，还来自于性格中和事实上的早年独立。十六岁那年，弗利德和继母相处不好，开始离家独自生活，在学校边读书边打工。　
将近一百年前的艺术教育，已经开始了前卫改革和深入探究。而弗利德生逢其时，从做学生到自己成为教师，全程体验和参与了这个过程。现今的一些历史学家和学者，会把文学和艺术，看作是表层的浮华。其实，只要是大家，他呈现的表面绚丽之下，必有深不见底的思想根基。历史学家在摸索的，多是粗大的社会走向之脉络；文学艺术在细细解剖的，却是人们在不由自主中刻意藏匿的内心。在一定程度上，后者是理解前者必不可少的依托；前者又是后者无可离弃的基本背景。　
1915年，十七岁的弗利德成为FranzC～iz～ek的学生。C～iz～ek所注重的艺术教育改革，是要发展未经雕琢伪饰的艺术。他相信，任何一级水平的学生，哪怕是个孩子，他的绘画的依据，都应该不仅是他的学习，还必须是循自己内心之脉动。和弗洛伊德学说合拍，他开掘学生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内心世界。在C～iz～ek看来，绘画只是一种表现内心的形式。来到课堂上，他常常对弗利德和她的同学们这样宣称，“今天，让我看一看你们的灵魂！”　
C～iz～ek的艺术教学改革，给了弗利德巨大的影响。当然，弗利德自己独立反叛、自由散漫的个性，富于创造力和究根究底的思维习惯，也非常适合于接受当时艺术。
哲学领域的新兴探索，她的朋友回忆说，弗利德剪着短短的头发，天天都是那件不变的灰色外套，晚上常常逃课，去剧院或是去音乐厅看演出。　
战争在进行，时局也在变化，昔日的天堂维也纳，开始挤满了潮水般涌来的战争难民。基本的食品开始短缺。很难想象，就在这艰难时期，瑞士画家约翰内斯·伊腾（Johannes　Itten），在维也纳开设了他自己的艺术学校。并且，他本人也在艺术界形成一股新的旋风。随着弗利德转入伊腾的学校学习，她也就深入一步，从C～iz～ek“未经雕琢的自我认识”，进入了一个有着神秘法则的世界。在那里，生命和艺术不可分割地纠合在一起。而她熟悉的“内心脉动”之说，只是走向理解这个世界的第一步。　
在伊腾那里，弗利德了解到，艺术只是字句、声音、形式、色彩和运动之间的联系，艺术是以它独特的方式，使得这个地球和谐。她发现，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很难被简单描述。基本的骨架构成了形体，而精神在形体之中被囚禁。艺术家必须打开、拆散和研究这些形体，除去不必要的部分，重新组合。而精神在艺术重建中释放。弗利德还发现，她自己是那么适合这样的一种氛围，在她的艺术朋友圈子里，在她的艺术作品之中，她自然的冲动能够如此完美地表达出来。
那是一条与战争并行的线索。欧洲的政治家们，正在为巨大的利益，以“祖国需要你”的爱国名义，拖着一个个国家的青壮年，打得你死我活。这场战争几乎牺牲了欧洲整整一代年轻人。而在面包和面粉都紧缺的维也纳，在可能的任何缝隙中，音乐艺术的传承在继续，看似了无意义的精神摸索和探求，在坚持发生。这样的情况，不仅对于年轻的弗利德，对于这个世界，都只是一个现象和事实，而不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二　
师从伊腾的一个意外收获，是二十一岁的弗利德被带进了赫赫有名的包豪斯。　
大概没有一个建筑或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是不知道包豪斯的。包豪斯只是一个工艺美术学校，它是开创现代建筑的四位大师之一格鲁皮乌斯（Walter　Gropius），在德国魏玛创办的。那是1919年，战争刚刚结束。　
包豪斯的目标，按照格鲁皮乌斯的说法，是“给青年建筑师的一个信息”。学校开办不久，伊腾就收到格鲁皮乌斯的邀请，带着几个自己最得意的学生，一起加入。他还是当教师，带去的学生就成了包豪斯的学生，在他们中间，就有弗利德。　
具体地说，包豪斯是要打破美术和手工艺之间的藩篱，也要把建筑和手工艺结合在一起。它既要学生有抽象思维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又强调学生有实现的能力，甚至有动手制作各类产品的能力。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艺术眼光的设计师，成为随之而来的现代建筑、手工艺设计和工业设计的中坚力量。　
几年以后，在格鲁皮乌斯对弗利德的评价中写道，　
“从1919年6月到1923年9月，迪克小姐在包豪斯学习，她以其罕见的、非凡的艺术天赋，表现杰出。她的作品始终是引人瞩目的。她的天赋中多方面的特质，结合难以置信的能量，使她成为最好的学生之一。还在第一年，她就已经开始担任教师，指导新生。作为包豪斯的创办人和前院长，我以极大的兴趣在注视迪克小姐成功的过程。”　
弗利德在包豪斯如鱼得水。在魏玛，包豪斯的老师和学生组成像艺术村的小社群，住在一起。这是艺术家们非常经典的生活方式。弗利德酷爱音乐和戏剧。包豪斯有着整套整套的艺术节活动。弗利德积极参与设计海报和演出。但她还是把主要的精力扎进学习和创作。她喜欢这里的新型课程，它们支撑着她内心的演进，也支撑着实践和艺术之间的连接。她充分利用学校的条件，甚至学习使用印刷机、金属加工机械，以及能够控制的快速编织机等等。她和同学安妮一起制作的书籍装订机，作为学校的成就，还被记载在今天的《包豪斯历史》中。　
包豪斯是如此令人耳目一新。对许多学生来说，包豪斯风格又会成为一种负担。就是伊腾的教学，也会成为一种难以超越的影响。后来的人评价说，弗利德大概是很罕见的，能够消化了包豪斯，又真正从包豪斯“走出去”，重新认识自己、确立自己艺术个性的“包豪斯人”。　
就在这一段时间里，年轻的弗利德，也以痛苦的方式，完成了从女孩向女人的转变。　
故事的起端，还是在去包豪斯之前。刚满二十岁、才华横溢的漂亮女孩弗利德，有着几个追求者。今天人们还找到一些歌曲，是爱上了弗利德的青年音乐家特地为她而创作的，其中一首题为“我一半的生命”。可是，他们都没能得到回应。弗利德的初恋非常单纯。她只是和一个学建筑的大学生，双双堕入爱河。那就是一年之后和她一起去包豪斯的弗朗兹·辛格（Flanz　Singer）。　
他们一起在包豪斯度过了两年愉快的学习生活，一起在课余参与戏剧活动。当时在魏玛，有一些当地艺术家也参与包豪斯的种种活动，他们组成团体，称为“包豪斯之友”。1921年，弗利德和辛格又一起参与组织了一场歌剧，弗利德还为演出设计了海报。一个名叫艾咪的女歌手在歌剧中担任演唱，她改变了弗利德的一生。　
一夜激情演出，弗利德的恋人弗朗兹，爱上女歌手。不久之后他们就结婚了。弗利德给老朋友安妮的信中说：“关键是要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我被无尽头的、绝对的孤独所压倒。愿上帝帮助我度过这段人生。”　
此后在人们的印象中，弗利德没有太大变化，还是那个风趣、富于热情、不停地冒出新想法的女孩。可是，在这样的外表之下，躲藏着另一个弗利德：她变得过度敏感、忧郁、孤独。她在包豪斯的后期作品，风格明显出现变化。她当时的一组作品《黑暗》，表现着自己的噩梦。只有最亲密的朋友看到她的内心，她写道：“我经常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可怕的洪水推动的游泳者……在瞬间，我把头抬出水面……我想要对另一个在游泳的人哭喊出来。幸运的是，我对自己没有任何打算，就连一分钟之后的计划都没有。”然而，她的生活突变，却还不是混乱的终结。　
婚后的弗朗兹和妻子有了一个孩子“比比”之后，他却又回到弗利德身边，成为她的情人。对弗利德来说，她只有过这样一次起于二十岁的单纯初恋，这是从来没有中断的感情。如今回来的，还是她深爱着的同一个人，却已经是别人的丈夫。她无力推开弗朗兹，无力理清自己，更无力摆脱这样的困境。　
1923年，他们已经离开包豪斯，开始自己的事业。几经周折。他们从德国回到奥地利，在维也纳建立了“辛格－迪克工作室”。弗朗兹·辛格是个素质极佳的青年建筑师，两个人在艺术才能上不相上下。在学生时代，他们就习惯了配合默契，如今作为成熟的设计师，合作得更加顺手，大量优秀设计，不断地从这个工作室出来。他们在包豪斯风格中糅入维也纳风情，从建筑到家具、手工业产品的设计都有，工作室的事业十分兴旺。
这就是格鲁皮乌斯说的，他以“极大的兴趣在注视”她成功的那段过程。他们在事业上的合作看上去珠联璧合，可是，两人之间复杂的私人关系，却令弗利德越来越困惑。因此，他们的关系常常是紧张的。弗利德的朋友都记得，她是多么的喜欢孩子。当包豪斯的学生在艺术节设立摊位、卖手工艺作品时，弗利德卖的是自己做的玩偶，她的摊位永远挤满了孩子。她一直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她几次怀孕，最后却都顺着弗朗兹的意思去堕胎了。　
这样的状况维持了差不多有七八年。而弗利德终于在多年挣扎之后，孕育了自己破茧而出的能力。一段起于二十岁的单纯相爱，终于在扭曲下断裂，她主动离开，在维也纳的十九区租了自己的创作室，远离弗朗兹和过去的痛苦记忆。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1931年，三十三岁的弗利德受维也纳市政府的邀请，得到一份向幼儿教师们教授艺术课程的工作。对弗利德来说，创作的成功，并非是她寻求的艺术生涯的全部，这是她内心真正企盼多年的机会。弗利德是一个画家，她更是一个思索中的画家。对她来说，探索艺术发生和生长的哲学，是她艺术实践中无法分离的一部分。也许，这就是她接受的早年教育中，大师们留下的痕迹。　
她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进一步推进了她从伊腾那里学到的艺术教育。　
伊腾是一个天才的艺术教育者，可他自己并非一流画家，弗利德恰恰可以弥补这个缺憾。她的教授过程，全都用最出色的、鲜活的示范和作品来表达。这工作简直就是为她的理想而量身打造的——她的教学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