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乡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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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会在昆明昆华中学礼堂举行,观众达一千多人,连演三天。赵先生上台独唱,马思聪上台独奏。
赵先生唱着,唱着,忽然自报节目:“下一个节目,《颂歌》,用外语演唱。
这是一支观众几乎没有听过的《颂歌》。赵先生演唱用的外语,几乎没人听懂。
知道底细的,是马思聪:赵氵风在用俄语高唱《斯大林颂》!
在观众之中,懂英语的大有人在,懂俄语的几乎没有。赵先生用极为巧妙的办法,居然大庭广众之中,在云南军阀龙云的鼻子底下,唱起了献给斯大林的颂歌……
赵先生跟马思聪,相视而笑,弄得马思聪的妻妹不知所以,莫名其妙……
在战火连绵的岁月,马思聪一家如同水上浮萍,东西南北,四海为家。1957年9月23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说:“回忆从1943年到1949年七年中,我们搬了二十二次家,生活非常不安定,常常只能把谱纸放在膝盖上写作……”
散而聚,聚而散。他和李凌、赵氵风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散散聚聚,聚聚散散,不论李凌远走柳州、桂林、台湾,不论赵氵风奉命前往缅甸,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党,一直关心着马思聪。
难忘,难忘。1946年,国共两党面临公开决裂,空气中夹杂着火药味儿。就在这时,周恩来召开了各界知名人士的座谈会,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当李凌暗中把会议的时间、地点告诉马思聪,他,不顾白色恐怖,坦然赴会……
难忘,难忘。1947年,马思聪在广州艺专当音乐系主任,地下党在香港办中华音乐学院,李凌聘请马思聪兼任院长。马思聪答应了,每个月跟夫人王慕理一起到香港去一次。他们不住旅馆,晚上把课桌一并,在教室里一躺,就过夜了。正巧,赵氵风也到香港来了。有一天,乔冠华请马思聪、李凌、赵氵风在茶楼吃早茶。难得的聚会,聊了一上午,肚子里的话儿还没有倒光、中午,换一家餐馆,边聊边吃中饭。真是“话逢知己千句少”,说了一下午,话儿仍像流水一样,没完没了。干脆,上“皇后酒家”去吃晚饭,一直推心置腹地谈到深夜——那,确是难忘的一天!
不久之后,广州艺专音乐系,来了两位新教员,一男一女,兄妹相称。男的名唤吴夫田,人称“吴先生”。此人开三门课——声乐,合唱,音乐欣赏。论教学,无可挑剔的。吴先生口才不错,也颇有学识,显然是音乐界的行家里手。学生喜欢听吴先生的课,说他讲得活泼,知识面宽。
吴先生为人随和,跟同事们都合得来,只不过他在课堂上口若悬河,而跟同事们在一起沉默寡言,绝少谈及自己的身世。
一位姓黄的老师,不知道怎么搞的,对吴先生发生了特殊的兴趣。他觉得,吴先生来得溪跷。他在国内音乐界混的日子不算少,稍有名声的人物他略知一二。这位吴先生既然颇有造诣,怎么如此眼生,连名字都从未听说过?
黄老师知道吴先生是系主任马思聪介绍来的,便去查问马思聪。不料,马思聪哼哼哈哈,爱理不理,问不出个究竟来。
黄老师越发对吴先生发生怀疑。他发觉,每当星期六,吴先生便不知去向。到了星期一,吴先生又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出现在学校中。
当然,黄老师本身,也是某种神秘人物。他跟国民党当局的眉来眼去,同事们早有觉察。
吴先生教了一个学期。学期结束时,学校举办音乐会,吴先生登台指挥,大显身手。
音乐会结束时,吴先生和马思聪肩并肩步出礼堂,黄老师紧盯在他们身后。就在这时,门外忽然有一外地赶来的青年,手舞足蹈朝吴先生大声呼喊:“赵先生!赵先生!”
马思聪为之一惊。吴先生闻而不睬。两人只顾加快步子往前走,不理那青年。
黄老师在他们的身后,看得一清二楚。
从那以后,吴氏兄妹销声匿迹,不知去向。
不久,人们从黄老师嘴里听说:吴先生,乃共党分子赵枫也。吴先生之妹非别人,乃赵氵风之妻。赵氏夫妇每星期六,都返回香港,去汇报工作……
不久,马思聪也离开了广州艺专……
在那艰难的岁月,马思聪虽然是党外人士,但是他有正义感,他不满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站在共产党的一边。他是党外的进步人士,跟党的地下工作者结下了深情厚谊。
正因为这样。马思聪才拿起自己的笔,写下了一部又一部反蒋的“大合唱”;也正因为这样,在1949年4月,马思聪会离开香港,毅然北上,为新中国的诞生欢呼雀跃。
大哥播下音乐的种子
“偶然的机会让我从一个音乐热烈的爱好者转为音乐专门学习者。在我正式学习小提琴之前,我玩过几种乐器,先是风琴,后来吹口琴,又弹过月琴。我能在月琴上面背出好几首很长的粤曲。有一天,我的大兄从国外带回一只小提琴,从天鹅绒的盒子里提出来,闪耀着黄色的光亮,这乐器能发出多么漂亮的声音啊!我就决定学习这乐器,我幸运地在11岁那年到法国去,我所受的的音乐教育就完全在法国了。”(马思聪《创作的经验》,1946年10月《音乐艺术》杂志三卷一期)
马思聪,这颗中国璀璨的音乐明星,是从广东海丰县升起的。
1911年阴历3月21日,马家老宅增添了一个新生儿,取名“思聪”,愿他聪慧之意。
父亲叫马育航,个子不高,瘦削,一介书生而已。
马育航先生一生坎坷:在他16岁的时候,父亲故世。他有一兄一弟和一群小妹妹。哥哥亦早亡,弟弟有点痴呆,于是一家生活重担便压在他的肩上。他靠着教私塾、写文章,成为支撑全家的栋梁,使寡母和弟妹在艰难中终于得以维持生计。在民国初年。马育航先生当上了广东都督陈炯明手下的广州财政局局长。后来,还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天然资源委员会锡矿局广州分局”的局长,也曾在汪精卫手下做过事。1938年,他遇刺身亡于上海。
马思聪的母亲黄楚良,从小不裹脚,知书识礼。她开朗,善良,胖胖的脸上,眉毛又细又淡。她开朗,善良,总是漾着慈祥的微笑。
马思聪生活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在十个兄弟姐妹之中,他排行第三:
长兄 马思齐 曾留学巴黎,攻读法国文学。
二哥 马思武 也留学法国。解放后在对外贸易部上海办事处任职。
大姐 马思锦 已故世。
四妹 马思梅 上中学时去世。
(五妹年幼夭折,未计在内)
六妹马思荪(又名马思荃)钢琴家。“文革”后迁居香港。
七妹 马思莹十一岁时病亡。
八妹 马思琚 大提琴家。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
九弟 马思宏 小提琴家。现居美国。
十妹 马思芸 长笛演奏家。曾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文革”后迁居香港。
兄弟姐妹众多,父亲收入菲薄,马思聪的童年是清苦的。早上,一碗白粥而已,母亲给每个孩子十来颗用盐水煮过的乌豆,或者一撮捣碎了、拌了盐花的黑芝麻,就算是小菜。一顿饭,就这样打发过去了。
然而,这一群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却跟音乐结下深缘:马氏兄妹中,五人以音乐为职业。此外,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马思宏的夫人董光光,都是钢琴家。他们的姻缘,显然是音乐从中牵线。马思聪的女儿马碧雪、马瑞雪,儿子马如龙,是钢琴家、小提琴手。马思荪的女儿马常子、女婿顾国权,都是钢琴家,儿子马庸子是大提琴手……马家如果大聚会,可以组织起一支庞大的“马氏乐队”!
马家是怎样跟音乐联姻的呢?
1967年5月2日的日本《世界周报》上,曾在一篇介绍马思聪的文章中说:“马思聪的祖父母及父母都是音乐家。”其实,这只是文章作者的“合理想象”而已。
马思聪的祖父母、父母,何曾是“音乐家”?
1935年,马思聪应上海《良友画报》之约,曾写了《童年追想曲》一文,详细地回忆了自己步入音乐之宫的历程。
“我的家庭一向和音乐是很隔绝的,亲戚里头想找一位能拉拉胡琴,吹吹洞萧的人是办不到的事;因此我幼年和音乐接触的机会很少。我第一次听见音乐是我3岁那年在外祖母家里听留声机,母亲说我那时跟着唱片一齐唱,唱得怪有趣的。”
细细追究起来,马思聪的母亲身上,倒有几个“音乐细胞”。她会哼几句粤曲。
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哼起了广东民间的摇篮曲。马思聪曾说,从母亲的歌子里得到灵感,在1935年创作过一首《摇篮曲》。
不过,母亲与“音乐家”之间,毕竟还差十万八千里!
“我七岁时听堂嫂嫂在风琴上弹中国调;不久我自己也学晓(即学会——引者注)了,母亲就买一架风琴给我、记得我那时手细,不能效堂嫂嫂以八度和奏,我就以三度音代之,现在想起来,这倒比较合于和声呢。
“风琴是我的第一个乐器。我九岁人小学寄宿,同学们吹口琴,我也是其中之一。后来我又跟一位中学生学弹月琴,我会背出好几首长不愿绝的粤曲。”
马家的音乐种子,是大哥马思齐播撒的。
马思齐比马思聪大10岁。他在巴黎研读法国文学。1933年,他返回故里度假,提着一只葫芦形的匣子。
匣子打开了,放在天鹅绒上面的,是一把黄灿灿的小提琴,顿时使马思聪着迷了。
那时候,马思聪不过12岁。
马思聪央求大哥教他摆弄这新奇的乐器。就这样,大哥成了他的小提琴“启蒙教师”。
不过,大哥只是个“半通”而已。他说自己拉得不好,巴黎的音乐家拉小提琴,才好听呢。那琴声,像夜莺,像云雀,像浪潮,像流水,像春风,如彩云追月,似百鸟朝凤……
“‘你高兴学吗?将来带你到法国去学。’大哥随便说出。我很高兴:‘我一定去。’我说。其实我高兴的并不全在乎去学提琴;离开学校到外国去看看新奇,这才好玩呢。”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弟弟竟然信以为真,以为大哥答应带他去法国。小马思聪成天做着“法国梦”、“音乐梦”……
暑假转眼过去,马思齐要动身去法国了,马思聪吵着要跟哥哥一起去。
这怎么行呢?哥哥才20出头,弟弟不过12岁……
马思聪是个犟孩子。他扯着哥哥的衣襟,拉着母亲的衣角,哭着,嚷着:一我要跟哥哥去!我要到巴黎去厂
“我是很固执的小孩,以‘一定’始就以‘一定’终。”马思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成天价被拉着衣角,母亲编排出话儿,吓唬马思聪:“到了法国,看不见爸爸,看不见妈妈,你会想家的,会哭鼻子的!”
“不想家,不想家,我一定不想家!”马思聪又口口声声“一定”起来。
看着马思聪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母亲心软了,竟然答应了他的要求。
“起程之日到了,小船把我们送上大船,小船又把送客送回去。失了魂似的我立在甲板上望着近山远山,望着阴天,望着海。我在想:这海将更辽阔,无涯,远,远,远;我便是这样如梦地离开了祖国。
“‘我们在大雪之日到法国,巴黎给我童年的第一印象,只是黑房子,雪和雾。
一切先前的兴彩都消失了,这是寂寞加上荒凉,但并不回头想回国去。
“我们先到方登白露(Fortainebbon)住。大哥给我请一位女教师,这是我第一位教师。我还记得我很看不起她的提琴。琴上全胶满黑墨墨膏药似的东西。后来我才明白这黑墨墨的膏药是用来把琴装饰得旧一点,因为旧琴才值钱。
“她拿起弓,放在A弦上,来一个下弓。——‘敢啥!’她说。我学了。‘谢哈。’她又说。
“我立刻明白,‘敢啥’一定是‘这样子’。‘谢啥’即‘就是这样子’。这是我早懂得的法语。”
跟法国的孩子玩呀,闹呀,才半年功夫。马思聪就能对付着讲点法语了。
后来,马思聪随大哥迁往巴黎。“在巴黎请的也是一位女教师。她很严,进步也似乎快一些。一天总算弹得三个钟头。”
音乐的种子,就这样在马思聪幼小的心灵中萌发了。
“我记得,那时候弟弟成天关在屋子里练琴。我怕他太累,就给他买了一只皮球。累了,他就拿起皮球,独自对着墙壁打球。打了一会儿,又拿起小提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