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七年-第3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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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便形成了轿子。
木制长方形框架，于中部固定在两根具有韧‘性’的细圆木轿杆上。轿底用木板封闭，上放可坐单人或双人的靠背坐箱。轿顶及左、右、后三侧以帷帐封好，前设可掀动的轿帘，两侧轿帷多留小窗，另备窗帘。
其状有如车舆，并加种种装饰，乘坐舒适，这就不是肩舆而是轿舆了，唐宋以后开始盛行的就是这个。
不过也不是你想坐什么样的轿子就能坐什么样的，得看级别。
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
隆庆二年，应城伯孙文栋违例乘轿被告发，立刻被罚停俸禄。
满清王朝也是规定：“汉官三品以上、京堂舆顶用银，盖帏用皂。在京舆夫四人，出京八人。四品以下文职，舆夫二人，舆顶用锡。直省督、抚，舆夫八人。司道以下，教职以上，舆夫四人。杂职乘马。……庶民车，黑油，齐头，平顶，皂幔。轿同车制。其用云头者禁止。”
官员需
按例，百姓有钱也不得逾制。
民间所用的轿子分素帷小轿和‘花’轿两种，前者系一般‘妇’‘女’出‘门’所用之物，后者则专用于婚嫁迎娶。
这个跟后世还不一样，后世是对官员坐的车有限制，但是民间则不管，只要你有钱，坐什么车都成。
大明朝最大的轿子自然便是当初真定知府先给张居正张阁老的那一顶三十二抬大轿了，轿子制作极尽奢华，耗用了无数的珍贵材料。而最骇人听闻的便是其面积，里头的面积合算成后世的单位的话，便是五十多个平方，赶得上一般的两居室或者没有客厅的三居室了（比如说苦‘逼’的梨子现在在北京二环附近合租的那个房子）。里头分的有客厅，有会客室，还有卧室和厕所，可谓是齐全‘精’细。轿子外头还有一圈儿走廊，有栏杆围绕，若是首辅大人在里头处理公务累了，便可以在外头溜达一圈儿，凭栏远望，看看景致，舒缓心情。
终明一朝，也没有比这个排场更大的座驾了。整整要三十二个人抬杠，少一个都不成。而且轿子实在是太大，当年张相爷坐着这大轿子回老家江陵，一路上因着轿子太大过不去的地界儿可不少，于是路窄则修路，桥小择修桥，街面太窄那就直接拆了两边建筑！
当真是威风凛凛，煊赫无比。
这等座驾，若是放在后世的话，怕是可以比肩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
“我非相，乃摄也”
这位张相爷的权势，已经超过明朝历史上绝大部分的皇帝，怕是也只次于洪武永乐二位大帝了。
谢升谢天官的轿子自然没有张阁老的那般霸气，事实上，他的这架暖舆不过是两人抬着而已，规格可谓是很小。但是小归小，却是极为的‘精’致。
两根抬竿并非是用最常见的竹子制作，因为竹子质地软而坚韧，晃晃‘荡’‘荡’的一般人坐着是‘挺’舒服的，但问题是谢天官却是耐不得晃‘荡’，平素里坐马车，有时候都得尽量行驶的平稳了的才成，若不然谢老爷便是容易眩晕呕吐。
若是一般人家，选个又结实又坚韧，还不晃‘荡’的，用枣木就是很好的选择了。但谢天官是什么人？谢天官是何等的气派，何等的身份？是以两根抬竿都是用上等的紫檀木打造，粗如儿臂，沉重结实，是一种紫黑‘色’的厚重颜‘色’，很是名贵。从头到尾一般粗细，分毫不差，表面打磨
的光滑溜溜，就跟上了一层釉也似。
上面放置了一张上好的湘妃竹编成的躺椅，可坐可卧。而在椅子的周围以及下面，则是一圈儿薄薄的‘花’梨木板，上面雕刻着极多极为繁复的‘花’纹，乃是百鸟百‘花’图案，一喙一羽一枝一叶，莫不‘色’彩斑斓栩栩如生。‘花’梨木板外面还围了一圈儿天青‘色’上等锦缎做成的帷子，这些帷子都是双层的，内层外层都是锦缎，内里夹得却是厚厚的棉絮。
谢老爷怕冷，如此便可更好的防寒防风。
而生怕谢老爷在里头呆得气闷，因此肩舆顶上的木板是可以打开的，外面是用细细的竹篾又编成的一个外顶，若是闷热了，便可以‘露’出这个顶子来，通通风，换换气。
和一般的轿子是上下高度大于四周边长不同，谢大人这肩舆，却像是在两根木棍上面给安了一个木头匣子也似，这木头匣子前后长，左右窄一些，高度则是和宽度差不多，说难听点儿，活脱脱就像是一个长度缩小，高度宽度加大的棺材。
不过显然人家谢大人不这么想，好看不好看且不说，总归是很舒服就是了。
那上好的竹制躺椅上铺着一张厚厚的黑‘色’‘毛’皮，若是仔细看的话便会发现，这竟然是一整张黑‘色’的棕熊皮！皮子跟巴掌一般厚重，表面的长‘毛’足有一寸五分左右，也不知道杀了之后是怎生保养的，不知道剥下来多久了，还是柔软光滑，甭管是再冷的天儿，一‘摸’上去也很是温暖舒适。
这熊皮上竟然还连着熊头，四只硕大的爪子，包括尾巴，都是一应俱全，竟然是全须全眼的一整张熊皮。这熊活着的时候也不知道有多大，一张‘挺’大的躺椅根本就铺不开，熊头直接甩在了躺椅的靠背儿后面，四条‘腿’也都是在两边耷拉着，至于那尾巴，则是直接撂在了前面的脚踏上。
两个家丁兼轿夫把肩舆放下来，然后小心翼翼的扶着谢老爷钻了进去。
谢升才在外面站了也就是一分来钟的时间，便是冻得有点儿受不了了，脸‘色’有些发白。这会儿把自己整个儿给缩到宽大厚重的熊皮里面，感受到其中的温暖，不由舒服得叹了口气。
他摆摆手，两个轿夫便是抬起肩舆，稳稳当当的搭在肩上，然后向下走去。
这两个轿夫显然是极有经验的，而且身板儿壮实，魁梧有力，能够轻松控得住这这肩舆。虽
然是顺着山道往下下台阶，但他们却是走的非常平稳，只有细微的摇晃。
两个卫士一个摁着刀在前面开路，顺便踩一踩脚下的地面，提醒两个轿夫地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有些打滑，让他们小心着点儿。另外一个则是在后面跟着护卫，梁管事紧跟在轿子旁边儿伺候着。
两个轿夫走的很稳，脚下也很快，梁管事几乎要快走着才能跟上。但就算如此，轿子里头的谢升也是丝毫感觉不到什么颠簸的。
一路上过去，下人仆役们见到纷纷跪地磕头，等肩舆过去了才敢起来。
等到了府‘门’口的时候，伺候在谢升轿子旁边儿的摁刀甲士已经是变成了四个，都是顶盔戴甲，身上的甲胄竟然都是上好的紫铜山文甲，比董策穿的那全身铁甲防御力要差一点儿，但是重量却是轻不少，大约也就是三十斤不到的样子。重量轻了许多，活动起来自然是方便矫健！
不愧是吏部尚书，身家就是丰厚，底蕴十足，随便拿出几套山文甲来也是轻易。
这四个摁刀甲士都是差不多一米八左右的个子，个个儿都是高大健壮，孔武有力，在这个时代，这等身高也是很不多见的。四个人脚步很沉稳，动作却很迅速，浑身肌‘肉’紧绷绷的充满了力量，他们走路都是微微低着头，眼睛看着前方，膝盖也是微微弯曲。如此一旦出现什么情况，立刻便是能窜出去应付，显然不但是有一身功夫，更是经验丰富。别看他们在梁管事面前那般唯唯诺诺，一副奴才的样子，但那只是畏惧于谢升的权势。真要是把他们拿到江湖之中，那也是响当当的一条好汉。
而除了四个带刀卫士之外，还有六个手持哨‘棒’的家丁，这六个家丁也是一脸凶悍的样子，哨‘棒’顶端还包着一层厚厚的铁，若是敲击在人脑袋上，怕是一棍子下去就得脑浆迸裂。
一行护卫眼睛都是警觉的看着周围，很是警惕。
到不能怪他们小题大做，实在是因为这会儿大明朝京城的治安只能用不堪二字来形容。
大明朝前期的时候，无论是洪武帝还是永乐帝，都是厉行酷法，当时穿错衣服，带错帽子，穿了靴子，都有可能被杀头，不但律法森严，而且执行的也很有力。而且当时百废待兴，吏治清明，可说是不折不扣的太平盛世，恶‘性’案件便少一些。
但是到了明朝
末年，一切就不一样了。明朝中后期，社会生活靡然向奢，越礼逾制成为社会之风尚，民间社会也是游杂多变，人人自危，‘奸’顽之民大肆猖獗，寻衅闹事；市闾游逛，不务生理，招摇撞骗，治安，尤其是城里的治安，情势都是急转直下，便是京城也不例外。朝廷倒也不是没采取什么法子，像是弘治之末，设捕营参将把总等官，专捕盗事。武宗正德初年，又在京城内添设把总二人，每位把总下辖四名军官，每经负责城内外的巡逻与捕禁之事。在正德十年，嘉靖六年以及万历二十年，因京师多盗，各个机构又治事不力，管理松懈，又先后增加了巡逻士卒。到万历，京师又增提督一名，参将二员把总十八个，巡逻士卒达一万一千人，人数不可谓不多，但效果着实是没见到多少。
第547章 五四六 宵禁（）
世风日渐没落，小打小闹纯粹是扬汤止沸，而且就算是朝廷的力度再大，决心再强，但内部的官员大部分却是荒于职守，导致京城内外盗贼猖獗，流氓恶少充溢市闾，地棍无赖横行乡里，官府屡禁不止，难以尽绝。
而在这种窘境中，皇帝的反应却是很无力的。
“京畿多盗，命都察院锦衣卫各遣官擒捕，仍命都察院揭榜，禁约官校扰民。”
“命锦衣卫指挥佥事陈端捕盗于顺天、保定二府，时京城内外多盗故也。”
“‘京师属有一人杀一家三人者，又有日中杀人者，今尚不不获，乞严为之禁。’上命停巡城御史及巡捕官俸，现限捕之。”
“召锦衣卫官于日升，刘侨跪槛外，上曰：‘京城内外盗贼，严行缉捕是尔等职掌，如再玩忽，当即处治。’”
“帝以‘城内劫杀屡闻，城外道路梗塞，锦衣卫东西司房，巡捕五城衙‘门’职掌安在？乃令盗贼充斥至此。’责令回话”
反正吧，皇帝训几句话，下面的人吃顿挂落，这治安就能好点儿，但是没多久，就又恢复原样儿了。
而明朝中后期之所以这么多的盗贼，跟其兵制还有关系，明朝的士兵，待遇极差，地位极低，逃亡者甚众。而偏偏明朝的户籍管理制度，路引制度又是非常之完善，他们这些逃亡的军户都是黑户口，进程不敢进，到了乡下也能让人给拎出来。
偏偏他们又是有些武艺在身，胆子比一般百姓大得多，所以干脆就啸聚为盗。
京城内外，迩来‘奸’恶之徒日滋月盛，三五成群，日则在于行凶害人，夜则荒‘淫’赌博，甚至占人妻‘女’及为人报复‘私’仇，为害不可枚举。强窃盗贼多起于此。”
就连都御史王公也“恐盗入其室也，终夜防守多至废寝”。
正德年间：大学士杨廷和等言：“近日武清、东安等县……，俱有盗贼生发，少则四十人，多则百余人，披甲盔兵器，……，烧毁房屋，杀掳人口，抢夺财物，往来公差内外官员悉被其害，道路为之不通，而京城之内，东直‘门’及大时雍等坊，强贼白日剽杀，”
万历年间：“京城内外盗贼生发，各该巡捕后备官，虽不系本管地方，有能协力捕获者，纪录擢用。”
宣德年间：“严京城捕盗之禁。时京城多盗，都御史刘观等议于五城兵马司各增官军一百人与同捕捉，每五十家置巡更捕一，遇夜以十人守之，有盗贼有违夜禁者皆听捕以闻。上从其议，命英国公张辅同五军督府按坊遣军助之。”
天顺年间：“以京师内外多强盗，命都察院出榜申谕诸人擒捕，若得实其原捕及首告人，赏钞二千贯贼赀，官旗、军校升一级，民匠加赏银十两”（《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九十七，天顺二年十一月壬寅）；
弘治年间：“先是，京师‘奸’民马纪，夜聚诸恶少马聪等，持刀入民‘妇’家，‘逼’而‘淫’之，劫其财，为逻者所获。”
嘉靖年间：“盗入杨威营把总指挥采雄家，杀其妻并子‘女’四人，巡按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