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七年-第2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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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并不靠海，便是离着最近的辽海也就是后世的渤海，差不多也得有个几百里远，但是这并不妨碍晋商成为大明朝最煊赫，势力最大，实力最强的盐商之一。
食盐历来是国家专卖的，从桓宽《盐铁论》开始，由于食盐利润非常大，国家严格控制盐业生产和盐业交易，只是到明朝这种现象便改变了。
蒙元被驱逐到塞外之后，却是不安分，一旦遇到水、旱、蝗灾，往往便会南下，为祸甚烈。当初太祖洪武帝，成祖永乐帝之时，大明朝正是巅峰，兵威浩荡，军事实力傲啸天下，打的蒙元狼奔豕突，那会儿自然是没什么问题。但是自从当年英宗率五十万京营精锐御驾亲征结果兵败土木堡之后，双方的攻守局势便开始扭转。
大明朝花费巨资，重建长城，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设立九大边镇，屯边军近百万之数。
接近百万大军，以及这些大军的军属加起来，可就是数百万了，这些人的吃饭问题，便是很不好解决。军需粮秣消费量巨大，仅靠朝廷财政经费支出，久而久之财力损耗巨大。朝廷便号召商人运送粮食到边关去，政府给商人以好处，如果你运来粮食，就开给你盐引也就是贩卖食盐的凭证。这便是开中法，开中法早在洪武四年便已经实行，这也是最典型的朱元璋式的政策看似绝妙，实则无法长久，时日一长，便会从善政变成大大的恶政。
按照开中法运粮食的商人大军中，自然少不得晋商，而晋商发给盐引之后，最早划给他们支盐的所在，乃是河东。而此时，食盐的销售范围，哪里的盐销往哪里，哪里的商人能去哪儿支盐，能把盐销往何方，都是朝廷划定了的。河东盐行销范围主要是晋南地区、陕西南部、河南北部等一百二十多个州县，在这些地界儿，食盐的销售价格朝廷不管。因此其利润空间非常大，晋商抓住政策变化这一契机，纷纷北上南下，由此大发利市，迅速的积累了巨额财富，地方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运城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此处古名潞村，后来那海德俊将盐运使署移到了潞村，起名凤凰城，至明清时期，由于盐运使署设置在凤凰城，便改名为运城。运城因盐得名，因盐勃兴。
“开中法”调动起了大家的积极性，但是久而久之，粮食陈腐，多得吃不了，且河东产盐量有限，逐渐商人手里开始持有大量的空引，在河东兑不了现，成为社会一大弊端。这迫使朝廷二次改革开中法。商人以后不用向边关运送粮食，可以交银子换取盐引。对于大家手中持有的空引，政府编成十组，分十年一一兑现，每年兑现一组。兑现后，不仅可以在河东支盐，而且可以到全国各大盐场支盐。
这也就是所谓的“叶淇变法”。
当然，这只是官面上冠冕堂皇的说法。
在时任户部尚书的叶淇变法之前，开中制已经被破坏到了有名无实的地步。其一，明朝廷增加了每引盐的纳粮数量，使商人望而生畏，不愿纳米开中。其二，权贵上奏讨取盐引，垄断开中，贩卖私盐，使开中商人受到排挤。其三，灶户不堪剥削，纷纷逃亡，盐产量大减。其四，明朝廷基于财政的需要，始终对盐商采取提前敛取的政策，任意增发盐引，造成商人手中持有的盐引过多，甚至到孙子那辈都得不到兑现，严重挫伤了他们开中的积极性。
甚至有的商人手中持有二十七年前颁发的盐引无法兑现，以松江为例，英宗正统年间有待政府支盐的盐引就多达六十多万引。成化十四年，又出现了大同各边镇城池草豆不足，开中长芦、河东盐引而无人上纳的局面。弘治二年因无盐可支，明朝廷就允许盐商购买灶户正课之外的余盐以补正盐之缺，结果引起私盐泛滥，全国陷入“民日贫，财日匮”的窘困局面，于是才有了叶淇变法。
叶淇的盐法变革，将原来的开中制变为开中折色制。变法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原来到边区纳粮，变成直接交钱，以换取盐引。换句话说，折色制与开中制的不同之处在于，筹集边饷的方式不同，前者以白银为中心，后者以实物为中心。
大明朝的朝廷正税，其实真的很低，政府可控制的财政收入有限，叶淇变法等于将盐税揽在国家手中，也就是让盐商直接缴纳白银到中央政府，换回盐引。至于往边关运粮，就不用他们操心了，由中央朝廷花钱组织运力，往边关运粮，由此以保障边防军饷军粮。
此制的确立，标志着边饷筹集体制由物物交换到了银物交换，大小也算是个进步的。
但是这事儿，实际操作起来，其实非常时期不靠谱的。
以前的时候，商人直接把粮食运到了边关，交到了当地官府的手中，过程虽然复杂，路途虽然遥远，但是负担是压在了商人的身上。而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他们还肯运粮往边关换取盐引，那就说明其中定然是有利可图的，而且利润不小。若不然，谁会这么傻？商人运量，至少没有大小官员，各级官吏的层层盘剥，而边关的粮食，也可以得到保障。而改革之后，商人们实际上就是花钱买盐引，然后政府拿这笔钱去买粮运粮实际上这当然是不可能的。钱进了官府的手里，进了那些贪官污吏的手里，想让他们拿出来，那可比登天还难。倒是各级官吏，趁着这个机会，大发利市。粮食要运到各个边镇，那得过一层层的手，好处就被一层层的分润，这样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边关将士们拿到手的粮食，越来越少。而朝廷多了对边将的这一层钳制，文官地位越来越高，武将地位就越来越低。
第374章 三七三 猴戏（）
说白了，改革前，受罪的是商人，但他们还有得赚——而改革后，受罪的就是边军了。
这更是为日后明朝末年边军将士穷困如乞丐埋下了一层伏笔。
便是在当时，叶淇变法也是一件颇具争议之事。
大明初建之时，国空民虚，米贵银贱，边关尤其如此。商屯的出现，使得米的供应充裕，于是出现了米贱银贵的情形，边关粮食得到保证。在叶淇变法之后，商人每引盐向军仓输米两斗五升，过去值银三钱，现在仅值银五分。若将纳米改为缴银，每引征其盐税银三钱五分到四钱二分钱，则获利在八倍之多，国库为此每年增银一百多万两。这是好处。
但是弊病更大，叶淇变法虽然在短时期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到正德元年时，屯田纳粮也开始折银，山陕富民都迁往淮浙，使商屯完全退出了边粮供应体系，边防粮食生产量下降，导致银贱米贵。其结果是，政府因叶淇变法增加的财政收入，仍远远不能满足后来因粮价上涨形成的亏空，结果粮食不能就边而仍要从其他地方转运，边粮运输问题又回到了开中制实行之初的情形。
变法之前，延绥、甘肃、宁夏、宣府、大同五镇原来饷额中屯粮一百五十四万石，民运粮一百一十四万石。到嘉靖初年，屯粮已下降到五十七万石，民运粮则是上升到二百零七万石。
不但使得边粮供应紧张，更大大加重了百姓和朝廷的负担。
而且当初叶淇变法背后，还有很是不可告人的目的。
叶淇是淮安人，和徽商有很深的渊源。徽商并非指的是安徽商人，要知道，“安徽”一词直到康熙六年才出现，取安庆和徽州二府之名组合而成。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从徽州府走出来经商的商人，又称新安商人。淮安、徽州、南京、濠州、定远都隶属于南直隶，因此，叶淇可说是徽州商人的老乡。
叶淇变法，骂的人不少。
“自叶淇变法，边储多缺”
“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菠粟翔贵，边储日虚矣”
“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值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
而叶淇变法有一个动机：“盐商皆其视识，与淇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劳；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淇然之。”叶淇又将商人的这一建议请示了首辅大臣徐溥，因溥与淇“交最厚”，故亦同意。“淇遂请台商纳银公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
也就是说，叶淇之所以变法，是因为商人往边地运粮，有远涉之劳，无易办之利。
在开中制下，山陕商人就边商屯，徽商路远、人生、地疏，习俗相差很远，垦辟既难，屯种非易。无论是输粟边塞还是就近屯种，徽州阀阅之家一般都不屑于经商，寻常百姓又拿不出经营盐业所需要的雄厚资本，所以到成化弘治以前，徽州仅有少数商人涉入此领域。但是不涉入，不代表着不眼红。
在两淮经营盐业的主要是山陕商人和徽商，原来的开中纳粮政策于山陕商人方便，于徽商不便。山陕商人在边储纳粮，地近而费力少，只有徽商才有“远涉之劳”。纳银于两淮之后，徽商地近两淮，才能“得易办之利”。
叶淇变法的最大利益所得者，便是他们了。
也叶淇变法之后，晋商、陕商和徽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后陕商败退，晋商和徽商各不相让、平分秋色。
时至今日，崇祯八年，晋商因贩盐卖盐而成巨万之家的不在少数，而他们贩盐卖盐，走的都是正规渠道。而在山西这片地界儿，贩卖私盐的却也是极多，多如牛毛。他们自然没有盐引，也不可能千里迢迢的跑到两淮和长芦盐场去支盐，但是他们依旧能活下来。
因为山西有池盐。
就像是两淮有海盐，四川有井盐一样，山西的池盐，也是赫赫有名，毫不逊色。
不过董策对这个了解的还不多，须得找个专业人士来问才是。
他估计黄季那里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毕竟他只是个家丁护院，接触不到一些上层的东西，估计连路线都不大容易搞清楚。这玩意儿，得问干这行儿的。
眼下可不就有一个？
董策挥手招来董勇振：“上一次去过那张麻子家外面的那条巷子，还记得吧？”
董勇振想了想，点头道：“记得。”
“把他寻来，要快。”董策看了看屋子里剩下的几张破桌子破椅子，又道：“顺便去上一次王通去的木器行看一看，问问他们那些桌椅板凳柜台什么的做好了没有，这可都年后了。还有，我记得张麻子家那条巷子口有一家四海酒楼，去那儿定些酒菜回来。”
原先董策打算开的是首饰店，又想做出一些新意来，是以便让王通去订做了许多桌椅柜子等器具，而且为了吸引眼球，都是他仔细叮嘱了，让王通告诉那木器行，一定要按照他说的订做。现在虽说没了开首饰店的打算，但那些桌椅板凳是已经付了定金的，还是今早取回来的好，反正若是贩卖私盐的话，店里同样也要卖，也需要这些东西。
董勇振点头应了，出门而去。
…………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边厢董忠庸和董忠康两人领了董策的任务，便去了棋盘大街，顺着棋盘大街从南往北走，准备买猴儿。
想买猴子，说难也难，有可能找遍一座偌大的县城也找不到一只猴子，但有可能街上随便转了转，就能买着。毕竟养宠物这个风尚虽说从唐朝开始就非常流行，但几乎没有谁家是养猴子的，这玩意儿说实话，不讨喜。想买猴子，基本上只能去一种人手里买耍猴儿的。
幸亏到了明朝末年，猴子并不是什么稀罕物，也挺常见的。
尤其是现在是新年，又没出正月十五，正是大明朝上上下下狂欢的时节，街面上极为的热闹，各种小生意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发财的机会。董忠康市井经验丰富一些，虽然一路走来都没瞧见，但是他知道，不可能没有的。
山西南边就是河南，新野就在河南，而新野，堪称是耍猴之乡。
新野人玩猴的历史，可追溯到西汉时期，后世从新野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就有人牵狗玩猴的画面。而且还有一段传言，据说嘉靖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吴承恩任新野知县其间，多次观看民间猴戏，以新野猴戏为素材创作了《西游记》。
河南地处中州，本是华夏之腹心，土地也肥沃，乃是华夏文明之源泉，只可惜有明一朝，几乎灾难就没怎么停过。水灾旱灾蝗灾，接踵而来。而一到灾荒之年，新野的穷人们为养家糊口，便只好“肩挑家当手牵猴，流浪卖艺度日月”。
这会儿能见到的耍猴的生意人，以新野人居多。
董忠康的耐心果然得到了回报，又往前走了大约一盏茶的时间，董忠康便看到了前面的街边围了一大圈儿人，里头还传来了一阵阵的锣声以及吆喝声。董忠康心里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