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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部分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第61部分

小说: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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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去想这个可能性。在毛这里,单独北上也几乎就是明棋。他也未曾掩饰这点。问题是,毛肯定也没有打算以撕破脸的方式北上。就是讲单独北上的想法已有一段时间了,但北上离开的方式,却没有事先的安排。毛至少到9月9日傍晚的时候,还没有想撕破脸面。对毛来讲,单独北上,最好是有个政治局会议的决议才好。他有这个胆略和陈昌浩下明棋。
  Y:这确实让人费思量。既然可以下明棋,为什么采取突然出走的方式呢?还是有某种讯息惊动了毛原本就有惊惧感的内心吧。陈昌浩8日下午改转而支持南下以后,形势就很不妙。当时右路军北上有三种可能性:全军北上出甘南;一、三军团北上,四军、三十军在原地不动;一、三军团北上,四军、三十军南下。前一种,在9月5日前后就被陈昌浩拒绝了。第二种可能性到8日下午也没有了。只有第三种可能性了。所以陈昌浩8日下午的转变对毛有大刺激。至此,赌局就彻底清楚了。中央要么同意南下,要么单独北上,就是分裂红军。这个赌注非常非常大。对毛来讲,实际上是有点儿玩不起的。一、三军团不到一万人,只是张、徐、陈手下部队的八分之一。张正是看到这点,所以,才没有去提醒陈昌浩防一手的。张9月9日电报中的口气很诚恳,但也是底气十足。就是拿定了这一点。毛也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到这份上,他屈服于张,到时候也未必有好果子吃。这时他性格中的伟人气质开始起作用了。“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所以从8日下午开始,大约24小时之内,毛是下决心单独北上了。在这个决心的底线上,他作最后的努力。8日晚上,9日早上连续发电报给张国焘,劝说北上。甚至表示出甘南后,可以西渡黄河向新疆转进。这原是张国焘建议的。同时,毛也作了陈昌浩的工作。无效后,就明讲,要去三军团驻地,开个政治局会议,以便最后决定。奇怪的是陈昌浩是政治局委员,他却没有提出参加。可能毛的意思是常委会吧。总之,毛离开陈昌浩后就直接去了三军团驻地,到达时大约是晚上10点左右,长征中的五个常委,四个在这里了。要说有个中央的名义,也成啊。
  C:这个碰头会究竟讲了什么不太清楚。但令人奇怪的是,此时毛及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离开了前敌司令部驻地,到了三军团司令部。期间没有任何人阻拦呀。被后来的人大肆渲染的这个所谓星夜出走,一开始就不是那么回事。毛从陈昌浩那里走时,就讲明了去三军团那里。博古,洛甫跟毛一块去了。到三军团之后,他们开过会就通知了中央纵队李维汉及叶剑英,还有李德的红军大学,连夜离开到三军团总部。中央纵队那些人婆婆妈妈的,一路叮当作响,就惊动了陈昌浩,于是李特率骑兵队追赶,在三军团司令部差点儿打起来。毛及洛甫,博古,那根本算不上出走。中央纵队的事,很奇怪,毛为什么要他们连夜走呢?用不着呀。他们三个常委到三军团以后,以中央决议形式,让中央纵队留下有什么难处呢?陈昌浩要南下,带这些他不熟悉的中央纵队的人走不是负担吗?李特在三军团与彭德怀对峙时,不是也喊四方面军同志跟我走吗?可见没有必要在这天晚上让中央纵队星夜逃离。如果真是有什么抓人捕人的危险,那毛他岂不更应当避免打草惊蛇,赶快和三军团一共赶去俄界与一军团会合呀。如果没有这个风险,毛为什么不从容赶到俄界再向陈昌浩要人呢?
  Y:就当时情形而论,毛以政治局名义在行动,可以不必那样着急,只要把一、三军团同徐、陈隔开不打起来就行了。而且,如果只是常委及三军团去俄界,那也就很难讲是中央出逃了。再者,如果先让李维汉、叶剑英、杨尚昆呆在陈昌浩那儿不动,到第二天,也还有机会继续做陈的工作。让中央纵队和叶剑英也跑了,那同陈就撕破脸了。我想这可能未必是个正式的会议决议吧,也可能是某个领导人的某个电话或是提议。不管怎么样,叶、杨离开,应是被通知的,谁要通知他们呢?不大可能是毛,周、彭等人的可能都有。毛也不一定知道。按讲毛这样的人不该如此做决定的,为什么会如此呢?这个情节可能永远都弄不清楚了。我们提出来,立此存照吧。这个立此存照,加上前面毛儿盖会议上那个存疑,这两个问题没有解。我很重视这两个存疑,它使得我们关于长征这一段的历史观察有模糊的地方。无论如何,毛是在9日晚上,做出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决定,政治局也同意这个决定。分裂就这样发生了。回顾起来,我不得不说,在整个事变过程中,陈、徐的责任非常大。如果在8月13日以后,陈昌浩很坚定,继续忠于他的张主席的话,毛无论怎样不喜欢分兵和出夏洮,他也没有办法改变。那样夏洮战役就会顺利执行。在夏洮区域,左、右两路军红军可以重新会合。但陈昌浩一摇摆,整个事态就起了变化,让毛觉得有机可乘。搞了这个贻害了多少红军将士的毛儿盖会议,然后到了巴西以后,这个陈昌浩如果继续选择支持毛,坚决要北上,不给张国焘一点儿机会。
  那么,张国焘在权衡之下,还是有可能选择北上的,那种情形下,他没有把握带得了左路军队伍。但这个可气的陈昌浩,又给转回去了,让毛又没有了选择空间。逼得毛只好单独北上 。一年后,张国焘看看没机会,还不是硬着头皮,腆着脸,又北上了嘛。这个陈昌浩坚决点压张北上,也就成了。结果,又造成了如此的恶劣局面。毛,张也都算大英雄了,给陈这个毛头小伙搅了局。真有些不值。
  C:陈、徐两位确实有大责任。从他们两以后的回忆和谈话中看得出他们那种负疚感。但,他们两责任再大,也是在张同政治局紧张关系,以及毛对张有提防之心的条件下才起作用呀。特别是毛,他内心的那种紧张感,惊惧感,在9日晚上一下子过了界,丧失最后挽回的机会。否则也不能排除陈昌浩第二天又改回主意呢?
  Y:那倒是。毛内心的惊惧感,到两天后的俄界会议上,就表露无遗了。他讲张有军阀主义倾向,走下去有可能背叛革命。后来俄界会议决议中也以这两条为中心写的。我们要体会当时的语境下,军阀主义含义是什么?要知道,红军创始之初主要来源是旧军队,特别是那些小军阀的部队不得志,就被中共运动起来搞兵变,然后变成红军。每当战争形势不妙时,红军内部就有一种草根性的东西起来,要去走那种军阀割据的路子,这就是当时党内所谓军阀主义一词的含义。所以拿军阀主义指责张国焘实际上含义很深。张本人与军阀无涉,说他有军阀主义,那是指什么呢?毛是否是暗示了他心中对张国焘的那种猜测呢?即张国焘试图在川康边也形成军阀割据局面,放弃苏维埃革命,拿中共要员们当祭品,与蒋介石政府在抗日名号下搞统战呢?其次,什么叫做发展下去会背叛革命?背叛苏维埃革命?还是背叛中共中央?还是背叛你们这些中央的要员们?都有可能。这个危险一点儿也不抽象。非常非常具体地指向了在座诸位。所以,毛把他内心的惊惧讲出来,并用这个来解释为什么急匆匆地单独北上了。否则,那算是谁在分裂红军,分裂党呢?俄界会议就是办这个事。会议决议就反映了毛的内心想法。当毛走出那间作会场的小破屋时,他能象党史后来讲的那样度过了所谓的最黑暗的时刻而变得轻松吗?不可能!他只能被更加沉重的黑暗所笼罩。他对北向的信息所知甚少,他也不知是否可以见到亮光?他躲过了想像中的背后凶险一刀。但前面可想而知,是枪阵刀列。如果讲,与在南边的张国焘要比比谁的结果好,那还早着呢!Y:前段时间有要紧的事情在做,把这一段就给放下来了。回来再谈吧,还是有点儿接不上脉的感觉。
  C:这次谈长征,有不少批评意见呢。隔一段也好,听听朋友们的想法。
  Y:主要有哪几条?
  C:比如讲,到底长征从始自终有没有条主线,有没有个积极的战略在里头?还是只是误打误撞,乱七八糟?
  Y:当然有主线,也有战略。按当时博古那帮家伙的习性,这个战略非但积极,而且一定还很宏大!这都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执行过程中。就像中国足球队,开赛前,肯定讲的头头是道,哨子一响,总体上就踢哪儿算哪儿了。长征也一样。要看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外在的环境与你那个战略的关系匹配不匹配;第二个条件,是自己具备不具备能力来调整队伍,以适应环境的变化。这两条,当时红军都成问题,所以过湘江之后,战略就失去实际意义了,只好放弃。当然,战略的那套想法是否在影响着这些人的具体决策,不好讲完全没有。但无论如何,是没有实际作用了。在没有战略的情况下,当然也不能讲都是误打误撞,但总归是随机应变,先逃生了再讲。这没有什么褒贬在里头。
  C:再一个,“北上”、“南下”有无优劣之分?毛、张有无高下之分?
  Y:当然有,明显而又明确的“北”优,“南”劣;毛高,张低。这一点含糊都没有。问题是,我们这个明确的看法是事后的。我们要讲的是在事情正在进行中的时候,各个方案,各个人是怎么回事。那过程中,如果都有明确的高下优劣了,也就没有历史了嘛。比如讲,南下方案不优,但南下方案在1935年8月下旬以前,都是毛提出来的,北上方案反倒是张一直坚持的。他们中间在8月中下旬就有过一次转换,我们想把这个转换讲讲清楚,怎么张就转了向,毛也不顾一切要北上呢?这个转换讲得不太清楚,因为没有记录,没有这段时间的资料。
  C:也有资料,但电报,文件上都不够反映这个转换过程的起因。我相信那一定同当事人之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明的感觉有关、与具体的情势下个人形成的判断有关。当然,我们也可以进行理性分析,但有一个前提,就是红军的那些战役计划,同现在一般所说的战役计划是有区别的,当时的那些计划,都是非常粗略和含混的,也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制定的。特别是在会师以后,信息不灵、敌情不确、甚至连道路情况都不了解,即便你有能力制订一个周密的计划,又如何可能制定出来呢?所以在生存考虑优先的前提下,拿出的方案都是方略性的,不是决策性的。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不论在这之前还是之后,不论毛还是张,计划与行动之间,一致性非常低。在条件与自主性之间,是严重不相符的。那么只有将计就计。另外,军事决策机构与政治决策机构的分开行动也造成了现实的困难,沟通的困难。张之选择南下,可能就是因为走到阿坝觉得还不错,向北走又一时过不去,就觉得向南比向北好一些,于是他就向右路军下达了南下的命令。这即出自他一贯在四方面军的习惯,也出自他的职权。其实,毛在遵义会议以后,也是都按生存理性办事的,不同的,仅仅是他的职权有限,必须说服大家,不能说服就威胁、吓唬大家,撂挑子、吵架骂人那是常有的事,总之必须按他的意见办,而且总是成功的达到了这一点。张下令之后,中央就很是作蜡,同意就成了屈服,况且张也没有说服大家,大概也说不服大家,反对就必须在给张下令,也确实下令了,但张没有马上服从的迹象,这时问题就严重了,张是有可能下令陈徐武力胁迫中央南下的,不论他会不会这样做,如果真是如此,中央就作废了,特别是毛就彻底作废了。所以,单独逃跑,也在情理之中。可能任弼时的分析还算得当。不论如何,不论这个党中央如何无能和怯懦,党指挥枪却始终是中共和所有的共产党的绝对原则,个人可以胁迫党中央,但不能命令党中央。就是说,个人的意志或意见,不论多么正确,也必须在形式上获得党中央的同意,才能变成一个决策或命令。从这一点来说,张是错的,他相当于打破了一贯的游戏规则。
  Y:再说了,分手之前的“北上”、“南下”,与分手之后的“北上”、“南下”意思含义也有很大区别。所以,我想说的是,要以当时的情景猜测那时的可能性的空间,尽可能把各个可能性排列一下,看看当事人是如何选择的。
  C:其实,我也不太相信那个紧要关头的选择有多少理性推算在里头。紧要关头的选择都是靠当事人的感觉进行的,在一切领域中都是如此。可以从事后进行效果评价,但却无法在当时就讲谁对谁错,就象是有个幽灵站在半空中,讲谁对谁错了。
  Y:对,一定要把这个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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