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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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Ｊ健Ｕ庖彩枪鄄煜绱迳缁岬囊桓鲋饕氖咏牵憧梢栽诤芏嗌缁嵫Ъ宜龅南绱逄镆暗鞑橹锌吹秸庑┒鳌：：咱们可以做模型，如果土地不平分，由四个儿子协同种地，可不可行？
Y：那就是准人民公社了。那差不多就一定低效率。这就是前面讲的广延性、继起性排除了农业的协同性，不需要协同，公社内部的监督成本就高的不能接受，利益只能最小化了。懒惰驱逐勤快。
C：就是说，勤劳的动机就消失了。
Y：所以，农户分家恰好是因为利益原因，效率原因。所以从动态角度讲，是沿着最低监督成本的方向，保持这个效率最优的演化。起作用的，就是这个农业劳动的特性。因为它需要的劳动性能是一致的。这个一致化的东西，父亲在世时可以教会儿子的。
C：对于一个父亲来讲，我相信并不是因为儿子是老大就更疼他。事实上，他完全是一视同仁的，在他眼里头，每个儿子都好儿子。你可以看到，在父亲在世时，儿子们争着偷懒，他是有办法的，他在时，这个家没有问题……
Y：他不在时，我们从这个模型中，就突然发现，这个大家庭本质上就像上公社体制。这个家庭成员对土地的劳动投入很可能越来越少，互相攀比，最后大家庭只好分家。几乎同样的过程，人民公社就这样解体了。
C：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中国没有长子继承制的一些原因。有不少人对中国没有长子继承制给予重视，似乎用这个东西来解释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演进特点。你看在一个单一化的耕作农业条件下，就是纯粹的粮食生产，农人劳作的多样性就最低，从而合作性就最低。它要求一种最高效率也就是最低监督成本的作业单位形态，于是平分家产就是最有效率的选择。于是长子继承制就渐渐地从中国消失了。这个长子继承制一定同更加多样化的生产劳动、更加需要协作的经济结构有关。例如，西欧是农牧混业，牧业的多样化很强。在这种情况下，庄园经济形态就是有效率的。于是一种类似于后来工业组织管理范式的东西在庄园经济中就早早地成熟了。例如监督、统计、测评、协调等等。这个东西就可能要求有长子继承制来延续。多样性的劳动，就一定要有协作监督，于是“老子”不在了，就必须有个“老大”。这就是个原因吧。
Y：这个观点是可以大大地发挥，虽然中国没有长子继承制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但可以肯定你讲的东西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没有长子继承制，因此从历史上讲，“富不过三代”，屡屡分家之后，中国就没有大土地所有权，生产效率比较低，因此来源于农业剩余的资本主义就发展不起来。我不赞同这个观点，这个观点隐含了一种危险的认识倾向，即对农户经营的否定，这个东西可以引发许多谬误的。
C：是啊，这个观点是用西欧的农业史观点来看中国农村。其实，在中国农村中，即使是没有长子继承制，也可以在非农产业中去发展一些具有现代经济组织的结构来。这一点，不是个理论问题，纯粹是经验事实。山西的钱庄和杂货业的发展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现成地找来一个案例，就是成一的那本《白银谷》，很好啊。成一仔细研究了山西的钱庄。你看嘛，钱庄是个典型的非农劳动吧，那个康老爷全家经营钱庄没有长子继承制，不是照样做的有效率呀。
康老爷的钱庄，整个《白银谷》全书里头，都是在介绍一种典型的股份制企业的运作过程，钱庄本身不分割本银，康老爷家的本银200年不分，每年还增加，以至这个本银规模大到足以应付全国性金融危机，有所谓“赔得起”。
Y：那一段，写的惊心动魄呀，你看后来咱们亲历的金融危机，差不多。
C：本银不分，那利益就通过股份分红体现，股份又分了很多种，财股，身股之类。这样激励和监督的机制就建立起来了，所有权和管理权实现了分离，同时，东家里的家庭成员，在钱庄系统里可以承担不同的劳动，因为这个钱庄是在同一个时点上，完全不同的作业形成协同进行的，这个多样性，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让康老爷家里的人，大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干的事，实在找不到，用家长和个人可分到的股份分红养起来。Y：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最大化利益这一条。因为康老爷他们经营的是什么，是一个企业的过程。他必须要求全家人的协同作业。他们每一个人做的事是彼此不同的，但是，是要协调起来的。将大家维系在一起，并要将大家的利益最大化的唯一方式是什么呢？资本金的不断的增大。然后资本金本身的收益又可以无限细分，无论有多少个儿子，都可以无限细分。由于儿子们可以起不同的作用，从而可以看到哪些儿子重要，哪些儿子不太重要。它可以透过股份把这些慢慢的体现出来，并且将某些不做活的儿子给养起来。
C：我插一句，就是在这个机制下，到底是传长还是传贤的问题给解决掉了。这个“扣”也就被解决掉了。就是突然它可以传贤了，它不用传长了。
Y：当它传贤的时候，大家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同意它传贤，不被传的人、非贤者，也可以过好日子。他可以听戏，也可以旅游，也可以去当先生。就是康家康老爷他搞钱庄，他对他们家庭的成员提出了能力多样化的要求，提出了协同作业的要求。在这样一个联动的过程中，一个综合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所谓最大化问题。多元化，能力的多元化以及收益的最大化决定了康老爷这种没有长子继承之下，在很大的可能性下，一样可以导致市场经济和现代财产制度，这是《白银谷》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不能把它当例外看待。你注意到没有，山西钱庄的家族，并不单一做钱庄，他们还经营农副产品，手工艺品的买卖，同样是以连锁的方式进行，规模极大。有个卖南北杂货的，远在十九世纪员工总数已做到三万人了，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是惊人的。这个流通与金融合起来做，也是效率最大化。如同现在美国通用汽车做汽车买卖的按揭服务，这个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本来是副业，结果比专业金融企业要大得多。
C：总之，中国传统乡村还是利用一种典型的精巧的“资本主义”玩意儿解决了非农产业的效率问题。
Y：对，对，可以称之为精巧的“资本主义”玩意儿。比现在中国大多数的企业做得好的多。我们在微观上看，农户经营，是有效率的。在宏观上看，我们也可以发现，传统乡村也可以发展出结构开放的资本主义玩意儿。即那个推动农业剩余进行交换分配的宏观体系是完全可以建立起来的。只要这个体系最终同世界贸易体系对接上，那么这个资本主义就可以发展起来。山西的杂货生产，茶叶生产，就融合到国际贸易里去了。这当然就具备了资本主义性质。所以我的结论在这里，就是讲，在农户效率假设下，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演进方向依旧是有效率的，不论在微观上还是宏观上。我严重质疑那个所谓的封建条件下中国不可能成长资本主义的说法。胡绳讲，不打倒军阀，就不可能打倒封建主义，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这个不成立。资本主义不发展另有原因，同这个封建主义关系不大。
C：唉，我们手上的相关资料少了一点，从史料上讲，我们的一些看法来自一部小说，有点靠不住吧。
Y：未见得，只要这小说更加接近真实。有个法国人，叫勒鲁瓦？；拉迪里，是个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很有成就。他就从巴尔扎克的一部小说研究某个小镇的社会史。很有看头。顺便讲讲，我看巴尔扎克，常常就看成了法国社会史了。这个成一很值得尊重，他的几个作品都同山西的商业社会史有关。言归正传，康老爷的东西完全是个精巧的资本主义组织架构。同样的一个农户把土地平分给四个儿子，也是精巧的东西，它是中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企业机制”，同样效率高。我记得舒尔茨在做中南美和印度就农户经营的效率分析时，也有同样的认识。那就是在既定的前提条件下，这个农户经营的效率是充分的。这个农户经营的效率并不意味着你这个农业是高效率的。你还是要回到农业时的真实中去。农业的效率（及总体上它提供的剩余产品比率）并不唯一的取决于农业经营单位的效率，它还取决于技术因素。
C：我们一直强调一个前提就是，农业技术条件不变。但就整个农业发展看，技术变化最终起的作用肯定应当是第一位的。那个叫林毅夫写的一本书，好像就讲80年中国农业复苏的原因中技术进步的作用似乎比制度因素还大吧。
Y：这个林毅夫就是刚提到的舒尔茨的学生。他说不要比较技术因素与制度因素谁大谁小。这是不同质的，不可比较，但缺一不可。在人类历史上，吃不饱是很晚近才算结束的。西方国家在十八世纪时，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那个时候资本主义体系都已建立了。关于效率的经济学知识已是主流知识了，但没有解决农业产出问题。西方历史上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饥荒，可怕的很。爱尔兰那次土豆歉收，整个国家的人口下降三分之一呀。西方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它后来是用殖民地方式解决的。即大规模地移民海外，找到更多的肥用沃土。然后利用其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换回粮食。你从那本《国富国穷》一书中可以看到对这个体系的描述。所以，西方这个农业效率没有解决吃饱问题，它是“资本主义化”了。这个历史很重要，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粮食问题的解决恰好同80年代开始的农村改革在同一个时间段上发生。结果容易让人联想起来，一个是制度改革解决了农业效率问题；一个是过去中国历史上农业的失败是制度失败。事实上，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全球的农业或者干脆讲食品问题，是从60年代“开始”的绿色革命后才逐渐解决了。即相关化肥和品种改良（特别是育种上的杂交技术）的普及。西方国家在60年代推动这个事。到了80 年代，中国对外开放，大量地引进了这个技术。同时，中国人自己从50年代开始，也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在发展这个技术。袁隆平就是从60年代开始搞杂交水稻研究的。到80年恰好开始大规模推广，亩产大幅度提高，甚至在一倍以上。我在新疆时亲历了地膜植棉的过程。我记得大概是80年初，82年或83年吧。王震在日本看到地膜植棉技术，他拿到新疆让石河子农八师的一个团做试验。然后，他用强力手段迫使全疆推广。皮棉产量从70…80斤/亩提高到200斤/亩上下。这是一倍以上的提高。结果是不用讲的。新疆棉花一下子起来了，全国这棉花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记得还听过一次朱熔基的录音讲话，那时他是经委副主任，就讲到了新疆棉花产量大增的事，让国家减少了负担。这个王震厉害。
C：这个偶发的推动力是在农村生产单位恢复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才产生大效果的。
Y：对的，但是技术因素是首要的。制度因素可以让这个技术因素发生作用。但制度因素不是主要变量。它可以让技术推广变的顺畅。但这里的偶然因素很多，例如前面讲的王震推广地膜植棉，类似还有甜菜的种植技术的应用，也是日本北海道的。是新疆当时管农业的书记栗寿山看到后回来推广，也是效果好。80年代中国农业奇迹，是个综合过程，不能简单化的归结为联产承包责任制。这里头有个思维定势，我们在之二里谈到过的，就是很重视“生产关系”范畴里的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以前想从制度创新上搞个农业发展的奇迹，后来，在80年代，农业大增长时，又单纯从制度上去找解释，现在农业又停滞了，于是单纯的认为所有权制约了农业生产等等。这都是这种思维方式在起作用。我倒不认为制度不重要，如前面，我就讲农业劳动组织方式的重要性。但我们是假定生产技术不变时讲的。如果在一个较长的考察期里，我们应当把技术因素首先考虑进去。碰巧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农业技术的突破恰巧发生在20世纪中叶，在中国推广起来，是从70年代就开始了。家庭经营的恢复，使技术的推广一下子大大加快，从而出现了农业增长的奇迹，困绕始终的粮食生产问题，终于解决了。我记得很清楚，在80年代末，农业生产的高增长没有了，一下子农业理论和政策就有点混乱了，大家找不到方向了，于是什么样的方案都出来了，“公司加农户”，“规模经营”，“股田制”，等等，没有一个行的通。于是后来，大家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