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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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做官所必需的）。谭嗣同拒绝了这些，称之为“乞儿伎俩”。他渴望摆脱束缚（这正是父亲所要加于他的），“如鸟兽之出牢笼”。他接受了老家那位革新派巡抚的提议，去那儿帮助宣传维新，因此，当百日维新开始的时候，他并不在北京。作为湖南维新运动的一位魅力非凡的领袖，对于皇上的新顾问班子来说，谭嗣同自然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候选人。


第三部分　新的铁帽子王第56节　木偶戏（3）

　　　　翁同龢从军机处解职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6日，野狐禅康有为在张荫桓爵士的安排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受到了皇帝的召见。在此之前，荣禄将军和军机大臣刚毅都认为：康有为只是个志大才疏之辈，建议在军机处为他安排一份普通秘书的差事，在那里，他对外国思想的迷恋或许能派上点实际的用场。虽说这已经够给面子的了，但康有为却梦想着在最终觐见皇上的时候，光绪或许能够委任他担当维新事务的御前顾问，弄个“维新军机大臣”干干（如果真有这么个职位的话）。　　　　
　　　　会见很短暂，而且无足轻重。皇上向康有为开出的全部价码，也还是前面所提到的总理衙门的那份秘书差事。这个职位比康有为最初所授的工部主事，实在也好不到哪儿去。为了安慰自己，他深信，皇上一定是被那帮保守的御前大臣误导了，却并没有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个能力平平之辈。　　　　
　　　　这次令人扫兴的会见之后不久，康有为就向张荫桓爵士抱怨叫屈，然后又轻率地将这些话在名士圈子中四处散布，说是皇上的顾问们从中捣鬼，坏了自己的好事。他一直处在监视之下，所以，报复很快就来了。铁帽子们至今还为翁师傅的革职而窝了一肚子气，如今正好可以敲打敲打康有为的保护人、生活奢靡的张荫桓爵士，出出心头的这口鸟气。6月21日，张荫桓被指控收受贿赂，特别指出他曾秘密地接收过来自圣彼得堡的俄国卢布。尽管这样的指控很严重，但光绪还是对好脾气的张爵士网开一面，只给了他一个轻微的警告。铁帽子们则把光绪的宽大仁慈视为一次直接的公开侮辱，跑去向太后诉苦。对照处理军机大臣翁同龢时的苛刻，这一次的宽大使太后十分恼火，她一直坚持，一项政策应该是显著公平的，因为协调一致是少数矫治阴谋的解毒剂之一。　　　　
　　　　野狐禅的那些都察院的朋友们开始着手反击，他们联合起来弹劾另一位主要反动分子、工部尚书许应骙，一个才能平庸、狂妄傲慢、飞扬跋扈的家伙。许应骙也毫不客气地给予还击，他撇开都察院的御史们，直奔问题的核心，在康有为的脑门上贴上了如下标签：一个捣乱者，一个放肆的异端分子，一个冒牌的洋务专家。像一群对着猎物狂吠的猎犬，另外那些保守的大臣们在接下来的3个星期里，将诸如此类的攻击倾泻到了野狐禅的头上。他们全都认为康有为是个自私自利、长着一张大嘴巴的麻烦制造者。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一场口水仗，但却将争论的双方分化成了两个完全对立的阵营：维新派vs保守派，而光绪和太后则夹在中间。这倒让康有为占了不少便宜，从此他越来越被人们混同于那些真正的改革家，其实，要是没有他的话，他们的境况或许还好些。跟康有为扯到一起，事情就变得益发危险了。　　　　
　　　　朝廷上的温和派，可能至今还在受到人们的拥戴（至少不会遭到反对），改革的观念如今开始将维新运动和康野狐富有攻击性的鲁莽行为混为一谈，康圣人其实完全是个门外汉，他只不过把自己变成了一条蚂蟥，附着在维新运动的身上。他向洋人谎称自己是一个非官方维新党派事实上的领导人，吹嘘自己和皇上有过很密切的接触，以此来促使事态向前发展。　　　　
　　　　这期间，真正的恐慌在保守派中间不断增长，他们担心，或许真的有什么更凶险的事情正在酝酿之中。许多西方人对康有为以及政体激进变革的前景显得过于热心，并且还一个劲地怂恿翰林院和其他政府机构中的持不同政见者。据满洲密探的报告，一些有军事背景的英美传教士和大不列颠冒险家正在秘密鼓动人们赞同君主立宪。众所周知，外国使馆利用了那些当时并不希望自己被直接和颠覆活动联系起来的人。在日本公使馆，还有一些高层活动，北京和天津的天佑侠团密探也在来往穿梭。这些报告所带来的恐慌，已经让偏执狂似的铁帽子们深信不疑：维新运动很可能是个幌子，它掩盖着一场受到西方列强支持的武装颠覆。作为一种防范，朝廷做出决定：加强北京的安全力量。　　　　
　　　　经常被野狐禅破口大骂（常常是在名士们的酒会上）的人当中，有一个就是荣禄将军，他是当初在总理衙门接见康有为的几个大佬之一。他是一个职业警察，一个富有魅力的男人，有着养护得很好的胡须和缺乏想象力的坏名声（这实在冤枉得很）。在他还是个年轻官吏时，就是个性情温和的亡命徒。22岁的时候，他已经是个举止高贵、言行谨慎的成熟男人，是唯一一个让每个满洲人都放心的人。他一直很接近慈禧，人们常说他是慈禧的堂弟，虽然他并属于慈禧那个部族。荣禄的祖先可以上溯到努尔哈赤的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所以，在北京城，荣禄享有非同寻常的地位，他对大清王朝的忠诚毋庸置疑。从1888年开始，他就一直担任禁卫军的统带。被日本战败之后，他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和兵部尚书，并被派到总理衙门以监视其他的大臣。朝廷和政体作为一个整体，其安全问题是他的主要关注之所在，他同时还负责密切关注那些野心勃勃的军人，他们承担着使中国军队现代化的重大使命。随着太后的隐退，一个反复无常的年轻皇帝登上皇座，加之脾气火爆的铁帽子王们时刻惦记着复仇，荣禄将军恐怕也只好点灯熬夜了。在他把所有造反渠道堵死之前，他恐怕还只能这么硬着头皮撑下去了。　　　　
　　　　荣禄推荐袁世凯去统领新军，这支部队共有7；000人。和过去的淮军、湘军不同（它们分别是曾国藩和李鸿章为了对付太平军而私下招募并提供经费的），新军则是由中央政府招募并提供财政支持。由德国人汉纳根负责训练，装备着西式武器。作为新军的指挥官，袁世凯归荣禄直接指挥。他依然对自己毕生的恩人李鸿章感恩戴德，但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他就有更大的施展余地。袁世凯的新军，总部设在靠近天津的小站，在那儿，他们是抵挡外国入侵者的第一道防线。


第三部分　新的铁帽子王第57节　木偶戏（4）

　　　　在百日维新开始的时候，光绪再一次提拔了荣禄，这一回是李鸿章从前的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一来，华北所有的军事力量就被置于最堪信赖的满洲人的控制之下。除了袁世凯的新军之外，荣禄成了其他3支国家军队的最高统帅：宋庆3的毅军、董福祥的甘军和聂士成的武毅军4，控制了北京周边所有的战略要地。荣禄的司令部设在天津，在1898年前后，坐火车从北京到天津可能要好几个小时。　　　　
　　　　四支军队中，只有一支在汉人将领的亲自指挥之下。所有的满洲人都认识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在关键时刻，汉军也许会造反。于是，铁帽子们对前强盗董福祥将军不由得分外喜欢，他的这支由来自甘肃的野蛮而骁勇的回汉骑兵所组成的部队，在端郡王的命令下，被带到北京南郊的御猎场。据描述，那是一次例行操练，携带着崭新的西式步枪。由于他们不同的种族背景，这些鞑靼兵们一旦对汉人开火，决不会心慈手软。　　　　
　　　　为了进一步防止动乱，荣禄的老行当“北京宪兵司令”（步军统领）就交给了端郡王的另一位支持者、内务府的崇礼5，宪兵们也重新配备了新式的洋枪和机械火炮。三支满洲旗兵部队和一个火炮步枪营被派去增防颐和园。军机大臣刚毅则被任命为旗兵侦察师的副统带，而荣禄的禁卫军也用现代化的后膛枪重新装备了。　　　　
　　　　到6月中旬，百日维新已经进行了一个月，保守派对皇帝改革的反对越来越强硬，端郡王的联盟正在进行间接的努力，以劝说太后从退隐中走出来。她的一位御前女官向她诉苦：她丈夫（太后的同宗）已经被皇上从礼部任上革职了。接下来，一个由满洲人和蒙古人牵头的代表团颇为古怪地向她抱怨：光绪违犯了列祖列宗的成法（通过干一些个创新的勾当）。慈禧不为所动，并没有因为这些控诉而出面干涉。　　　　
　　　　这些努力都是军机大臣刚毅指使的。最使刚毅心烦意乱的是，他和军机处的另外3位伙计如今也处在被革职的危险之中。皇帝已经决定，要委任一帮年轻的维新顾问。保守派担心，这帮维新顾问取代内阁学士恐怕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为了将所有改革者的名声搞臭并阻止皇帝实施他的计划，保守派针对野狐禅康有为展开了新一轮的攻击。他成了纷至沓来的条陈所攻击的靶子，批评他是个歪曲孔子学说的异端，指责他从事“思想煽动”。他的名士朋友们被吓坏了。每当皇帝新生的维新政策应该得到培育呵护的时候，康有为就努力把人们的注意引到自己身上，他的这种做法惹恼了所有的人。野狐禅在都察院的一位朋友写了一篇正式奏折，恳请皇上把康有为派到上海去，管理一份政府支持的维新报纸，这不过是一个打发他离京的托辞而已。皇帝欣然同意。但康有为却故意拖延，他和弟子梁启超自夸：他们带着“皇帝的委任状”很快离开了北京，其实一直拖到了9月，为的是充分利用他们盛大的退场仪式为自己造势。　　　　
　　　　处理好了康有为的问题，皇帝便乘胜前进，选拔了4个年轻人（全是汉人），担任他的维新顾问，并让他们负责监督所有维新法令的执行。这些人（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6）都有权直接向皇上提建议，并为他起草维新诏令，事实上也就取代了内阁学士的位置，同时也绕过了都察院和翰林院。在这样的安排之下，皇帝的维新诏令发布之前，包括铁帽子在内的全体满洲官员还都蒙在鼓里，这样，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准备抵制。　　　　
　　　　这是危机的起点。　　　　
　　　　有3位维新顾问是张之洞总督前程远大的被保护人，作为保守主义清流派的首领，张之洞靠铁帽子们的帮忙而成为权宦，但却是靠自己单打独斗而成为阔人，他和自己所控制省份的外国公司合伙从事商业投机。自从李鸿章总督走下坡路以来，张之洞就成了最有影响的汉人总督。当皇帝告知天下：他正要找几个年轻能干的维新鼓吹者以充任御前顾问的时候，张之洞很快就推荐了几个心腹干将。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3岁7的湖南人谭嗣同，其人也是个野狐禅，一个学者型冒险家。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显示出天资聪颖。他的父亲是个鳏夫，1889年成为湖北巡抚，这个职位给了他儿子显而易见的优势。在经过4次科举失利之后，谭嗣同便放弃了，诅咒这该死的制度，因为它阻塞了才俊之士的仕进之途。他发起了自己的维新学会，然后去了北京，希望认识其他的叛逆之徒，包括康有为。他和康有为失之交臂，却结识了康的追随者梁启超。在京期间，为了支持儿子走上传统仕途，谭嗣同的父亲为他谋得了一份小官吏的差事，花钱买了一个功名（这是做官所必需的）。谭嗣同拒绝了这些，称之为“乞儿伎俩”。他渴望摆脱束缚（这正是父亲所要加于他的），“如鸟兽之出牢笼”。他接受了老家那位革新派巡抚的提议，去那儿帮助宣传维新，因此，当百日维新开始的时候，他并不在北京。作为湖南维新运动的一位魅力非凡的领袖，对于皇上的新顾问班子来说，谭嗣同自然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候选人。


第三部分　新的铁帽子王第58节　木偶戏（5）

　　　　谭嗣同最大的劣势是：他对权力的真相一无所知，这让他很容易受到那些老滑头的攻击。这种无知，在他轻易被日本人给骗了这件事上表现得很明显。东京方面一直兴致勃勃地注视着北京的进展。1898年初，在谭嗣同被选为御前顾问的几个月之前，3个日本参谋总部的军官来到中国，表面上是就组织新军的事拜见张之洞总督。湖南湖北两省的新军是在日本顾问的指导下进行现代化训练的。几个日本军官在湖南的时候结识了年轻的谭嗣同，他们提议：在中日之间建立一个秘密联盟。这不仅可以让中国学习如何现代化并效法明治维新以图自强，而且日本还可以展示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当然是秘密地，这样可以避免满洲人不必要的恐慌。他们向谭嗣同保证：日本的动机纯粹是利他主义。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