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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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对维新运动一直有着极大的兴趣，亲自阅读名士们的条陈，从中寻求摆脱中国困局的解决办法。没有证据表明：他在康有为说的话中有过什么非同寻常的发现。他的话大多是作为注释而出现在皇上阅读或下发的那些奏章当中。然而，康有为后来声称：光绪决心实施自己的革新计划仅仅是因为读了他的《日本变法考》。据康有为说，皇上给太后写了一封信，说：“我不希望做一个亡国之君。如果你不归政，我将只有退位。”依照康有为的版本，在这个节骨眼上，太后终于同意了。但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样的情节。首先，太后并没有夺去皇帝的权力，其次，此时的太后已经退隐到了颐和园。关于慈禧篡夺了她侄子权力的论断，只能是那些对权力运作完全无知（或者故意制造混乱，或者兼而有之）的某些人所作出的。就像康有为曾经杜撰的每件事情一样，这个故事之所以得以流传，完全是因为读者一直无法验证他的断言。
让每个人都感到大吃一惊的是：1898年6月11日，在太后的恩准之下，光绪皇帝发布了他的第一份维新诏书，敦促“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缪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8这就是“百日维新”的开始。在接下来的102天里，皇帝颁布了大约50份维新诏书，涉及政府管理、军事发展、工业、教育和国际关系。每一份诏书都是由光绪自己颁发的，没军机处什么事，只是咨询过慈禧，皇帝每隔几天就要到颐和园去探望她。他们之间的任何分歧，都会在光绪的最终谕稿发布之前得到解决。很显然，她有大量的机会事先进行干预（如果她想这么干的话）。她并不知道该如何收拾中国，只是希望年轻的皇帝能够逐渐找到他自己的办法。不幸的是，光绪皇帝并没有采取缓慢而谨慎的策略，相反，他前进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同时吓坏了墨守成规的官吏、御史和铁帽子王们。他们带着不断增长的恐慌纷纷向太后提出抗议。但她支持光绪皇帝在未来3个月里坚定地推行他的维新计划，只是当铁帽子们向她出示精心编造的所谓阴谋证据时，她才失去了信心。美国公使田贝称颂太后所扮演的角色，说：“任何人都不会否认，（中国的）改良和进步……基本上归功于太后的意志和权威。”
在这样一个政府能力和皇上的决心都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时期，光绪那些单方面的决定所激起的强烈反冲远远要超过对它的辩护。他的改革措施就其本身来说是谨慎的，但在他们执行的时候，其在精神上又是革命性的，在铁帽子们看来，甚至是危险的。皇帝至今没有颁发过对政府形态进行激进改革的诏令，但在强硬派看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他正迅速地朝这个方向移动。最让他们感到惊恐的是：他的诏书都是由亲王和御前大臣们绕过传统的防疫隔离带而强加给最高当局的，从而挑战了满洲王公贵族的卓越地位，打破了他们对审查机构及其程序的控制，这种控制自雍正皇帝以来维持了数代之久。
光绪皇帝间接地增加了他们萦绕心头的恐惧：政府形态可能会进行变革。不管是采用和平转变为君主立宪制（就像日本表面上所采用的那样）的方法，还是用共和政体使他们和他们的取代者达成平衡的方法。铁帽子们都有理由疑神疑鬼、恐惧不安。中日战争的惨败，已经吓坏了他们。再加上农民起义，遍及各地的秘密组织“哥老会”的反抗，以及广东和上海的共和运动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势头越来越猛。
铁帽子王当中，有些人赞成直接先发制人，干脆发动一场宫廷政变，用端郡王的儿子取代光绪，另一些人则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太后争取过来，可以说服她从中调停，并恢复训政。问题是如何去做。
【译注】
1乌赫托姆斯基亲王，即伊斯帕·伊斯帕维奇·乌赫托姆斯基（Esper Esperevich Ouchtomsky 1861…1921），当时有邬多穆斯契、吴王、吴克托、乌克托木斯基等多种译法，俄国外交官。
2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1849…1915），出生于俄国世袭贵族家庭，1892…1903任财政大臣。在任期内，他大力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着手全面的经济改革，加速了俄国工业化进程。
3威廉皇帝，这里指的应该是威廉二世（1859…1941），1888年加冕为德国皇帝，1918年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威廉二世被迫退位，逃到霍兰，德国君主政体结束。
4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 1837…1908），美国政治家，民主党人，第22任（1885…1889）和第24任（1892…1897）美国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分开任两届的总统。克利夫兰被认为是独立、诚实的总统，在反腐败、反政党分赃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5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6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7李瀚章（1821…1899），字筱家，又字筱圣，安徽合肥人。拔贡出身，早期为曾国藩主持湘军粮台，后任湖南巡抚、署湖广总督、四川总督、漕运总督、两广总督。
8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册第17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第三部分 新的铁帽子王第54节 木偶戏（1）
变法维新一开始，光绪就着手修理那些曾经虐待、羞辱过他的人，以及那些碍手碍脚的家伙。
首当其冲的，是他从前的师傅、军机大臣翁同龢。他最不可饶恕的过错，就是在对日战争的处理上曾经给了皇帝糟糕而矛盾建议。翁同龢占据一个备受信任的位置，年头实在太久了，以至于误认为自己有权对年轻的皇帝施加影响。
翁同龢是典型的儒家官僚，礼数周全却毫无实质，对太后巴结逢迎，和铁帽子们沆瀣一气。他是那群见风使舵的满清官吏当中的一个，这些人每逢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就像个风车似的滴溜溜乱转。如今，60岁的翁同龢身兼数职：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以及协办大学士，是朝廷上的一个关键人物，也是积贫积弱的中国政府中一条悲惨的注脚。虽然他“帝师”的职位早在两年前（1896）就已经终结了，但作为一名军机大臣，他依然能够每天接近光绪，并经常出席朝见。和任何人一样，他也对加重光绪的神经紧张负有责任，通过频繁的出尔反尔让他无法作出明确的判断，从而使他一直维持着情绪上的残缺，不让他坚持自己的主见，培养他对姨妈的孝顺虔敬，夸张矫饰得像个偏执狂。局外人都想当然地认为，是残暴的慈禧一直牵着皇帝的鼻子，然而，从足资征信的材料证据来看，事情并非如此。善于吹牛拍马如翁同龢之流，他们为了向上爬，而采取一种夸张的卑躬屈膝的姿态，并利用他们对皇帝的影响，在他的孩提时代和青春期就不断向他灌输恐惧。当时机来临，皇帝自然会报复翁同龢，而不是他的姨妈。
1898年6月15日，在一次由所有军机大臣参加的朝会上，翁同龢喋喋不休的反复告诫让皇帝很不高兴。翁师傅坚持认为，应该让慈禧参与维新进程的每一个步骤，乃至维新官员的选拔。在这样一番崇拜太后的令人厌烦的表演的背后，翁同龢真正的良苦用心，其实是要用一根红带子将皇帝的拇指拴到背后，以防碍变法维新。虽说也算是响当当的名士保护人之一，但从来都小心谨慎的翁同龢感觉到了麻烦就在眼前，于是就开始主动和维新运动保持距离，因为在1898年的上半年，这一运动的势头就益发不可收拾了。如果事情进一步发展下去，到了改革者和铁帽子们要摊牌的地步，他会站在那一边呢，这大概不用太费推敲了吧。
皇帝忍受翁同龢的碍手碍脚已经多年，如今他的耐心已经崩溃了。一次短暂的缓和之后，他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明确地把翁同龢排斥在外。这次御前会议的最后结果是：皇帝不顾所有大臣的反对，断然解除了翁同龢的职务。
巴克斯和濮兰德却给我们讲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故事，他们坚持认为：翁同龢是被太后解职的，因为他领着皇帝走上了维新之路——一纸亘古常新的假情报，多数学者依然深信不疑，也不管赫德及其他人提出了怎样的反证。翁同龢被解职时，身在颐和园的慈禧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后来才得到了相关的报告。
翁同龢的被革职，的确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再加上此前并未和太后商议，这一切，宣告光绪终于成人。这不免让端郡王的小集团感到惊慌失措，包括其余的军机大臣以及朝廷上的其他权宦。已经有好几代皇帝没有独立自主过，这期间，实权都落入了以廷臣为首的朋党之手，比如八大臣，比如恭亲王的政治联盟。
由于恭亲王的死和翁师傅的解职，只剩下了4位军机大臣。刚毅1（端郡王最有权势的同盟者之一）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其他军机大臣，包括外表光鲜却头脑糊涂的铁帽子礼亲王。这些人全都是一些没有想象力的家伙。刚毅之所以成为一位权势人物，倒并不是因为他是个伟大的政治家，而是因为他自以为是、不怀好意、顽固不化地反对任何变革，这样的德性，在保守的满清朝廷里，意味着忠诚正直、值得信赖。处事不如恭亲王那样圆滑的刚毅，极力想让其他大臣相信：光绪皇帝行为鲁莽，如果没有一只引导之手的帮助，实在不堪信赖。如果光绪不经多数人一致同意（这意味着向长辈们的判断妥协）就擅自作出决议，那么，恐怕就有必要让他下课。反正端郡王的儿子溥 就站在旁边，正等着继位呢。
出人意料地，这次终于有了一个弹劾光绪皇帝的机会。为了做好这件事，强硬派们不得不加倍小心。首先，他们必须极力说服太后，让她重新开始垂帘听政，然后，就可以让光绪体面地下课了。
对维新运动的激烈反应，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确切日期的话，那么它应该是翁同龢被革职的那一天，也就是1898年6月15日，百日维新开始后的第4天。又过了4天之后，罗伯特·赫德听说了关于一场宫廷密谋最初的谣传。赫德说，翁师傅的“过于注重繁文缛节的保守倾向”导致他丢掉了自己的工作，并且引发了“一场宫廷密谋，让权力重新回到了太后的手中。”
“让权力重新回到了太后的手中”，这一说法容易造成误解。事实上，她从未获得过绝对的权力，只不过是占据了一个仪式上的位置而已。当满洲人说“让她重回御座”的时候，并不意味着“重获权力”，因为“掌权”一直是王公贵族、朝廷大臣们的专有特权，对于这一特权的把持也正是他们为什么老是吵架的原因之所在。这一回，只不过是再一次需要她出来做个装饰品，以便给那些真正掌握权力的人一个合法性的外表而已。1861年恭亲王就是以这种方式利用慈安和慈禧的，1875年他又用过一回。如今，铁帽子们因为同样的目的，也需要用一用慈禧。
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收到了一封关于此次宫廷密谋的信，是A·E·希普斯莱（赫德在天津海关的一位雇员）写给他的。“15日的诏书（翁同龢被革职）无异于一场宫廷政变，”希普斯莱大大咧咧告诉莫理循，这意味着光绪要将所有的反动分子一脚踢开。“当然，太后也得到了报告，说的是……皇帝的施政手段已经将中国带到了毁灭的边缘，不能再把国家事务付托给他了，所以她必须重新执政。我认为，这简直就是说……要废黜皇帝。”
希普斯莱歪曲了内幕消息，并把这样的扭曲塞给外国报纸。他的老板德璀琳，是天津海关的头儿，这位仁兄的整个事业生涯完全是为李鸿章总督的腰包服务，所以，很可能是德璀琳指使希普斯莱故意把这样的假情报透露给莫理循。其时，阴谋大师李鸿章曾多次指使别人给记者写信、发电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