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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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时候，这支得胜之师横扫敌人的各处要塞，俘获并阉割每一个见到的男性，老少无遗。数以千计的男人就这样被废了。施行这一外科手术的专家被称作“刀子匠”——这是一种世袭的职业。动刀之前，扭结在一起的绷带作为止血带围绕在净身者的下腹部和大腿上部，以防止出血过多。净身者的生殖器已经用热辣椒水麻醉过。净身者则用大剂量的鸦片麻醉，放置在一张木床上。这时候，一个徒弟用一只手绕过他的腰部扶住他，另外两个徒弟抓住他的双腿向两边分开。在最后一次询问净身者是否改变了主意之后，“刀子匠”拿出一把小弯刀，一只手抓住生殖器，另一只手切下生殖器，尽可能地贴近腹部以避免留下残根（这被认为是很糟糕的）。工作完毕，一个很小的白蜡塞子被扎进尿道，然后用冷水浸湿的宣纸覆盖上，再缠上绷带。头昏眼花的净身者还要在人的搀扶下走上几圈，以防止形成致命的血凝。接下来的三天里，他不能喝任何东西，也不能小便。当绷带拆除后，白蜡塞子被拔出，尿像喷泉一样地喷射出来，这是手术很成功的标志。完全康复则需要三个月，这之后，太监就准备去找工作了。他萎缩的生殖器被保存在一个广口瓶里，像个无花果，这样他可以凭此验明正身，并在他去世的时候和他一起埋葬，他的灵魂就能够完整地升天。（与此类似，当一个人被斩首，他的头也将在被埋葬之前缝上——如果他有亲戚或朋友愿意来做这件事的话。）多数太监会被一件事情所困扰，那就是他无法再控制他的膀胱。尿床在太监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们总是弄湿自己的衣服。因此，中国人才有“污秽的伙伴”和“他像太监一样臭”这样的说法。
另一方面，许多太监因此得以进入权势之家，在那里，他们因为对现世的欢乐不再有兴趣，于是就操纵自己的主子并极大地扩大自己的私人财富，甚至要篡夺大位。在不同时期的中国历史中，尤其是在最近的明代，宫廷太监变得如此有权有势，以至于没有他们的许可什么事也休想办成。
最臭名昭著的“半男人”（17世纪的耶稣会教士这样称呼他们），要算是深得明熹宗宠信的魏忠贤了。他偷偷地养着一个小妾，自然也有其他的法子来享受人伦之乐，他实在太想有个儿子了，于是四处访求能够让他恢复生殖能力的灵丹妙药。一个郎中告诉他，如果他能够榨取几个活人的脑髓并吃掉，那么，他的生殖器就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魏忠贤弄来了几个囚犯，劈开他们的脑壳，挖出还在跳动的脑髓，并吞下了那些令人恶心的东西。（这个实验是否成功，历史上没有记载，不好乱说。）
无论是他们自身还是他们对恶毒的爱好，都应该受到鄙视。宫里的太监们形成了一个由阉人组成的秘密社会，这一点和地下教堂里的修士很相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所有人都热心于让自己的主子把他们当作性对象来加以利用。
太监的干政对明朝的垮台，有过不小的贡献，这迎来了满清王朝的新纪元。从此以后，严格控制太监干预政治事务的策略被提了出来。然而，他们分布在紫禁城的各个角落，没有他们的卷入，任何事情也休想办成。他们就像野餐会上的蚂蚁，无关紧要，又无处不在。
太监们负责照看雨伞和炉子，发布圣旨，引领大臣朝见，接收银子和贡粮，留心起火，驱赶老鼠，管理文渊阁的图书，给战场上的元帅们颁赐黄袍马褂，鞭打犯错的宫女，唱戏，伺候宫妃，为所有来来往往的人站岗守夜，为晾晒的瓜果驱赶苍蝇。他们有严格的得等级，皇帝家的每一个成员都依照等级编了号。王子和公主的编号是30，嗣子：20，皇侄：20，皇孙：10，曾孙：6，重孙：4。薪水普遍很低，总管太监每年也不过12两白银，不过还有一些额外的收入，包括回扣和其他一些非法收入，比如出售他们偷来的家庭财物、艺术品和宝石。所有总管太监和多数太监头都有自己的厨房，有些人甚至有自己的家室，包括女仆。
地位低贱的太监则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当他们上了年纪，精疲力竭地离开这个世界时，身边一无所有。如果他们因为某些过失而被赶出宫，他们就被迫靠乞讨为生，最后饿毙于途。在紫禁城的大墙之内，他们生活得就像修道士，住在养心殿后面隔着两条小巷的小单元房里。虽然有时候他们诚实而善良，给予主子很大的支持，但他们也生活在黄色丝绸的阴影之下，他们也会引领轻率的小皇帝去干任何他喜欢干的事，很多他没干过的事。
当同治皇帝睡觉、洗漱、解手、穿衣、吃饭的时候，太监们总是侍立一旁。他们陪他散步，伴他上课，给他讲故事。他们喂他吃饭，帮他揩嘴。他们给他摘花，为他擦鼻涕。他也会给他们一些小的奖赏，命令给他们一顿痛揍。他们从不会让他一个人单独呆上片刻。他们教给他很多东西，好的东西很多，坏的东西也不少。其他孩子有洋娃娃和隐形朋友，而皇帝则有太监们。他们是他的奴隶。而他，也同样是他们的奴隶。
他们给他穿28种不同式样的袍子，每一种都是规定为不同的目的以及在一月中不同的日子里穿的。他到任何地方都有一大队随从跟着，走在前面的太监为他喝道，走在两边的太监则保卫他的安全，更多的太监则走在后面，拿着他的茶具、蛋糕、甜点和药——灯芯莎草和菊花冲剂、治伤草素、正气丸、中正败火六合丸、用于退烧金箔朱砂、香草丸、万金油、治腹痛的内服药、抗瘟疫的药粉、治消化不良的三仙水，还有（如果所有这些都不奏效的话）一把皇家夜壶。
同治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懒虫。他大概只有呼吸这件事不需要别人代劳，而他呼吸的空气里却还是由别人洒上了香水。他显得毫无生气，毫无“钻研典籍的潜力”。9岁之前，他就发现做“天子”比练书法要有趣得多。他开始参加和他的太监们之间的性实验，并且，自从每个人都拼命地讨他的欢心的那一刻起，他对亲密伙伴的选择（太监或其他方面的）就变得没有止境。
恭亲王不止一次责备同治，因为它的言行举止招致了很多谣言，说他“总是和太监们肆意戏谑”。不幸的是，恭亲王没有权威来强使这个孩子服从他的意志。谁能打“天子”的屁股呢？
1865年4月，一场权力斗争在恭亲王和这个9岁的孩子之间爆发了。
尽管在热河政变期间，恭亲王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打那以后，他作为中国的议政王和首席大臣的地位也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但他的权力基础并不稳固。这部分地是他的缺点所致，也是他性格的一个必然结果。他毕竟是一个宗室王爷，娇生惯养、傲慢自大、急躁、易怒。他仓促草率的政治决定，显示了他根本不关心满汉保守派的一致利益。自从政变以来，恭亲王就一直是朝廷中保守派的抨击目标。他推介西方知识以及加强同外国联系的努力，冒犯了多数老卫道士，尤其是倭仁。早在1864年的秋天，权力联合的3年之后，御史们就向最高统治者上条陈，质疑恭亲王的领导能力。1865年2月，他们又向他发出警告，说他贪得无厌、自鸣得意、傲慢自大、独揽大权和自私自利。作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倭仁是此次战役的后台。
恭亲王个人的生活习惯实在也太骄奢放纵了。他住在一幢富丽堂皇的湖边宫殿里，使自己成了妒羡和闲谈的靶子，每个人都说他生活得很奢侈。作为一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和从前的花花公子，他不可避免地让自己的傲慢自大在日常习惯中表露无遗，哪怕是坐在椅子上也显得态度傲慢。要让他装出低眉顺眼的样子，按照标准的宫廷礼节对两宫皇太后感激涕零，恐怕不是一件容易事情。
作为一个一生下来就被娇生惯养的家伙，恭亲王无法体会到慈禧的那种孤独以及对爱和赞美的渴望。如果他能够多一些理解、少一些傲慢，她就会将他视为终身的同盟者。然而，他们之间的龃龉，却让他们更容易受到朝廷大臣们合谋的攻击。但他并不特别在乎他的傲慢可能带来的后果。两宫皇太后常常被恭亲王所刺痛，这实在太过分了，她们一直很想教训教训他。
1865年4月2日，一纸上谕罢黜了恭亲王包括议政王在内的所有职务。这篇以小皇帝的名义所下发的上谕说：
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勤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妄陈。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正是朕宽大之恩。恭亲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至意。4
这就是同治操练帝王权力的第一课。有了母亲的支持和老师的赞许，他公然向他的叔叔挑战。在一个充斥着野心家的政府里，一个9岁的孩子能起到令人惊讶的杠杆作用（如果他是皇帝的话）。
其他人为了给恭亲王以支持，打算要重整旗鼓，他们当中就有醇亲王奕譞，4月3日他被召来负责引领朝见。醇亲王感觉到这样的处罚就等于公告天下：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可以任意处置宗室亲王。说到底，两宫皇太后不过是用来装装门面的。如果她们的这种做法侥幸得逞，那么其他的亲王（包括他自己）也就不会有安全。醇亲王力劝两宫皇太后召集御前会议重新评议这些指控。第二天，也就是1865年4月4日，会议召开，出席者都得到了恭亲王谨慎的关照。
屈于众人的意志，皇帝再又发布了一份上谕，在上谕中，恭亲王因为非礼而受到斥责，但同时认为他还是朝廷可信赖的一位盟友。恢复了他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之职，但议政王和军机处首领的位置还是没保住。醇亲王和其他人都不满意，奏折迭陈，都是为恭亲王鸣不平。一个月之后，勉勉强强地恢复了他的军机大臣的职位，议政王的名头还是没还给他；这个9岁的小家伙也够顽固的了。危机似乎过去了，对同治皇帝的督导也就交给了醇亲王，他是新的议政王，一个很容易糊弄的家伙。
第二部分 纱帘的背后第33节 黄色薄雾下的生活（3）
同治14岁那年，成了一个在公众中不断滋长的流言蜚语的话题。他总是溜到紫禁城去寻找禁果，结果弄得满城风雨，他去的地方有酒馆、戏院、满汉聚居区的妓院。在这些性冒险方面，他的行为如此荒唐而轻率，就连倭仁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糟糕的局面的确是事实。他警告同治，最近紫禁城的一场大火，就是上天震怒的征兆，小皇帝应该警醒自励，改过自新。倭仁的警告被当成了耳边风，当两年之后他死去的时候，小皇帝的堕落行为很快就一发而不可收了。就这样，倭仁塑造圣君的实验悲惨地失败了。慈禧看到这位头号大儒在培养她的儿子方面也无功而返，接下来该怎样做，她也就更加没了主意。小皇帝的行为，她也并非不知情，只是她到底不愿意因为站在恭亲王一边，为反对这些荒唐行为而损害自己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她荒谬地相信：同治只不过是正在经历一个反叛的青春期。不管怎么说，她是他的母亲，即使他是个孬种。
在同治皇帝的许多冒险经历中，都有他的堂弟载澄陪同。载澄是恭亲王的儿子，比同治小两岁，但他能够自由地任意来去，只要他能避免惹恼他的父亲。12岁的时候，他就对北京城的男女妓院了如指掌。后来，载澄因为怂恿同治的不良行为而受到责备，但他们似乎又有了别的法子来满足这样的爱好。
正是喜欢挑剔而又聪明绝顶的罗伯特·赫德，记录了关于同治皇帝混乱性生活的令人惊异的详细材料。“看来，他的生活极其放荡。” 赫德在他的日记里沮丧地写道，“女人，小姑娘，男人和孩子——竭其所能地放纵自己，一个接一个。他从苏州弄来了60个男孩：（地方官）收到一纸（密诏），并请示总督该怎么办。总督并没给他任何建议——莫不是他没注意到这个？想想此事，真是太糟糕了；60个孩子被送到北京，他们全都被阉割了。并且，或许正是从他们身上，同治才染上了可怕的疾病。”一位西方医生向赫德透露：同治从不到15岁的时候起，就一直在治梅毒。
五花八门的西方和中国的材料都声称：同治的父亲、咸丰皇帝也同样沉湎于同性恋。其实，早在满清立国之前，双性恋就是北京生活的一个事实。在汉代（公元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