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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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自开海禁以来，通流贸易，凡在内地民人，与外国番船，相安于利乐者，百数十年于兹矣……乃有一种奸夷，制为鸦片，夹带贩卖，诱惑愚民，以害其身而谋其利。从前吸食之人尚少，近则互相传染，流毒日深……此为人心所共愤，亦属天理所难容……尔等来至天朝地方，即应与内地民人同遵法度。
但没有收到答复。
林则徐警告广州的外国商人：鸦片是非法商品，要求他们交出各自库存的鸦片，并保证日后不再从事这一非法贸易。
义律总监2受英政府委派督察广州及周边地区英国商人所有贸易方面的事，他试图偷偷地接应三大烟贩之一、宝顺洋行的头头颠地3出港，然而中国人在河道上设置了障碍以防止他们开溜。义律只得投降，交出了20；283箱英国自产的鸦片，但他却指控林则徐“蛮不讲理地扣押了广州的全部外国侨民。”
义律很快被允许前往澳门，并带上了所有尚未离开的英国人。接下来，他们上书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请求回击，要求对他们的鸦片损失进行赔偿，同时还提醒巴麦尊，他们的贸易是得到了英国政府许可的。
丹麦、德国、美国和西班牙的船长们向林则徐签署了保证书，从而得以进入黄埔自由地从事其他商品贸易，而愤怒的义律总监却将保证书撕成了碎片。随后宣布：所有的英国商船将在澳门卸货。作为回应，林则徐也同样禁止了中国在澳门的一切贸易，这样一来，英国商船只能直接和中国走私贩子进行离岸交易。
紧张的形势因为一次酒后斗殴而进一步恶化，此次事件中，一名英国水手杀死了一位中国平民，还打伤了另外几个人。义律给了幸存的受害者一笔封口费，让他们声明这只是一次意外，随后又上演了一场装模作样的审判，宣告凶手无罪。凶手和他的同伙乘船回了国，从此逍遥法外。义律告诉中国人，说他实在找不出“此一不法行为之元凶”。很显然，义律是个“滑头哲学”的信奉者。
不幸的是，中国误解了英商个人和伦敦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国会受到了来自国内商界的强大压力，他们要求向这种挑衅自由事业的行为开战。而北京方面，也未免低估了英国的军事力量和它的破坏力，此种力量主要以现代化大炮为表现形式。
外交部则另有一个发动战争的动机：他们想以此强迫北京的朝廷和英国政府之间建立直接的官方交往，这是满清政府一直拒绝的。
英国军舰很快封锁了广州湾。在林则徐提出抗议的时候，“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这两艘英国军舰就开了火，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在伦敦，威廉·格莱斯顿4在国会谴责了这次攻击：“一次比其起因更加不义的战争，也更是一次使帝国永远蒙羞的战争，空前绝后，闻所未闻。英国国旗被升起来，为的是去保护不光彩的贸易……面对这样的战争场景，我们应该惊恐地退避三舍。”
第一部分 叶赫那拉氏第14节 洋鬼子（2）
让中国大吃一惊的是，英国并没有继续攻打广州，而是沿着海岸线北上，直取长江口的定海，那儿的中国守兵毫无准备。大约一万名训练有素的英国士兵排好了阵势，他们所面对的是毫无作战经验的中国军队，他们除了自己窝里斗，还从来没跟任何外国人打过仗，而且也没见过现代化的大炮。其他战斗接踵而至，广州、宁波等口岸相继失守，直至北京投降。
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被迫在英国皇家战舰康华里号上签署，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条约中开放了五个对外通商口岸；香港被割让给了英国；赔偿了被林则徐烧毁的鸦片款600万两；清偿了广州商人欠英国商人的债款300万两，再加上给英国的1；200万两战争赔款。（两年后，法、美两国提出要求，并得到了同样的协约口岸通商权。）
被打败的满清政府并不服气。皇上那些好战的谋士（被他们的死对头称为“八大臣”）仍然觉得在北京是安全的；许多年来，他们继续割让中国的小块领土。这一切对于道光皇帝来说，实在是太过分了。他为了对付洋鬼子而忽视了国内问题和内战隐患，结果弄得内外交困，两头失利。他的母亲，他唯一觉得亲近的人，也就在那时候驾鹤西去。道光皇帝失魂落魄，身体也垮掉了。他披麻戴孝，守在母亲的灵柩旁，捱过了接下来的27天。他拒绝吃东西，只喝少量的水。没过多久，他也撒手人寰，跟着母亲一起去了另一个世界。
他19岁的儿子咸丰继承了皇位。更大的灾难，就要降临在咸丰和他的后妃们头上，叶赫那拉亦在其中。
从一开始，西方人就认为，咸丰要么是个无能的花花公子，要么是个白痴，甚至连他父亲那样的荣誉感也没有。不管这是因为他的年少无知和缺乏经验，还是因为他与世隔绝的成长环境，无论如何，他都不合适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为国家这艘大船掌舵。他似乎没法认清形势，在关键时刻则束手无策。
西方人所无从了解到的（他们没有合适的观察位置）是：咸丰完全被八大臣捆住了手脚，这几个好战分子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是这八个顾命大臣而不是咸丰，在指挥着中国的行动。
每位皇帝都会指定一帮保守的大臣来辅佐他的继任者，他们中的核心成员是几个被称为“铁帽子王”的满族亲王，他们是这一阶层中最反动的代表人物。在19世纪中叶，朝廷上的铁帽子小集团被4个满族贵族所控制，他们是：户部尚书肃顺、他的异母兄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和御前大臣景寿。他们是满清军队的将领，极端排外。这4个权势贵族控制了皇帝的4个军机大臣，凑成了所谓的“八大臣”。
肃顺5是这个小派系的主导者，并且是北京城里除了皇帝之外权力最大的人，胆大妄为，野心勃勃，他比咸丰大16岁，年轻的皇帝对他的印象是：年富力强、血气方刚。从一个小小的十品贵族开始他的事业生涯，但他得到了他的异母兄长郑亲王的庇护和支持，郑亲王在铁帽子王中权力最大。正是郑亲王将肃顺引荐给了皇帝，并巧妙地让他进入了核心圈，从此，肃顺逐渐找到了操控别人的感觉。到30岁时，肃顺已经负责打理所有的皇家游戏场，包括西苑三海，圆明园和热河行宫。一连串的晋升接踵而至。他被任命为内阁学士，旋升副都统，并且爬上了中国最令人敬畏的位置之一：左都御史，国家官僚机构的监督者，这个官职使得他可以通过恐吓来勒索银子。1859年擢户部尚书，使他能染指每个人的饭碗。他为了拍皇上的马屁而不惜介入他的私生活，成为皇上的皮条客，利用共同的性冒险把咸丰和自己绑到了一起。怂恿皇帝放纵自己，粗心大意的年轻皇帝身体被淘空了，精神也变得恍恍惚惚了。肃顺的对头们相信他是故意要毁了皇上的身体，从而让他更容易被控制。
肃顺树敌原因实在太多。他粗鲁无礼，咄咄逼人，残忍苛酷，为了维护一种恐怖统治，滥施刑罚，动则得咎，稍违礼教足招杀身之祸。而他自己的行为举止，则殊乖德教。为了掩盖财政亏空的丑闻，他索性一把火烧掉了户部，以此毁灭证据。在殿试中，他收受贿赂，让一帮失利的举子顺利通过。这些考试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径，所以也是一种获取官职的最佳手段。很多人终其一生，努力通过一轮又一轮的考试，为自己铺平通往高官厚禄的坦途。尽管肃顺的起点相对较低，但他最终还是敛集了一笔巨额财富。
1854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渐次平静10年之后，英国开始向咸丰皇帝施压，提出了新的要求：扩大贸易权，重新厘定关税，在北京设立英国公使馆，开放天津作为北方的贸易港口，外国人有权购买中国内地的土地，鸦片贸易的完全合法化。法国、俄国及美国政府也都掺和了进来，提出同样的要求，并给中国设置了最后的协商期限。
咸丰皇帝对此的回应，就是将所有涉外事务全一股脑地交给广州的汉人总督，一个名叫叶铭琛的脾气暴躁的胖子。作为一个乡村药剂师的儿子，叶铭琛完全凭着冷酷无情而爬上了两广（广东和广西）总督的位置。他受命镇压当地的太平军叛乱，屠杀了华北一大半人口而使自己名声大燥，他想当然地认为大多数农民都是反政府的，所以都是叛乱者。他将整个城镇夷为平地，吹嘘自己不到6个月的时间杀掉了70；000名“逆贼”。
在广州，叶铭琛拒绝会见外国使节，对他们的要求置之不理，并尽量避免与洋鬼子接触。他被认为是一个嗜血者，可以跟包令爵士及巴夏礼6相媲美。包令，60多岁，是个能干人，但过于自负，毫不理会顾全大局的政治法则。他是一位作家兼前议员，迫于经济需要才开始了外交生涯；1849年出任驻广州领事，1854年成为香港总督。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梦想着国王能委任他为首任驻华大使；成年之后，他渴望实现这个梦想，至于别人将会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非所计也。尽管他的首相屡次三番地警告：没有预先得到伦敦的正式批准（这可能需要9个月的时间），不要对华动武。但包令对此毫不理会。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他不惜以一场虚构的争端让大英帝国又一次卷入对中国的战争。
包令的这种想要迫使中国臣服的冲动，他的部属巴夏礼也有。巴夏礼是个年轻的翻译，临时担任英国驻广州的代理领事。他26岁，中等身材，橄榄色皮肤，有着一头金发和络腮胡子；不安的眼神和抽搐的嘴巴将他的极度紧张袒露无疑。他传奇般的职业生涯（正如一个赞佩他的传记作者所写下的）“主要是凭借着决不让步，决不允别人轻视自己，一直在中国人面前坚决维持自己国家的尊严和荣誉。”巴夏礼成了中国所憎恶的西方人的一切特性的一个象征。
他们把咸丰皇帝拖入战争的借口，竟然是广州一艘破烂不堪的旧船，这艘叫“亚罗号”三桅船，船体是葡萄牙的，船桅和船帆是中国造的。她曾经风光一时，现在东家是一个居住在英属香港的华人走私老板。为了发展英属殖民地的贸易，包令爵士随意给中国船只发放执照，允许走私船和海盗船悬挂英国国旗。这些船只（中国人戏称为“混龙”）在迎风飘扬的联合王国国旗下继续他们红红火火的鸦片贸易，成了中国政府最为头疼的事。为了保护“亚罗号”不会被中国海岸巡查人员查封，这艘船于1855年9月27日在香港注册，但是一年之后，也就是1856年9月27日，她的执照就到了期。船主忘了重新注册，亚罗号的船员都是中国人，却雇用了一个整天泡在酒里的爱尔兰船长，以便让这艘三桅船看上去有一副可信的洋模洋样。1856年10月8日的早上，亚罗号受英国保护的权利终结后的第11天，停泊在珠江口，而这会儿她的爱尔兰船长在港口的另一艘船上“与一位友人共进早餐”。这时，4名中国官员和60名水兵登上了亚罗号，为的是搜捕一个臭名昭著的海盗，这家伙很容易辨认：穆斯林头巾，缺了的门牙。这天早上，有人在亚罗号上看见了一个符合这些特征的家伙。尽管他已经不在船上，但船上的华人船员还是被逮了起来。
那位爱尔兰船长向巴夏礼发誓说：他们登船的时候，亚罗号仍然是在英国注册的，并且飘扬着联合王国国旗。中国人否认船的后桅上挂着旗子，当时在港口的其他欧洲船长也证实这一点。就连包令爵士私下里也表示怀疑：“看来，”他说，“经过检查，亚罗号无权再挂英国国旗；她这样做的许可已经在9月27日就到期了，从那时起她就不再受保护。”但他向中国人隐瞒了这些，还自我安慰说，是那些中国人自己对这一事实懵然不知，因此也就丧失了任何法律意义上的主张权。
巴夏礼既不是英国外交官也不是国家公务员，他只是个临时担任代理领事的翻译。但他擅自认定：这是一次中国军队侵犯英国主权、侮辱英国国旗的恶性事件。他登上中国军舰，要求释放亚罗号的所有船员。指挥官拒绝了他。巴夏礼后来对叶铭琛抱怨说，在他登船的时候，中国水兵曾对他进行暴力威胁。（按照自己一惯的行事方式，巴夏礼试图亲自动手放掉那些船员，一位中国官员给了他一下。他告诉朋友，那些水兵“嘲笑我……用武力威胁我，而且我还真的挨了那么一下，虽说是这样的情形，我也不曾做过任何官方暗示，就像我所希望的，能将任何个人因素置之度外。”）
为了照顾自己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