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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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管理泉州一带的海外贸易。当时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叫作市舶提举司，简称市舶司。元朝先后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今海盐县南）、温州、广州、杭州设立了七个市舶司。泉州是对外贸易的最大商港，由此出口的商品有瓷器、丝绸等，由此进口的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等。
4。运河与海运
元代的水陆交通都相当发达，陆上交通有遍布全国各地的驿道，水上交通有联系南北的大运河和海道，这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和促进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商业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元朝建都在大都，大都的粮食要仰给于江南，为了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元朝不仅凿通大运河，而且开辟了海道。开通大运河 元代以前的南北大运河，还是隋炀帝时修通的大运河，这条运河久已不能贯通了。元朝灭宋以后，从南向北运粮，必须采用水陆两运的办法，先是水运自浙西入江入淮，再由黄河逆水至中滦（今河南封丘），然后改为陆运至淇门（今河南汲县），由淇门入御河（即隋朝的旧运河），北上抵大都。另外，自通州至大都，也是一段陆运。水陆两运极不方便。因此，元朝政府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开济州河，自今山东的济宁到东平。从济州河以南，便可经由隋朝的运河到达扬州和杭州。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又开会通河，自今山东东平至临清，入于隋朝的运河即御河（由临清至天津），全长二百五十余里。又根据郭守敬的建议，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开通惠河，自大都至通州，入于白河，总长一百六十余里，由通州即可沿白河到天津。这样，大运河便完全贯通起来了，北起大都，南迄杭州。隋朝的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北运输则迂回曲折；而现在的运河则以大都为终点，南北运输以山东和苏北为要道，不再绕道河南，全程大为缩短了。南北大运河的凿通，主要是为了漕运，但也便于商旅往来，富商大贾多乘船由江南集于京师，南北商品得以流通。海运 海道是元朝在灭亡南宋以后开辟的。最初伯颜平定江南时，曾把南宋库藏图籍，从海道运至京师。到至元十九年（1282年），伯颜又请命于朝，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载粮四万六千余石，由海道运至京师。此后，忽必烈用朱清、张瑄二人主持海 运，将东南粮食不断输送京师，海运事业日益兴盛。海道自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刘家港入海，北上绕过山东半岛，抵达直沽（今天津）。海船循此道行走，若取最近的路，最快时十日可至京师。元朝开辟海道，也主要是为了南粮北运，其由海道运粮的总数，最初不过四万六千石，以后增至一百万石，最多时达到三百三十余万石。海运要比陆运及河运省费很多，所以有元一代，海运始终不废，直到元末顺帝初年，每年海运粮食入京之数，尚多至二百八十万石或二百六十万石左右，最后只因农民大起义爆发，元朝海运粮食才告停罢。
四、中外关系
钦察汗国 钦察汗国亦称金帐汗国，是四大汗国之一，占有今俄罗斯及中亚部分地方，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及其后裔的封地。元朝与钦察汗国的关系甚为密切。当时从元朝大都到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今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沿途皆有驿站，凡持有元朝政府所给予的牌子（金字或银字圆符）者，均可在此路上乘驿往来。钦察汗国的塔纳城（今罗斯托夫南，顿河河口南岸）、别儿哥萨莱城（今伏尔加河下游），都处在中西交通线上，欧洲商人多由此以通中国，在别儿哥萨莱即可买到中国的丝织品。伊儿汗国 伊儿汗国也是四大汗国之一，是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及其后裔的封地。元朝与伊儿汗国的关系更为密切。通常伊儿汗国新汗即位，都要得到元朝皇帝的认可才算合法。甚至伊儿汗国的国玺，也是由元朝所颁赐的汉字方印。元朝的钞法和驿站制度也传到伊儿汗国，伊儿汗国也曾发行过纸币，并在境内设置驿站。中国的文化也在伊儿汗国广为传播。当时有不少中国学者在伊儿汗国王廷供职，带去了中国的医学、天文历法、历史等书籍。同时，波斯、阿拉伯的文化也传入中国。当时波斯、阿拉伯人曾大量移居中国，其中大都是伊斯兰教徒，在中国长期定居之后，遂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被称为回回。回回人把波斯、阿拉伯的工艺技术、天文历法、医学等知识介绍到中国来。东亚、南亚、非洲 高丽在元朝时继续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元朝的兵制、驿站，均为高丽所仿效。而《朱子全书》、《农桑辑要》、《授时历》等书也流传高丽。高丽种植棉花，也是由中国传入的。元朝与安南（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暹（xiān先）国（今泰国）都有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元英宗时，文子方出使安南，著有《安南行纪》一书。元成宗时，周达观随从出使真腊，著有《真腊风土记》一书。该书记载当时真腊人民喜用元朝货物，许多生活用品都来自元朝。元成宗时，暹国国王敢木丁曾两次来中国，带了不少制陶工匠回去。元朝的使臣和商船经常出现在麻逸（今菲律宾之明多罗岛）、木剌由（今马来西亚）、阇婆（今爪哇）、南巫里（今苏门答腊岛西北）、渤泥（今加里曼丹岛）、马八儿国、俱兰国（均在印度南部）、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地。元朝初年，忽必烈曾派使者远至马达伽思伽儿岛（今非洲马达加斯加岛）。元朝末年，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也来到中国，游历了广州、泉州、杭州等许多地方。元朝末年的汪大渊曾随商船浮海，经历数十国，以亲身所见所闻，写成《岛夷志略》一书，记录了从东南亚远至东非的道里风情，大为丰富了人们对于这些地区的知识。欧洲 元朝与欧洲的关系也很密切。当时欧洲的使者、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纷纷东来，不绝于途。其中最有名的是大旅行家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以写游记著称于世。他在父亲及叔父的带领下前来中国，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到达上都，此后遂留居中国达十七年之久，甚得忽必烈的信任，曾被委派为扬州的官吏，还被委派出使过一些国家，直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才离开中国，返回家乡威尼斯。以后，马可·波罗因参加威尼斯对外战争被俘入狱，乃于狱中口授旅行经历，由他人记录成为《东方闻见录》，即所谓《马可波罗游记》。该书对元初的政治经济情况都有极详细的描写，盛称元朝城市的繁荣和富庶。该书问世以后，使西方人大开眼界，引起他们对中国文明的向往。
五、元朝中后期的腐朽统治
皇位争夺 元朝皇位的争夺异常激烈，从第二代皇帝成宗（1295—1307年）死后开始，一直连绵不断，继续到元末。由1308到1333年，二十五年中换了八个皇帝，特别由1328到1333年，不过五年时间，竟换了五个皇帝。皇帝每更换一次，都要爆发一次皇室贵族内部的相互争夺残杀，弄得统治集团四分五裂，并且给人民带来莫大灾难。政治腐败 元武宗以后的皇帝一个更比一个穷奢极欲，昏庸无道，根本不知道怎样处理国政。如武宗在位期间，用人至滥，加封宦官为左丞相，提升优伶为国公，甚至把官职作为礼物随意封送，仅在即位的当年，不经过中书省而直接由他降旨授官的就有八百八十余人。皇帝又经常把大量金银用于赏赐蒙古贵族和用于僧侣作佛事。如仁宗在位时，赏赐蒙古诸王，有一人一次受赏至钞五十万锭；而当时元朝每年收入赋税约为钞四百万锭，除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仅二百八十万锭。由于挥霍无度，自武宗以后已经入不敷出，库藏空虚。当时京师每年共收入钞二百八十万锭，而武宗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又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则更支出了二千万锭。到文宗时，经费支出已较元初增数十倍。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元朝政府一方面加紧对人民的搜刮，另一方面则滥发纸币。到了元末顺帝年间，纸币大为贬值，物价腾贵，财政的危机已无法挽救。由于皇帝腐化无能，政权就落入一二蒙古大臣之手，当权大臣莫不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如文宗时的燕帖木儿，任中书右丞相，封太平王，集大权于一身，肆意无忌，一宴或宰十三匹马，取泰定帝后为夫人，娶宗室之女四十人。顺帝即位后，政权落入伯颜手中。伯颜任中书右丞相，进封太师，又改封秦王，一身兼三十余职，官衔长达二百四十六字。他大权独揽，擅自进退大臣，妄杀无辜，势焰熏灼。又将诸卫亲军精卒调为己用，凡出入导从甚众，乃至填街塞巷，而皇帝的仪卫反而寥寥无几。因之，天下人皆知有伯颜而不知有顺帝。元朝末年贪官污吏横行，要钱的花样无奇不有。如属官来见要“拜见钱”，逢年过节要“追节钱”，生日要“生日钱”，办事要“常例钱”，送往迎来要“人情钱”，甚至“无事白要”，这叫“撒花钱”。即使职司监察的官吏也公然要钱，肃政廉访司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如同做买卖。土地兼并 武宗以来，土地兼并的情况日益严重。兼并土地最凶的，首先就是蒙古王公大臣。如武宗时一个蒙古大臣占有江南田地一千二百三十顷，每年收租五十万石。泰定帝在做晋王时，一次就捐给朝廷土地七千顷，其土地之多可想而知。文宗时权臣燕帖木儿请求包租苏州一带的官田五百顷，情愿做二地主，其自有土地多少不在少数。顺帝把公主奴伦的土地分拨给伯颜，一次就达五千顷，这位公主有多少土地便可想见了。伯颜屡次蒙赐土地，前后共有两万顷之多。喇嘛僧侣的寺院占田之广也不在蒙古王公以下。如大都的大承天护圣寺的土地多得惊人，在文宗、顺帝时前后两次被赐予的土地达三十二万余顷。除去喇嘛僧以外，江南的白云宗僧侣也非常跋扈。仁宗时，浙西土豪沈明仁创立白云宗，假托佛教之名，强占民田二万顷。汉人地主兼并土地之风也与日俱增。如武宗时期，江南地方每年收粮满五万石以上的地主，已相当多。再如福建崇安县，有民户四百五十余家，共纳粮六千石，其中大户五十余家即纳粮五千余石，而小民四百余家仅纳粮不足千石。这就是说地主集中占有了全县土地的六分之五，而全县农民仅占有六分之一。到了元朝末年，江南甚至有“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①者。赋税繁苛 元朝政府对人民的搜刮也大大增加了。延祐五年（1318年），仁宗开始对江南征收包银，每户征银二两。不仅如此，这时包银的总数，较元初增加了十倍之多。至于一般的课税（包括商税），较元世祖时增加五十倍。到了文宗初年，各种课税更比元世祖初定之额增长百倍。天灾 与人祸同时，天灾也不断出现。自泰定帝以来，各种天灾的记载不绝于书，水旱灾害屡见于陕西、山东、河南、河北及江浙一带，所在饥民动以数十万计。至元末顺帝时，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又在山东、河南连续三次决口，大水泛滥不止，千里变成泽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莫大损失。由于天灾人祸交织并乘，人民起义便不断爆发了，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这些分散的小规模的起义只是全国大起义的前奏，随后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便来临了。
六、元末农民战争
1。农民大起义
韩山童、刘福通红巾军起义 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大起义终于爆发了。起义的发动者是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和刘福通，他们利用白莲教作为宣传和发动起义的工具。白莲教源出佛教净土宗，创始于南宋初年，崇奉阿弥陀佛，但以后在民间流传中，则逐渐与明教和弥勒教混合在一起，转而信奉明王与弥勒佛。韩山童的祖父即是白莲教徒，原为栾城（今属河北）人，因“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被谪徙到广平永年县（今河北永年县东南旧永年）。到韩山童时，则宣传天下将要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人民快要得救了，河南及江淮人民皆信从其说。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政府委派工部尚书贾鲁修治黄河，调发河南、河北民夫十五万人。由于政府所给民夫食钱，官吏多加克扣，因而民夫怨恨。韩山童及其信徒刘福通、杜遵道等人，认为这是鼓动起义的大好时机，便在黄陵冈（今山东曹县西南）的工地上，预先埋下一个一只眼的石人，在其背上刻写着：“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①民夫们挖出石人后大为轰动，莫不惊诧思乱。随后，韩山童即在永年聚集三千人，准备举行起义，刘福通等共推韩山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