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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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即钻石。　①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②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③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①　《史记》卷——○《匈奴列传》“正义”引《西河故事》。焉支与胭脂偕音。　①　《汉书》卷九《元帝纪》颜师古曰：“应劭曰：虖（呼）韩邪单于愿保塞，边竟（境）得以安宁，故以冠元也。”　①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　①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尉佗列传》。婴齐，赵佗之曾孙。　①　《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中山靖王刘胜传》。　①　《汉书》卷九○《酷吏列传》。《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百政”作“白政”，“叚中”作“殷中”，“范主”作“范生”。据《史记》“集解”引徐广语，“殷一作假”。假同叚，当以“叚中”为是，释作”段中”非是。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二《汉纪》十四武帝征和二年。　③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列传》（下）《渠犁传》。　④　《资治通鉴》卷二二《汉纪》十四武帝征和四年。　⑤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列传》（下）《渠犁传》。　①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①　《汉书》卷十一《哀帝纪》。名田：以私人名义占有土地。　②　丁氏，哀帝之母丁太后母家；傅氏，哀帝皇后母家。　③　县官：朝廷。　①　即摄皇帝。　②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　①　五物：金、银、龟、贝、铜。六名：金、银、龟、贝、钱、布。　①　行，摄行，代理。　①　《后汉书》卷十一《刘玄传》。　②　《后汉书》卷十一《刘盆子传》。　③　此王匡为王莽之侄，非绿林军首领。　④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　①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②　刘秀建都洛阳，自以汉为火德忌水，改洛阳为雒阳。说见《汉书·地理志》上“雒阳”注引鱼豢（huàn唤）语。然而西汉已作“雒阳”。
第三节　东　汉（公元25—189年）东汉王朝始建于公元25年（建武元年），在名义上存在到公元220年（献帝延康元年）。可是，公元184年（灵帝中平元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东汉王朝虽仍存在，但其统治已分崩离析。中平六年（189年），灵帝死，董卓率兵入雒阳，废少帝刘辩，另立献帝刘协，自掌大权。各地牧守将校推袁绍为盟主，联兵进伐董卓。董卓部众以力量不抵，将雒阳及其附近焚掠殆尽，将献帝挟持到长安。东汉至此时，已名存实亡，全国陷入军阀割据混战之中。因此，我们在讲东汉的政治、经济时，只讲到公元189年。190年以后的历史，按传统习惯归入三国时期。
　　一、加强封建专制体制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中兴”汉家相标榜。在他即位之初，就废除了王莽制定的一切制度和政策，基本上恢复了西汉时期的制度和政策，有些制度、政策也有发展或变化。
　　1。中央集权
　　刘秀加强中央集权是西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继续和发展。退功臣，进文吏　东汉初年，刘秀认为他的功臣多是戎马出身，不熟悉典章制度，不懂得治理国家；可是他们多自恃功高，不听命令，或不遵守法纪。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勋，并笼络他们的人心，刘秀封其中功劳最大的三百六十多人为列侯，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但却解除了他们的实权。除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三人参与议论军国大事外，其余大多数列侯成为闲员，只是“以列侯奉朝请”①。这些列侯的食封数量，如邓禹、吴汉二人，都食四县，其余为县侯、乡侯、亭侯，小的只食数百户。总的说来，比西汉少得多，也是衣食租税而已。刘秀很重视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士人。他认为这些人既熟悉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国家；又情操高尚，不趋炎附势。所以就多方访求，重礼征聘。平帝时的高密令卓茂不仕王莽，刘秀征为太傅，名儒伏湛（zhàn占）征为尚书。尚书的权力是很大的。
　　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刘秀削弱三公的权力，加强尚书台的权力，这是他的重要集权措施之一。东汉初年，中央最高的官职是三公，就是司徒、司空和太尉。司徒是由丞相改称的，管民政，权力比丞相小的多。司空是由御史大夫改称的，不再管监察，而是改管重大水土工程。太尉管军事。太尉一职应改称司马，因刘秀曾任刘玄的“行大司马事”，为避讳而未改。三公的职位虽高，徒有虚名，并无实权。权力集中于尚书台，尚书台则直接听命于皇帝。东汉后期的政论家仲长统曰：刘秀“愠（yùn运，怒）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①东汉初年，进一步扩大尚书台机构。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西汉时为六百石），为尚书台的主管长官；另设尚书仆射一人，秩六百石，为尚书令之副；又设左、右丞各一人，秩四百石，为令、仆之佐。尚书台下分六曹，每曹有尚书一人，秩六百石。尚书的职掌：吏曹尚书（亦称常侍曹尚书），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尚书，主郡国二千石事。民曹尚书，主官吏上书事。三公曹尚书，主断狱事。南主客曹尚书，主少数民族和外国事。北主客曹尚书，主管同于南主客曹。每曹置侍郎六人，称尚书侍郎或尚书郎，秩四百石；置令史三人，称尚书令史，秩二百石，各有职掌。这是一个组织完善的、具体而微的中央政府，尚书令的权力在日益加强。章帝以后，已有“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执重，责之所归”①之说。至此时，尚书台已是决策和发号施令的中枢机关。三公、九卿只受成事。东汉时的太傅、三公或大将军等要直接参预中枢决策，必须加以“录尚书事”的头衔。加强监察制度　东汉初年，就恢复了西汉时设置过的三套监察机构，而且有所加强。
　　1。御史台——东汉初年，改御史大夫为司空，管工程。原属御史大夫的御史中丞主管御史台（府），掌监察，秩千石。御史中丞下有治书侍御史二人，掌解释法律条文；侍御史十五人，掌察举官吏违法，接受公卿、郡吏奏事。官吏朝见皇帝或国家举行祭天、祀庙、封王侯、拜将相等大典时，御史中丞或侍御史监察威仪。御史中丞的权力仅次于尚书令。2。司隶校尉——西汉武帝时置司隶校尉，至成帝时废除。东汉又复置，兼领一州事①，秩比二千石。设从事史十二人，主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本部各郡事务。司隶校尉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参与议论朝政时，位在九卿之上，朝贺时，处于公卿之下。监察权之大，“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②在公卿朝见皇帝时，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会同并专席而坐，号曰“三独坐”。3。州刺史——东汉初年，在司隶校尉辖区之外，分全国为十二州（部）③，每州设刺史一人，秩六百石。刺史于每年八月巡行所属郡国，检阅刑狱情况，考察长吏政绩，年终奏于皇帝。刺史的属官与司隶校尉略同。三套监察机构的恢复和加强，对加强皇帝的权力起了巨大的作用。集军权于中央　刘秀一再削弱地方的军权，加强中央的军权。他在建国不久，就下诏撤销了郡国都尉的建制，将兵权并归守、相。后又取消了各郡、国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四种常备军④，还取消了每年一度的都试制度⑤。从此，守、相的军权也被取消了。郡、国的军队很少，一般不能作战。大的战争要依靠中央的军队。中央的军队主要有四支。在首都有两支，就是南军和北军。南军又分两部，一部归光禄勋①管辖，下设有七署，就是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羽林左监、羽林右监，掌守卫宫殿和侍从；另一部归卫尉管辖，掌守卫宫门。北军置中候一人，下分为五营，就是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每营设校尉一人，掌营兵，保卫京师。地方上有两支，一为黎阳营，合幽、冀、并三州兵骑而成，驻黎阳（今河南浚〔xùn迅〕县东），以谒者监军②。主要任务是守卫黄河以北，以为首都雒阳北面的屏障。一为雍营，驻雍（今陕西凤翔南），主要任务是守卫三辅（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为西汉皇陵所在地），亦是首都雒阳西面的屏障。安帝时，为了防御鲜卑贵族的侵扰，又增置渔阳（今北京怀柔）营兵。此外，还有使匈奴中郎将、度辽将军、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等统率的边防驻军，亦直属于中央。
　　2。社会经济政策
　　刘秀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绝大部分都是西汉的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解放奴婢　奴婢问题是西汉中后期留下来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汉哀帝和王莽时期都没能解决。刘秀称帝的次年（建武二年，公元26年），就下令解放奴婢。从这年至建武十四年，共下解放奴婢令六道，解放奴婢的地域范围，适用于全国；奴婢种类，包括了因贫穷而“嫁妻卖子”者，王莽时没入为官奴婢者，被权势之家略为私奴婢者等等。有抗命不解放奴婢者，以“略人法从事”。刘秀还在建武十一年的二、八、十月中，三次下令禁止残害奴婢。如二月的诏令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①刘秀的解放奴婢、禁止残害奴婢的政策的实行，对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社会经济，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度田事件　土地问题是西汉中后期留下来的另一重要社会问题，也是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汉哀帝和王莽时期亦没能解决。东汉初年，在农民大起义之后，土地问题稍有缓和。当时刘秀亦未想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解决。他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令各州、郡，清查人们占有田地数量和户口、年纪。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限制豪强大家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二、便于封建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当时，许多大地主拥有武装，号称“大姓兵长”②，他们隐瞒的田地和依附于他们的人口很多，反对清查。地方官吏惧怕他们，有的贪于贿赂，就互相勾结，任凭地主谎报；而对农民，不仅丈量田地，还把房舍、里落都作为田地进行丈量，以上报充数，这就给广大农民制造了极大的痛苦。刘秀以“度田不实”之罪诛杀了十余个郡太守，下令加紧度田。于是大姓兵长们就武装反抗，许多农民不明真象，也跟从大姓兵长反抗，这就是史称的“度田事件”。刘秀一再发兵镇压反抗者。“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后来刘秀采取了镇压与分化相结合的政策，规定反抗者们“自相纠敗�（tí惕，揭发），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③对捕获的大姓兵长，迁徙到他郡、县，给予优厚的田宅安排，不予处罚。这实际是一种妥协政策，度田不了了之，反度田斗争也就平息下来。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
　　东汉前期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的恢复、发展速度比西汉前期慢一些，至刘秀之子明帝时，情况已相当好转。《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的状况说：“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rěn忍），百姓殷富。粟斛（石）三十，牛羊被野。”至和帝永兴①元年，有户九百二十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六千二百二十九；垦田七百三十二万一百七十余顷。②此后百年间，官府历次统计的数字基本上维持了这一水平。这个统计数字比西汉末年的统计数字要少得多。所以这样，不能说东汉的户口、田地比西汉少了，主要是由于刘秀的度田、检查户口的措施未得较好的实施，豪强地主们（大姓兵长）隐瞒了大量的田地和依附人口。
　　1。农　业
　　农具的改进　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较西汉更有发展，这和铁农具、耕牛更加广泛的使用有密切关系。在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的各个省份的考古工作中，都有大量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铁农具出土。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甘肃、内蒙古、宁夏、新疆等边远地区亦都有不少铁农具被发现。铁农具的种类和西汉基本相同，略有增加，主要是在器型方面有很大的改进。以铁犁为例，有长宽各四十多厘米和各三十多厘米的大型铁犁，有长、宽各二十多厘米的中型铁犁，也有宽度只有十几或不足十厘米的小型铁犁，这些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犁锋部的角度缩小，刃部加宽，而且较普遍地使用了犁壁，这样的犁具便于深耕、快耕、翻土、碎土，而且坚固耐用。今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四省未发现铁犁，但其他铁农具发现很多。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新式铁农具，重要的有全铁曲柄锄和�嚕╬ō泼）镰等。曲柄锄是中耕农具，全铁曲柄使用起来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