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的种子三国-第1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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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兼济天下’？”
看着有些世家人物有些惭愧地低下头，魏延觉得，不要再深入说下去了，否则这些家伙回去一琢磨总能看出自己对世家的根深蒂固的仇恨，那就得不偿失了。
“我不管其他地方如何，在我治下的地区，我不希望再有大批饿死路边的流民。诸位，你们只需要从牙缝里挤出一点点粮食，就可以救活数以万计的难民，希望你们抱着仁义之心，多行善举吧。”魏延当然把自己这场诗词发布会变成慈善晚会，便又把话题转到诗词上面了。
蔡琰嫣然一笑道：“将军，大家余兴未消，不如你再赋诗一首，或作词一首？”
就在这时，门外有人通报：“司马徽、胡昭到了！”
魏延大喜，诸葛亮、司马懿的师父来了！
……
司马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人，学识广博，有知人论世鉴别人才的能力，受到世人敬重。
南郡人庞统听说司马德操住在颖川，所以走了两千里路去拜访他。到了颖川，正遇上司马徽正在采桑叶，庞统便在车里对司马徽说：“我听说大丈夫处世，就应该地位非常显赫，哪有压抑巨大水流的流量，去做治丝妇女的事！”德操说：“您暂且下车。您只知道走小路快，却不担心迷路。从前伯成宁愿耕作，也不羡慕诸侯的荣耀；原宪宁愿住在以桑木为门轴的简陋屋舍里，也不愿住官邸。哪有住在豪华的房屋里，外出骑肥壮的马，左右要有十几个侍女侍候，才算是与众不同的道理呢？这正是隐士许由、巢父感慨的原因，也是清廉之士伯夷、叔齐长叹的来由。即使有吕不韦的爵位，齐景公的富有，也是不值得尊敬的。”庞统说：“我出生在边远偏僻的地方，很少见识到大道理。如果不叩击一下声音洪亮的钟鼓，那就不知道它的声音之响。”司马徽与庞统相互交谈，不分昼夜。谈论后，司马徽对庞统十分惊异，并称庞统是南州名士之首，使庞统渐渐为他人所知。
那一世，公元198年（建安三年），荆州牧刘表设立学校、学官，广泛寻求天下名士。司马徽客居襄阳，司马徽与荆州名士庞德公等人以及流寓到襄阳的韩嵩、石韬、孟建、崔州平等道友均有交往，关系甚密，司马徽视庞德公为兄长，被庞德公称为“水镜”。
司马徽博学多识，精通道学、奇门、兵法、经学，在荆州时与汉末名士宋忠齐名。荆州南阳人刘廙、襄阳人向朗就曾经是司马徽的学生；益州涪人尹默、李仁因为益州只流行今文经学，特意来荆州从司马徽、宋忠学习古文经学。
有人对刘表说：“司马德操是奇士，但没有遇上知己。”刘表亲自去拜访司马徽，司马徽知道刘表心胸狭隘，一定会谋害善者，所以缄口不言，不谈论时势，刘表回来之后跟众人说：“人们所说的都是虚妄不实的话，这人只是一个小书生而已，他的见识和普通人一样。”
汉末士人大多追逐功名，各奔其主，而诸葛亮、庞统却隐居在襄、汉之间，淡泊名利，不轻易投靠他人，司马徽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庞统。
后来，依附刘表、屯驻新野的刘备前去拜访司马徽，并和司马徽讨论世事。司马徽对刘备说：“一般的读书人和见识浅陋的人怎么能认清天下大势呢？只有能认清天下大势的人，才称得上是俊杰。”刘备问谁才可以称得上俊杰，司马徽回答说：“诸葛亮、庞统”。同时，徐庶也曾经向刘备推荐过诸葛亮和庞统。刘备便以诸葛亮、庞统为军师中郎将。
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刘琮投降，司马徽也被曹操所得，曹操想重用他，但司马徽在此后不久就病死了。
司马徽从不说别人的短处，与人说话时，从来不问别人的好恶，都说好话。乡中曾有人向他问好，他回答说：“好”。有一次，有人告诉司马徽自己儿子的死讯，司马徽便回答说：“很好”。司马徽的妻子知道后便责备他：“人们认为您有高尚的道德，所以告诉您。您为什么忽然听说他人的儿子死了，而对他人说好呢！”司马徽回答说：“您的话也很好。”因此在明代时，司马徽被人们称为“好好先生”，成语“好好先生”由来于此。后世“好好先生”多指不坚持原则的人与对谁也不敢或不愿得罪的人。
曾有人丢失了一头猪，并说司马徽家的猪正是他丢失的那一头。司马徽便把那猪让给了这人。过了几天，那人又得到了先前丢失的那头猪，急忙将司马徽的猪送还，并磕头自责。司马徽不但没有责骂他，反而感谢他把猪送了回来。
有一次，刘表的儿子刘琮去见司马徽，刘琮让随从问司马徽是否在家。司马徽正在家中耕作，并回答说：“我就是”。但是从人不相信，并对他大骂：“你个种地的奴仆也敢自称是司马徽。”于是，司马徽只好回到家，梳好头，带好头巾，穿好上衣后再来见刘琮。随从看见司马徽还是原来的老翁，惊恐地告诉刘琮。刘琮起身向司马徽叩头，并向司马徽道歉。司马徽对刘琮说：“您不必这样，我为此感到十分羞愧。我自己耕作，唯有您了解我。”
有一次，有人养的蚕该结茧了，无处上簇，就来向司马徽家借簇箔。司马徽就把自己家用的簇箔借给了他。有人对他说：“凡借给他人东西时，都是别人急需而自己闲置的情况；而如今他和你都迫切需要簇箔，为何给予别人呢？”司马徽回答说：“有别人不求自己，我如果不给借给他的话他将会感到很羞愧。哪里有因为财物而让人羞愧的道理呢？”
此时是197年，司马徽还在颍川，还去荆州，魏延便命人征辟他，司马徽不愿来，魏延便命徐庶亲自前往说服。
……
胡昭，颍川人，他幼读经史，学识渊博，尤其精通典史，工于书法，弱冠之年就以其绝世才华而为世人称道。他因厌恶仕途生涯，为避免无休止的郡县察举、公府辟召，就客居冀州，醉心于经史书法。素有“四世三公之家，门生故吏满天下”之称的袁绍，闻知胡昭乃颍川名流，才华盖世，韬略过人，不惜降尊纡贵，多次登门拜访，请胡昭出山，辅佐自己打天下。但由于他厌恶仕途险恶，因而对袁绍之邀“坚辞不就”。通过与袁绍的几次接触，胡昭看出袁绍嫉贤妒能。他为防不测，就悄悄地逃离冀州。果不其然，未过几日，袁绍命人缉拿胡昭，可是胡昭早已如闲云野鹤一般，躲进了深山老林。
建安元年，曹操迎献帝迁都许昌，发布“唯才是举令”后，颍川大批人才纷纷投靠曹操。求贤若渴的曹操得知胡昭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后，连续多次派人请胡昭出山入仕。但胡昭不愿做官，“信然不起”。后来曹操仍不厌其烦，再次相邀，事出无奈，胡昭只好去面见曹操，自陈胡某乃一介村野民夫，无军国之用，早已习惯于躬耕樵读的田园生涯，做官入仕，非我辈所为，断不从命，还望丞相见谅，让他息隐山林。曹操见胡昭态度坚决，难以挽留，只得慨叹“人各有志，出处异趣”，听任胡昭回归故里。后来胡昭为了躲避各路群雄无休止的辟召，索性迁居到陆浑山中。当时胡昭所居住的陆浑山，绵延三百里，散居着许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穷苦百姓。由于散居，他们的子弟都无缘读书。这些居民之间，常常由于一些琐屑小事而发生争斗。胡昭看到这种情况，就开馆办学，教他们识字、读书，使他们明白一些简单的道理。同时，对山中居民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进行劝说、化解，很快使这些居民之间平息了争斗。因为胡昭得高望重，教化四方，所以他居住的三百里山川，逐渐消除了诸如侵害斗殴等不良现象。胡昭在陆浑山开馆办学，声名远播，很多世家子弟都前来求学。
值得一提的是，胡昭与司马懿有旧，司马懿曾经求学于他，同郡的周生等人欲图谋害司马懿，胡昭得知，便邀周生于崤山渑池之间，阻止周生，周生不肯，胡昭泣与结诚，其义感动周生，由此司马懿幸免于难。胡昭有阴德于司马懿，但口终不言，没有人知道。
建安二十三年，陆浑县长张固被命令调集壮丁，派往汉中服役。百姓厌恶且害怕远道服役，都怀着不安心情。平民孙狼等人趁这个机会起兵杀了县主簿，形成叛乱，县镇因此而被摧残破坏。张固率领十几个吏役士兵，在胡昭住所周围，招呼聚集留下的百姓，恢复了政权。孙狼等人于是向南归附了关羽。关羽授给他们官印，拨给士兵，回去成了草寇贼兵。到了陆浑以南的长乐亭，他们自动互相发誓约定，说：“胡居士是个贤者，一致不得侵犯他的部落。”整个地方依靠胡昭的关系，都用不着担心害怕了。国内安定后，胡昭迁居到了宜阳县。
胡昭善长隶书，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齐名，他的书信墨迹，往往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卫恒评价：“昭与钟繇并师于刘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钟瘦”。“钟氏小巧，胡氏豪放”，世人并称“钟胡”。张华评价：“胡昭善隶书。”
言而总之，司马徽算是诸葛亮、庞统、徐庶的师父，胡昭算是司马懿的师父，如果魏延能收司马徽、胡昭为自己所用，让他们为自己普及教育，该有多好。
胡昭不投靠袁绍、曹操，当然也不愿意投靠魏延，魏延便命人把他抢掠过来，然后再让空空帮助自己，用尽各种办法，将胡昭对他的忠诚度提升到150以上，然后死心塌地归顺自己，为自己效力。
第370章 【全民皆兵】（）
当魏延听到司马徽、胡昭到来的消息，大为欣喜，没有时间理会蔡琰的请求，飞步走下楼阁，跳上乌骓马，往城南门飞奔过去。
蔡琰见魏延大事要紧，也没有因为被魏延冷遇而嗔怒，望着魏延远去的背影痴痴发呆。
南门外，司马徽、胡昭见到魏延亲自来迎接，都慌忙上前见礼。
魏延一一跟他们握手致意。经过魏延的强力推动，握手礼已经被时下的士人接受，迅速成为彼此之间表示情谊深厚的典型礼节。
魏延高兴地说道：“你们来了，我的基本政策便有了。”
司马徽听魏延这么一说，吃了一惊，连忙问道：“什么基本政策？”
魏延异常坚定地说道：“第一点，全民皆兵！第二点，全民教育！这是基本政策，五十年不动摇，一百年也不动摇！”
司马徽是个好好先生，对魏延的穷兵黩武并不欣赏，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想让这个国家兴盛起来，全民皆兵和全民教育结合起来，不失为良策。
跟随司马徽等人而来的还有司马徽和胡昭门下的数十名门生弟子，还有他们的一些至交好友，虽然都是名不见经传，却都有一些才干，让非常缺乏亲信文职下属的魏延喜出望外。
这些贤士大部分都被魏延编入宣抚营，经过魏延一段时间的言传身教以后，他们大部分都被分派在下面的营、旅、师各级做参军。从队开始就设立的参军，到了军这一级就变成某某军参军，有些绕口难听，魏延便把这个军职省略军字，于是乎，跟队长、营帅、旅帅、师帅、军帅相对应的则是队参、营参、旅参、师参、军参等各级参军。
这些参军不仅负责参赞军机，还负责军队思想工作、军纪宣传、军功录入、军纪惩戒，权柄甚大，几乎跟军事长官平起平坐，是魏延掌握军队、遏制部将叛乱的良器。
魏延本来想委任司马徽和胡昭兼领左军师和右军师，却被两人坚决推辞了，这两个人早已习惯教书育人的生涯，非常不习惯甚至厌烦军旅生涯，魏延见他们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勉强，便按照原来的计划，任命他们为典学从事、劝学从事。
自从他们来了，魏延心中那个“全民教育进而全民科举”的伟大计划便开始迅速实施起来，当然一开始是打着“教化万民”的幌子来大兴官学。
本来朝廷是有兴办官学的，在平帝元始三年，这个东汉朝廷就建立了地方学校制度，并规定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由于地方官吏多系儒者，对于修缮学宫，提倡兴学比较重视，因而郡国学校得以普遍建立，官学和私学交织发展，形成了“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景象。
但是，这些官学、私学全都是为世家子弟、寒庶地主子弟开办的，那些贩夫走卒、自耕农、佃农、奴仆之类草根百姓的子女，祖祖辈辈只能做睁眼瞎，没有读过书的他们除了依附黄巾余党反对压迫他们的世家大族之外，几乎找不到正当途径来改善自己和后世子孙的命运。
百分之九十的大汉子民都是文盲，这个情况非常不利于魏延势力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