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定陵-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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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谏，毅然传旨：“已将成，不敢中止”，决定继续前行。

　　闰二月十二日，狂风渐小，红日初露。万历皇帝由定国公徐文璧、彰武伯杨炳护驾，“率妃发京”。御驾前后，由镇远侯顾承光、左都督李文全，勋卫孙承光，统率佩刀五府军卫官30名，大汉将军300名，其他武装军校四千余人，浩浩荡荡，向天寿山行进。

　　御驾尚未出动，京城便开始戒严，每座城门都由一位高级文臣和武将共同把守。皇弟潞王当时尚未成年，即参加戒严事宜。他的任务是把铺盖搬到德胜门的城楼上居住，密切监视御驾必经之路。这支声势浩荡显赫的队伍到了郊外，皇帝及其家室住在沿路修起的佛寺里，其他随从人员则临时搭盖帐篷以供歇息住宿。在几十里路途上，一些地方官、耆老及学校的教官被引导在御前行礼，不能稍有差错。

　　万历发京的第二天，在由沙河巩华城赴天寿山的路途之中，皇帝的备用“飞云辇”，不知何故突然起火。侍卫们赶上前扑救，总算保住“飞云辇”，未酿成大灾。这次事故，群臣再度大惊失色，议论纷纷。张四维认为，这是“上天的警告”，即劝万历停止前行，但未得同意。

　　十四日，队伍到达陵区。万历此行的目的是很明显，主要是寻觅及视察他自己的葬身之地。既然以谒陵为名，那么谒祭在所难免，种种仪式自然应当周到齐备。因此，在出发之前，礼部必须斟酌成例，拟订各种详情细节，有的陵墓由皇帝亲自祭谒，有的则由驸马等人代为行礼。十四、十五两日，万历在拜谒完长、献、景、裕、茂、泰、康、永诸陵之后，还要亲祭长、永、昭三陵后边的主山，后经张四维谏阻，才勉强作罢，只命驸马等人去代行祭礼，以示诚意。

　　十六日，万历率队依次到祥子岭、谭峪岭、勒草洼三处详细察阅后，对三处地址皆不满意。十八日，万历回宫，并立即谕礼、工二部及钦天监诸官，再去选择二、三处来看。礼部见皇帝如此挑剔，心中不快，即呈奏万历：“臣等既已寡昧，请允许张邦垣多带些通晓地理、风水之人，共同前去踏勘，唯此才能选取更多吉壤供皇上选择。”对于这个奏本，万历自然深知其中之意，但他未露声色，当即给予允可。并谕令：“凡在京有谙晓地理风水的内外大小官员，都可到天寿山参与实地踏勘。”

　　万历的这一谕旨，不但未给礼、工二部带来方便，反而加深了选择“吉壤”的难度，以至最后矛盾重重，并生出许多阿谀逢迎、令人捧腹的可笑事件。

激烈的交锋

　　就在礼、工二部重新组织人马，紧锣密鼓地赴天寿山再择“吉壤”之际，有个名叫梁子琦的通政司左参议，感到建立奇功的机会到来。于是向万历陈奏：“臣子琦自幼深晓地理风水，请命臣前去天寿山选择吉壤。”

　　万历览奏后大喜，想不到本朝还有这么多的奇才，急命梁子琦随礼、工二部一同前往核视。梁子琦获悉皇帝对自己的陈奏和才华十分赏识，便在实地踏勘中别出心裁，处处与礼部郎中李一中、工部郎中刘复礼、钦天监监副张邦垣及术士连世昌意见相反。礼工二部及钦天监等人从东山口至九龙池逐一察看，终于选中了形龙山、勒草洼前、大峪山、宝山、平岗地、黄山岭等六处“吉壤”；梁子琦个人择得黄山一岭、黄山二岭、团山、珠窝圈、石门沟山、蔡家山、长岭山、景陵左山等八处。三月二十三日，礼部尚书徐学谟，将本部及钦天监择得的六处和梁子琦个人择得的八处，一并呈给万历皇帝。万历览奏之后，谕令部、工二部再行实际踏勘，从十四处中选择最上吉地三、四处并绘图来看。

　　四月三日，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杨巍，通过四处遍阅实地比较之后，认为形龙山、大峪山、石门沟山三处“最吉”，梁子琦得知自己选择的石门沟山被列为“吉壤”，内心十分欣喜，仿佛看到大明帝国的高官厚禄就在眼前了。

　　令梁子琦遗憾和痛恨的是，首辅申时行的出任，使他失去了这次加官进爵的机会，最终落得贬职闲居的下场。

　　张四维继任首辅不到一年，父亲不幸病逝。张四维无法像张居正一样，再来一次“夺情”，只能离职守制，在此期间，申时行代理首辅。但是张四维在居丧将要期满之时又突然患病不起。恰在这时，比申时行资深望重的大学士马自强和吕调阳也先后病故。命运之神自然地把这位资历最浅的大学士推到了政治舞台的前边。

　　申时行和张四维不同，他以才干取得张居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谄媚奉迎见用。张居正死后，他承认张居正的过错，但并不借此夸大他的过失，作为自己上台的资本。他和张四维的差异为同僚所深知，也为皇帝所了解。

　　七月二十二日，万历皇帝谕令内阁首辅申时行、定国公徐文璧、司礼监太监张宏前去陵区核视。两天后，申时行等人回京。

　　八月二十四日，定国公徐文璧、大学士申时行呈奏：臣等谨于八月二十一日恭诣天寿山，将择过吉地逐一细加详视，尤恐灵区奥壤伏于幽侧，又将前所献地图自东往西遍行复阅，随据监副张邦垣等呈称，原择吉地三处，除石门沟山坐离朝坎，方向不宜、堂局稍隘、似难取用外，看得形龙山吉地一处，主山高耸，叠嶂层峦，金星肥员，木星落脉，取坐乙山辛向，兼卯酉二分，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凤阁，内外明堂开亮，左右辅弼森严，且龙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关阑，诸山皆拱，众水来朝，诚为至尊至贵之地。又见大峪山吉地一处，主势尊严，重重起伏，水星行龙，金星结穴，左右四铺，拱顾周旋，云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取坐辛山乙向，兼戊辰一分。以上二处尽善尽美，毫无可议。

　　梁子琦得知此情后，恼羞成怒，认为这是首辅申时行与礼部尚书徐学谟故意与自己作对，盛怒之下，上疏皇帝攻击徐学谟，奏称申时行与徐学谟本是儿女亲家，“附势植党”，故意不给皇上选择最上“吉壤”。

　　万历见到梁子琦的奏疏后，大怒，立即将徐学谟罢职。申时行见此情景，感到形势严峻，大祸欲临，只得上疏奏辩，并联合礼、工二部及钦天监重臣，一起揭露梁子琦在踏勘过程中好刚使气，固执偏狭，自以为是，不顾吉凶等罪行。由于申时行的特殊地位和在朝廷的威望，他们的陈奏自然使万历皇帝坚信不疑。于是，当即谕旨：“子琦挟私渎奏，夺俸三个月。”

　　梁子琦的陈奏，使徐学谟被罢职的同时，自己也遭到了惩罚。然而，这个惩罚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信号，不久之后，还将有更大的灾难落到他的头上。既然他已触犯了这个强大的官僚集团，就必须付出终生代价。

　　九月六日，万历皇帝再次以行秋祭礼为名，率后、妃进行第三次谒陵。九月九日，万历亲登形龙山、大峪山主峰阅视，经过反复比较之后，谕旨内阁：“寿宫吉壤，用大峪山。”这里所指大峪山，原称小峪山，真正的大峪山在昭陵主峰。因万历忌讳“小”字，便不顾与父皇昭陵的大峪山重名，将“小”改“大”，小峪山变成大峪山。

　　九月十九日，礼部上疏，认为陵址既已选定，就应该钦定日期营建。但万历仍然不允，非要待两宫圣母看后才能确定。为此，御史朱应毂以谒陵耗费太巨，陈请两宫太后不必再去阅视，但仍未得到万历皇帝的允可。

　　十一月十三日，在首辅申时行的暗中指使下，贵州道试御史周之翰再次上疏弹劾梁子琦说，已奉皇上谕旨，寿宫定在大峪山下，可见徐学谟当初对皇上并未欺罔。徐学谟既已被罢职，梁子琦岂宜独留？

　　万历皇帝览奏之后，立降梁子琦为右参议，令其闲住，永远不许起用。

　　梁子琦接到圣旨，悲愤交集。落到今天这般地步，是他始料不及的。也只有在此时，他才真正知道面对这个强大的文官集团，他所要做的是什么。

　　1584年9月13日，万历皇帝奉两宫太后并率后、妃进行第四次谒陵。16日，万历与两宫太后亲登大峪山主峰阅视。两宫太后也一致认为大峪山最“吉”。

　　至此，近两年的“吉壤”纷争，总算告一段落。

破土大峪山

　　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月初六卯时，大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寿宫，正式在大峪山下破土动工。

　　兴建陵寝是本朝头等大事，有司职责所系，组成了一个专门机构。成员有尚书三人，司礼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申时行总营建造事宜。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体力。徐文璧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各种重要的礼仪都少不了由他领衔指点，而全部的筹划经营无疑还要由申时行一人承担。

　　在这之前，礼部曾按照万历皇帝的意图上疏奏请：山陵依永陵规制营建，“规制尽美，福祚无疆”。

　　所谓依照永陵规制，就是占地面积要宽广；地下玄宫仿九重法宫之制；明楼用预制石件构成；宝城垛口，殿堂、方城、地面等处，均用花斑石铺砌；宝城之外，再筑一道外罗城；大木、砖石等物料，必须按照标准严格选验。

　　永陵为万历祖父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寿宫。他在位长达45年，陵寝也在生前预建，规模较大，建筑也比其他陵墓华丽壮观。永陵陵院长度为289．2米，宽149米；宝城坟冢面积为51，687．2平方米；陵院面积为41，170．8平方米；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92，858平方米。而定陵陵院长度为317．5米，宽150．3米；宝城坟冢面积为41，526．5平方米；陵院面积为42，935．9平方米；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84，462，4平方米。

　　永陵的总面积虽比定陵大8，395．6平方米，但定陵的陵院面积却比永陵陵院大1，765．1平方米。因而，今天的观光者，假如有心把永、定二陵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定陵比永陵显得更为宽大深邃，这充分反映出万历皇帝对自己寿宫建造要求，也显示出定陵设计者匠心独具的聪明才智。假如把定陵和仅隔一里的万历父亲穆宗的昭陵相比，就更显出定陵的博大宏伟与昭陵的渺小拘谨。这一点，在定陵预建初期就为群臣所察觉，并引起一阵争议。当时的侍读讲官朱赓曾向万历谏奏：“昭陵在望，制过之，非所安。”对于这个忠恳之谏，万历未予理睬，依然谕令工部按原计划修建。

　　所谓九重法宫之制，是指我国古代帝王居住和祭祀的宫殿规制。它以纵横各三，形成一个棋盘型的九宫平面图。在九宫当中，中央一宫称太庙太室，中上称玄堂太庙，中下称明堂太庙，中左称总章太庙，中右称青阳太庙，四角四殿称作个室。定陵建成的三百年后，从发掘的地下宫殿看，虽然它的个室已经省略，但其基本规制依然是九重法宫的格局。

　　十三陵除永、定二陵以外，其余诸陵明楼的楼顶部分全是木质结构，因此经不起风雨剥蚀，都已严重损坏。今天看到的长、景、献三陵明楼，则于1935年和解放初期修缮而成；而唯独永、定二明楼，虽历经四百余年而安然无恙。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明楼顶部，包括额枋、斗拱、飞子、檐椽以及又宽又长的角柱，全是由全白石所雕琢的预制石件组成。这种由预制石件建造的明楼，在明朝的所有陵墓中，仅此两座。

　　既然按照永陵建制，花斑纹石自不可少，宝城垛口，明楼地面，都是花斑石。此石由多种颜色的鹅卵石经过地壳变动，受到高温高压以后，再生而成，当时仅在河南的浚县能够采到，不远千里，运来应用。这种岩石，虽然五颜六色光彩灼目，但却没有纹理，质地坚硬，雕琢十分困难。开采时，只能按最大尺寸开成毛材，然后用手工反复研磨，其费工耗时，可以想象。据（帝陵图说》载，定陵所用的花斑纹石做工极细，“滑泽如新，微尘不能染”、“光焰灼人”。

　　明朝诸陵，在永陵之前都没有外罗城而只设宝城。永陵建成后，嘉靖皇帝前去巡察，对陵园建筑不太满意，便问工部尚书：“此陵完工否？”工部尚书领悟皇帝的用心，随机应变道：“尚有外罗城一道未建。”嘉靖走后，工部立即命人在宝城之外又补加一道外罗城。于是这道外罗城便为他的皇孙万历所效仿。定陵的外罗城和永陵一样，略呈椭圆形，城墙高厚而坚固。三百年后，从城墙的遗址仍然可以看到当初的雄姿风采。

　　定陵自1584年10月6日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二、三万人。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有相当进展。但到1585年8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