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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

风雪定陵-第19部分

小说: 风雪定陵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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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谏,毅然传旨:“已将成,不敢中止”,决定继续前行。

  闰二月十二日,狂风渐小,红日初露。万历皇帝由定国公徐文璧、彰武伯杨炳护驾,“率妃发京”。御驾前后,由镇远侯顾承光、左都督李文全,勋卫孙承光,统率佩刀五府军卫官30名,大汉将军300名,其他武装军校四千余人,浩浩荡荡,向天寿山行进。

  御驾尚未出动,京城便开始戒严,每座城门都由一位高级文臣和武将共同把守。皇弟潞王当时尚未成年,即参加戒严事宜。他的任务是把铺盖搬到德胜门的城楼上居住,密切监视御驾必经之路。这支声势浩荡显赫的队伍到了郊外,皇帝及其家室住在沿路修起的佛寺里,其他随从人员则临时搭盖帐篷以供歇息住宿。在几十里路途上,一些地方官、耆老及学校的教官被引导在御前行礼,不能稍有差错。

  万历发京的第二天,在由沙河巩华城赴天寿山的路途之中,皇帝的备用“飞云辇”,不知何故突然起火。侍卫们赶上前扑救,总算保住“飞云辇”,未酿成大灾。这次事故,群臣再度大惊失色,议论纷纷。张四维认为,这是“上天的警告”,即劝万历停止前行,但未得同意。

  十四日,队伍到达陵区。万历此行的目的是很明显,主要是寻觅及视察他自己的葬身之地。既然以谒陵为名,那么谒祭在所难免,种种仪式自然应当周到齐备。因此,在出发之前,礼部必须斟酌成例,拟订各种详情细节,有的陵墓由皇帝亲自祭谒,有的则由驸马等人代为行礼。十四、十五两日,万历在拜谒完长、献、景、裕、茂、泰、康、永诸陵之后,还要亲祭长、永、昭三陵后边的主山,后经张四维谏阻,才勉强作罢,只命驸马等人去代行祭礼,以示诚意。

  十六日,万历率队依次到祥子岭、谭峪岭、勒草洼三处详细察阅后,对三处地址皆不满意。十八日,万历回宫,并立即谕礼、工二部及钦天监诸官,再去选择二、三处来看。礼部见皇帝如此挑剔,心中不快,即呈奏万历:“臣等既已寡昧,请允许张邦垣多带些通晓地理、风水之人,共同前去踏勘,唯此才能选取更多吉壤供皇上选择。”对于这个奏本,万历自然深知其中之意,但他未露声色,当即给予允可。并谕令:“凡在京有谙晓地理风水的内外大小官员,都可到天寿山参与实地踏勘。”

  万历的这一谕旨,不但未给礼、工二部带来方便,反而加深了选择“吉壤”的难度,以至最后矛盾重重,并生出许多阿谀逢迎、令人捧腹的可笑事件。

激烈的交锋

  就在礼、工二部重新组织人马,紧锣密鼓地赴天寿山再择“吉壤”之际,有个名叫梁子琦的通政司左参议,感到建立奇功的机会到来。于是向万历陈奏:“臣子琦自幼深晓地理风水,请命臣前去天寿山选择吉壤。”

  万历览奏后大喜,想不到本朝还有这么多的奇才,急命梁子琦随礼、工二部一同前往核视。梁子琦获悉皇帝对自己的陈奏和才华十分赏识,便在实地踏勘中别出心裁,处处与礼部郎中李一中、工部郎中刘复礼、钦天监监副张邦垣及术士连世昌意见相反。礼工二部及钦天监等人从东山口至九龙池逐一察看,终于选中了形龙山、勒草洼前、大峪山、宝山、平岗地、黄山岭等六处“吉壤”;梁子琦个人择得黄山一岭、黄山二岭、团山、珠窝圈、石门沟山、蔡家山、长岭山、景陵左山等八处。三月二十三日,礼部尚书徐学谟,将本部及钦天监择得的六处和梁子琦个人择得的八处,一并呈给万历皇帝。万历览奏之后,谕令部、工二部再行实际踏勘,从十四处中选择最上吉地三、四处并绘图来看。

  四月三日,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杨巍,通过四处遍阅实地比较之后,认为形龙山、大峪山、石门沟山三处“最吉”,梁子琦得知自己选择的石门沟山被列为“吉壤”,内心十分欣喜,仿佛看到大明帝国的高官厚禄就在眼前了。

  令梁子琦遗憾和痛恨的是,首辅申时行的出任,使他失去了这次加官进爵的机会,最终落得贬职闲居的下场。

  张四维继任首辅不到一年,父亲不幸病逝。张四维无法像张居正一样,再来一次“夺情”,只能离职守制,在此期间,申时行代理首辅。但是张四维在居丧将要期满之时又突然患病不起。恰在这时,比申时行资深望重的大学士马自强和吕调阳也先后病故。命运之神自然地把这位资历最浅的大学士推到了政治舞台的前边。

  申时行和张四维不同,他以才干取得张居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谄媚奉迎见用。张居正死后,他承认张居正的过错,但并不借此夸大他的过失,作为自己上台的资本。他和张四维的差异为同僚所深知,也为皇帝所了解。

  七月二十二日,万历皇帝谕令内阁首辅申时行、定国公徐文璧、司礼监太监张宏前去陵区核视。两天后,申时行等人回京。

  八月二十四日,定国公徐文璧、大学士申时行呈奏:臣等谨于八月二十一日恭诣天寿山,将择过吉地逐一细加详视,尤恐灵区奥壤伏于幽侧,又将前所献地图自东往西遍行复阅,随据监副张邦垣等呈称,原择吉地三处,除石门沟山坐离朝坎,方向不宜、堂局稍隘、似难取用外,看得形龙山吉地一处,主山高耸,叠嶂层峦,金星肥员,木星落脉,取坐乙山辛向,兼卯酉二分,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凤阁,内外明堂开亮,左右辅弼森严,且龙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关阑,诸山皆拱,众水来朝,诚为至尊至贵之地。又见大峪山吉地一处,主势尊严,重重起伏,水星行龙,金星结穴,左右四铺,拱顾周旋,云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取坐辛山乙向,兼戊辰一分。以上二处尽善尽美,毫无可议。

  梁子琦得知此情后,恼羞成怒,认为这是首辅申时行与礼部尚书徐学谟故意与自己作对,盛怒之下,上疏皇帝攻击徐学谟,奏称申时行与徐学谟本是儿女亲家,“附势植党”,故意不给皇上选择最上“吉壤”。

  万历见到梁子琦的奏疏后,大怒,立即将徐学谟罢职。申时行见此情景,感到形势严峻,大祸欲临,只得上疏奏辩,并联合礼、工二部及钦天监重臣,一起揭露梁子琦在踏勘过程中好刚使气,固执偏狭,自以为是,不顾吉凶等罪行。由于申时行的特殊地位和在朝廷的威望,他们的陈奏自然使万历皇帝坚信不疑。于是,当即谕旨:“子琦挟私渎奏,夺俸三个月。”

  梁子琦的陈奏,使徐学谟被罢职的同时,自己也遭到了惩罚。然而,这个惩罚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信号,不久之后,还将有更大的灾难落到他的头上。既然他已触犯了这个强大的官僚集团,就必须付出终生代价。

  九月六日,万历皇帝再次以行秋祭礼为名,率后、妃进行第三次谒陵。九月九日,万历亲登形龙山、大峪山主峰阅视,经过反复比较之后,谕旨内阁:“寿宫吉壤,用大峪山。”这里所指大峪山,原称小峪山,真正的大峪山在昭陵主峰。因万历忌讳“小”字,便不顾与父皇昭陵的大峪山重名,将“小”改“大”,小峪山变成大峪山。

  九月十九日,礼部上疏,认为陵址既已选定,就应该钦定日期营建。但万历仍然不允,非要待两宫圣母看后才能确定。为此,御史朱应毂以谒陵耗费太巨,陈请两宫太后不必再去阅视,但仍未得到万历皇帝的允可。

  十一月十三日,在首辅申时行的暗中指使下,贵州道试御史周之翰再次上疏弹劾梁子琦说,已奉皇上谕旨,寿宫定在大峪山下,可见徐学谟当初对皇上并未欺罔。徐学谟既已被罢职,梁子琦岂宜独留?

  万历皇帝览奏之后,立降梁子琦为右参议,令其闲住,永远不许起用。

  梁子琦接到圣旨,悲愤交集。落到今天这般地步,是他始料不及的。也只有在此时,他才真正知道面对这个强大的文官集团,他所要做的是什么。

  1584年9月13日,万历皇帝奉两宫太后并率后、妃进行第四次谒陵。16日,万历与两宫太后亲登大峪山主峰阅视。两宫太后也一致认为大峪山最“吉”。

  至此,近两年的“吉壤”纷争,总算告一段落。

破土大峪山

  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月初六卯时,大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寿宫,正式在大峪山下破土动工。

  兴建陵寝是本朝头等大事,有司职责所系,组成了一个专门机构。成员有尚书三人,司礼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申时行总营建造事宜。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体力。徐文璧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各种重要的礼仪都少不了由他领衔指点,而全部的筹划经营无疑还要由申时行一人承担。

  在这之前,礼部曾按照万历皇帝的意图上疏奏请:山陵依永陵规制营建,“规制尽美,福祚无疆”。

  所谓依照永陵规制,就是占地面积要宽广;地下玄宫仿九重法宫之制;明楼用预制石件构成;宝城垛口,殿堂、方城、地面等处,均用花斑石铺砌;宝城之外,再筑一道外罗城;大木、砖石等物料,必须按照标准严格选验。

  永陵为万历祖父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寿宫。他在位长达45年,陵寝也在生前预建,规模较大,建筑也比其他陵墓华丽壮观。永陵陵院长度为289.2米,宽149米;宝城坟冢面积为51,687.2平方米;陵院面积为41,170.8平方米;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92,858平方米。而定陵陵院长度为317.5米,宽150.3米;宝城坟冢面积为41,526.5平方米;陵院面积为42,935.9平方米;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84,462,4平方米。

  永陵的总面积虽比定陵大8,395.6平方米,但定陵的陵院面积却比永陵陵院大1,765.1平方米。因而,今天的观光者,假如有心把永、定二陵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定陵比永陵显得更为宽大深邃,这充分反映出万历皇帝对自己寿宫建造要求,也显示出定陵设计者匠心独具的聪明才智。假如把定陵和仅隔一里的万历父亲穆宗的昭陵相比,就更显出定陵的博大宏伟与昭陵的渺小拘谨。这一点,在定陵预建初期就为群臣所察觉,并引起一阵争议。当时的侍读讲官朱赓曾向万历谏奏:“昭陵在望,制过之,非所安。”对于这个忠恳之谏,万历未予理睬,依然谕令工部按原计划修建。

  所谓九重法宫之制,是指我国古代帝王居住和祭祀的宫殿规制。它以纵横各三,形成一个棋盘型的九宫平面图。在九宫当中,中央一宫称太庙太室,中上称玄堂太庙,中下称明堂太庙,中左称总章太庙,中右称青阳太庙,四角四殿称作个室。定陵建成的三百年后,从发掘的地下宫殿看,虽然它的个室已经省略,但其基本规制依然是九重法宫的格局。

  十三陵除永、定二陵以外,其余诸陵明楼的楼顶部分全是木质结构,因此经不起风雨剥蚀,都已严重损坏。今天看到的长、景、献三陵明楼,则于1935年和解放初期修缮而成;而唯独永、定二明楼,虽历经四百余年而安然无恙。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明楼顶部,包括额枋、斗拱、飞子、檐椽以及又宽又长的角柱,全是由全白石所雕琢的预制石件组成。这种由预制石件建造的明楼,在明朝的所有陵墓中,仅此两座。

  既然按照永陵建制,花斑纹石自不可少,宝城垛口,明楼地面,都是花斑石。此石由多种颜色的鹅卵石经过地壳变动,受到高温高压以后,再生而成,当时仅在河南的浚县能够采到,不远千里,运来应用。这种岩石,虽然五颜六色光彩灼目,但却没有纹理,质地坚硬,雕琢十分困难。开采时,只能按最大尺寸开成毛材,然后用手工反复研磨,其费工耗时,可以想象。据(帝陵图说》载,定陵所用的花斑纹石做工极细,“滑泽如新,微尘不能染”、“光焰灼人”。

  明朝诸陵,在永陵之前都没有外罗城而只设宝城。永陵建成后,嘉靖皇帝前去巡察,对陵园建筑不太满意,便问工部尚书:“此陵完工否?”工部尚书领悟皇帝的用心,随机应变道:“尚有外罗城一道未建。”嘉靖走后,工部立即命人在宝城之外又补加一道外罗城。于是这道外罗城便为他的皇孙万历所效仿。定陵的外罗城和永陵一样,略呈椭圆形,城墙高厚而坚固。三百年后,从城墙的遗址仍然可以看到当初的雄姿风采。

  定陵自1584年10月6日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二、三万人。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有相当进展。但到1585年8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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