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焦点访谈-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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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实令我震憾。也是从那一天起，我开始了采访关于细菌战调查的节目。正是通过对细菌战的调查，我深感到不道义的战争手段会衍生出多少可怕的结果，会诱发出人类身上多么可怕的兽性。
在1996年以前，我自己曾有过18年的军队生活经历，从一名士兵擢升为中校。尽管如此，我对战争一直没有具体的认识。1979年中越边境炮声响起来的时候，尽管我离边境只有几百公里，但是从未接近过战区。我不了解死亡，不了解战争中人的心理。直到1996年夏天，我采访到5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的细菌战之后，我才从一个平民的角度，感受到了战争是如何让生命变得渺小、让道义迷失至尽。
实际上，对日军进行细菌战的调查首先是从日本开始的。最早人们只知道日军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地区拿中国人做活人试验，并且还进行了鼠疫、伤寒等细菌的培养，准备用于战争。但是到底有没有用于战争？如何用于战争？造成了多大中国军民的伤害？一直没有认真调查清楚过。二战后中国忙于内战，之后又是两岸分治，又是内乱，这段历史黑幕从来没有被揭开过。到了八十年代，日本个别参与战争的老兵开始说出一些历史真相，这段细菌战的历史才开始露出冰山一角。但正因为有了冰山一角露出，日本民间的一些社会活动家开始了对这一非人道的战争罪行进行全面调查。
现在根据中日民间人士的调查，日军当年在华东、华北、西北、东北战区，用空投、地面投洒等方法，广泛使用了细菌武器，起码造成了几十万中国平民和军人致病而死。而这些数据和事实，都是中日民间人士用自己的双脚，在最近的十几年间，在中国一个省一个省，一个县一个县，一个村一个村，扎扎实实调查出来的，而日本政府至今都没有公布这方面的战争档案。
事实求是地说，中国民间受害者对此的调查活动远远落后于日本。或者说是由于有了日本的民间调查，才有了中国受害者的跟上。即便如此，中国受害们对这一战争罪行的控诉和追究，也常常受到诸多的限制，常常被自己国内的政治环境所不容。为此，我制作的节目，也有了几多波折。《细菌战的调查》这期节目1996年夏天采访拍摄完毕，原本定于1996年的“9·18”纪念日播出，后却被推至1997年1月10日才得以播出，同时删去了关于中国民间索赔方面的内容。《难民营里的罪恶》这期节目的命运好一些，在删去了一些可能“影响中日友好”的内容后，于1997年的8月15日（日本投降日）播出。至今，我对采访中遇到的一些人和事还记忆犹新。
在我初次接触日本的一些民间调查细菌战的人士时，认识了一位名叫水谷尚子的大学生，她的舅公名叫石田甚太朗，曾是日军驻华细菌部队之一的1644部队的一员。这支部队的总部当时设在中国的首都南京，原址就在如今的南京军区总医院的位置上。在南京时，石田所在的细菌部队天天用中国人做鼠疫实验，直至这些中国人死去为止，为的是繁殖、制造大量的鼠疫细菌，然后制成细菌武器用于战争。由于目睹了数百名中国人在实验中活活致死的恐怖情景，石田战后回日本一直郁悒寡欢，负罪的心理使他苦闷。但在日本社会右翼势力的重压之下，他像所有的细菌部队成员一样，对这段历史只有缄口不言，一直到死。石田到了晚年，因为曾经目睹了日本细菌部队的恐怖“研究”，最后他甚至对现代医学都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到了生病都不敢去医院的程度！在临终的前三天，老人把外甥女水谷尚子唤到了身边，拿出了他50多年前在中国使用过的手术刀、保险柜的钥匙、部队的徽章等等，亲口说出了1644细菌部队在中国进行细菌作战的一些重要事实。他要求自己的外甥女到中国去，向中国受害者公开认罪、赎罪，他要使自己的灵魂能够安息。
从此，年复一年，在中国华东、华南的许多城市和乡村，都留下了一位名叫水谷尚子的日本女子的足印，她按照舅公临终前的讲述，在南京、杭州、宁波、金华、衢州、义乌等地一遍遍地调查、赎罪！石田生前终于没有勇气揭露战争中这一最隐秘、最肮脏的一幕，只有等待更年轻的一代人对此进行道义谴责。
人类打了几千年的战争，战争的胜负的确是最重要的，但是通过什么手段去获胜同样是最重要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人们可是容忍战场上数十万、数百万生灵涂炭，但屠杀战俘是永远不能饶恕的。希特勒德国吞食波兰、突袭苏联、占领法国，人们对此的评价多见于军事、国际政治方面。可是当希特勒开始用焚尸炉屠杀犹太人时，任何一个人的感情都开始愤怒和紧张，因为它剌穿了人类的道德底线。道义，毕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神经系统。
为什么要在50年后重新调查这段历史，因为人类要找回失去的道义。在采访中，我们还接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有无数在细菌战中受害的中国人或者他们的亲属，正在开始向日本政府提出民间索赔。真的出乎我的想象，目前中国居然有一支几十万人的队伍，从事着日军侵华战争的民间索赔工作，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细菌战的直接受害者。同时在日本，也有成百名律师在为中国受害者们提供法律支持。
在杭州，我采访了在浙江教育学院工作的高雄飞教授。在他四岁时，日军空投的一枚炸弹，同时炸掉了他和母亲一人一只手臂。作为一名战争受害者，从18年前开始，他就一直为民间向日本政府索赔四处奔走。在华东地区，他竟然征集到了数万名中国受害者的签名和受害资料。他有段话给我印象非常深：文明社会就应该用文明的方式去反对侵略战争，最好的手段就是索赔。首先，索赔具有民间性，它把最残酷的战争细节展示出来，深深影响加害国和受害国人民的情感；其次索赔具有法律性，它可以让加害国通过法律来判定侵略罪行，这比政府的反省和道歉要可靠得多。
无论是水谷尚子，还是高雄飞，从他们身上，我感到道义不再是一个软弱的东西，思考战争的道义、思考战争手段的道义，一定会对人类的未来有帮助的。而索赔、审判，不仅仅是经济和正义的问题，而是给所有人包括已经死于战火之中的芸芸众生以尊严，还有爱。面对背离人性的恶行，即使过去一万年，也不能宽容，也不能忘记！
所以在今天，进行日军对华细菌战的调查和索赔，不仅仅是揭露罪行，也是人类反省自己的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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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民生／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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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民生这个话题是从《焦点访谈》开办“群众利益无小事”系列节目引发的联想。应该说《焦点访谈》过去就一直关注民生的话题，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以系列报道的形式加以特别的关注。从六月份开始，我就有意识地将选题定位在关注民生上，先后制作播出了《地被征了，生计断了》、《沉陷的农舍》、《谁为庸医撑伞》。这几期节目直接关乎老百姓的命运，反响不错，从中引发了自己的一些思索。
关系民生，最该关注的是那些弱势群体，他们是最无奈的，无奈到了国家的政策保护不了他们，一些官员和一些地方政府可以把他们任意地玩弄于股掌之中。山西太原市的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耕地，以血肉之躯对抗着所谓的执法（实质上是圈地卖钱）；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的农民，人在家中坐，祸事居然能从地下来，小煤窑在农舍下面乱采乱挖，当地政府的人员对裂缝的搬迁标准是要伸进四个手指头，惶惶不可终日的农民连居住生存权都基本丧失掉了；浙江省乐清市的许多普通百姓，只是因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开水烫伤，却被庸医不仅夺去了大笔钱财，还被致残致死，作为受害者，在本应是娘家的卫生局不仅讨不到一点说法，相反的卫生局却为庸医提供了种种保护，这让百姓实在是欲哭无泪。
回溯这三个话题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弱势群体，要想讨个原本就属于他们自己的公道，何其难也。媒体介入这固然是媒体的职责所在，但也不得不让人感到悲哀。以《沉陷的农舍》为例，小煤窑挖煤挖到了村民的房子下面，其中占据在国有矿区之内的二十号个体矿井，现在还在不断地在底下掏煤，矿主的名字叫李国庆，这个过去一直疯狂盗挖国家煤炭资源的罪人，居然能在国家全面整顿小煤窑的高压态势中，在某些官员的庇护下不仅毫发无伤，还能拿到貌似合法的采矿证件。更令人费解的是，在这期节目播出后，当地政府的反馈文件里，又将他的罪责开脱了，看来要揭开这背后的黑幕，继续进行艰苦的调查是再所难免的。
关系民生，选题必须是以小见大的，要有发散、调查、拓展的空间。这些年老百姓告状的事太多了，每天来自全国的告状信都堆成小山似的，要从这些素材里选择可以报道的题材，关键要看事情的背后有多大的调查余地。这个调查的余地越大，《焦点访谈》的节目特色也就会越浓。以《谁为庸医撑伞》为例，通过对一份蹊跷的行医执照来历的调查，从几个环节上把乐清市卫生局违反规定发证、对老百姓的冷漠和欺骗法庭的种种情况暴露无疑。
关系民生，最容易打动人的是情理二字。情，是能够引起观众共鸣的基础；理，就是我们经常运用的法律法规和各种规定，这是对事实判断的依据，节目入了情入了理，剩下的就是采访过程的记录、组织和后期编辑了。讲情，能够动人靠的是理；讲理，也必须依托情来讲。在《地被征了，生计断了》节目中，陈老汉及家人的哭诉和为护地拼死相争的情景，在节目中确有煽情之嫌，但之所以不为过，就是因为占地是非法的，强占的手段也是非法的，没有这个理作为前提，情就很难煽得起来。
前些年，在探讨《访谈》的出路时，大家总为找不到新的增长点和报道空间发愁，事实上，群众利益无小事拓展的正是民生的话题，也是我们今后报道的一个重点。关系民生将使我们的报道更有人缘，更能吸引人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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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过年／孙金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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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
该过年了，又该回家了。对于任何一个出门在外的游子而言，能够回老家过年，应该算是一年中一个重要的事件。
掐指算来，先是在《新闻调查》作策划，后是在《焦点访谈》作策划，前后加起来在北京已经漂泊了七年。七年间我有六次是回山西老家过的年。每一次回去前总是惜惜惶惶的，打点行装时似有几分心急，望着即将消失的北京城，眼前晃动的却早已是家乡的身影。但是每一次回去，走家串户之后、推杯换盏之余，明显的感觉就是与平常的工作相比，只不过是换了一种累的方式。更要命的是这种特殊的累，还让你表达着一种无奈：现在过年花钱更多了，可这年味却似乎不可挽回地变淡了。于是你的心很快就变得空空荡荡、没落没影的，呆不了几天便开始想着早日回京，为新的生计盘算。
奇怪的是，只有真到离别的时候，那家人的叮嘱、朋友的祝福则又会再次激起你的旧情，使你内心平添些许的苦味与惆怅。于是就等着下一次过年，下一次回家，周而复始，年年不绝。
离开山西七年间，唯独没有回去的一次是９９年，那次与妻子终于下定决心，要借过年之际到外地旅游。出发时心情很激动，兴致极高，但是当大年三十晚上旅馆外的鞭炮赫然炸起时，忽然有一种魂不守舍的感觉，觉得自己灵魂出窍了，茫然不知所措。慌乱中，拿起电话给远在家乡的亲人打过去，然后就是亲朋好友，我说完是妻子接着说，然后就是女儿说，一家三口一说就是一晚上还觉得不够，竟然一晚哪里也没有去。那一年的除夕夜，旅行社曾给这些旅游度假的人们安排了一些守夜活动，但是据说没有几个人前去捧场，显得冷冷清清的。也许更冷清的是人们的心灵。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难道就不能不回家过年吗？
许多次我曾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许多次我都必须回家过年。似乎那个遥远的地方始终飘动着一根你看不见、摸不着的生命丝线，无论是浪迹天涯，还是漂洋过海，不管是腰缠万贯，还是行囊空瘪，它总是在过年的时刻坚定不移地串起游子的无限思恋，牵引着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流动的人潮，携妻拥儿踏上回归家乡的旅途。
年，是春夏秋冬风霜雪雨变化交替中的一座界碑。
家，是三百六十五里长路走到尽头时的一个驿站。
回家过年——莫非，这就是游子们摆脱不了的一种宿命？
其实
